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才能争取胜利

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才能争取胜利

击水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禹鑫常

毛主席逝世将近40年以来，随着两极分化、腐败成风，黄赌毒黑沉渣泛起，随着私有化的蔓延，工农群众自身权益日益受到损害，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深入，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一个以40年来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为对象、以网络为主要阵地的大讨论、大反思正在逐步展开。有些朋友认为，这场大讨论、大反思，就好似新世纪的网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一个努力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批判现实的左派队伍，正在逐步形成。

然而，近十几年来，这支“左派”队伍内部，却反映出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队伍内部的矛盾、分歧、分裂。记得韩爱晶同志在回忆文革中毛主席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情景时，有过这么一段回忆：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看看当今国内的所谓“左派”队伍，是不是也出现了“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局面呢？面对这种局面，有些朋友已经发出所谓“团结”的呼吁。这种呼吁，有些属于不分青红皂白，呼吁的是无原则的“团结”，有些人不能公平对待是非曲直，却也在那里号召“团结”，因此这种“团结”始终也未能实现；另一些人所谓的“团结”，实际上是让别人服从他自己，似乎这样就“团结”了；更有一些人属于“损着别人的牙眼，还提倡宽容”，自己做了危害团结的事情，当着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又以“团结”为挡箭牌而拒绝批评。

其实，对于各种“不团结”现象，应该做出客观的分析。大致说来，一种分歧属于认识分歧，即对目前社会性质、对于左派应取的政策、策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想法。第二种情况，属于个人、小集团、宗派之间的利益之争、意气之争、风头之争，等等；这些利益的、意气的、风头的纷争和对抗，又往往以观点、认识的不同为诱因，或者以具体工作上的方法不同为诱因。第三种情况，表面上表现为不同观点、不同认识的分歧，其实是有人打着“左派”、“毛派”的旗号，站到了资产阶级、站到了走资派立场上，因此属于立场分歧。

对于以上种种，在实践中，应当分清不同的情况，严格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首先，要鉴别和区分认识分歧和立场分歧，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其次，要正确对待和处理思想认识之不同、工作方法之不同，防止和杜绝因此而滋生的意气之争、风头之争和利益之争，更是不容易。

以上种种分歧和矛盾中，立场问题当然是最严重的。思想认识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需要做长期的、耐心的、大量的工作，才能不断解决。旧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问题。这里，暂不去具体讨论各种思想认识分歧，也不去讨论可能隐藏在思想认识分歧背后的不同立场问题。我们仅仅讨论一下，面对同志和朋友之间的思想认识不同、工作方法不同，作为毛主席的战士，应该怎样处理。目前的左派队伍中，有一种处理方法，就是轻易地闹分裂。造成“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局面，这就是原因之一。

    “轻易闹分裂”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呢？我们来回顾一些历史事实。1950—19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正确的斗争，先是本着尽量团结的原则，在内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比如对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在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之后的一个月——1956年4月，毛主席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就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价。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本着这样一个基调来评价斯大林。这样，我们正面说出了我们的看法，同时也没有公开批判赫鲁晓夫。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频繁接触，对于斯大林，采取“先抑后扬”的策略，先批评斯大林的缺点错误，然后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基本方面，得到各国同志的普遍认同。所有这些，都表明毛主席首先是本着团结的诚意，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衷心希望苏联领导人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端正思想认识。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要起草一个《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分子要求在宣言中重弹苏共“二十大”报告的错误论调，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过渡实现社会主义。毛主席当时与西方各国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量谈话，了解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同时苏联领导人则顽固坚持写上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表示，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既然不能进一步修改，那么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交给苏共，把我们的意见写清楚，这样，就可以使宣言通过。

毛主席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次在莫斯科，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指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社会党的问题，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我们都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开。可见，毛主席心里是有数的，但是斗争方式是讲究策略的。

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正式公开化，对事实进行歪曲、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谩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针对各个重大问题，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回顾历史，在当时是苏共挑起了公开论战；后来，又是苏联方面撕合同、撤专家、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并且把核弹头对准中国、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等等。而毛主席在反修斗争中，则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

赫鲁晓夫是口称坚持列宁主义的，在外界看来是最最革命的。他们口头上每天都挂着“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赫鲁晓夫等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不仅推行了一整套错误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路线，更以一种“老子党”、“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强迫各国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对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同意见，他们采取大国霸权主义的做法，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兄弟党进行围攻，乱扣“反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等政治帽子。谁能相信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是革命的？

笔者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要识别真假革命，看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是不是真革命，一个很重要的鉴别方法，不是看其口头如何声称，而是看其是否立足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要团结资产阶级革命人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一道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人要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而不是少数人孤军冒进。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嘴上革命，你怎样鉴别他是真是假？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开杀戒，就足以证明他是假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新疆军阀盛世才都曾经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阎锡山抗日时期也曾创办“抗日革命军政大学”，盛世才更是口称革命，甚至自称向往苏联、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后来又都“翻脸不认人”，掀起反共高潮，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是假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期间率部队强行南下、另立中央，甚至曾企图利用红军打红军，最后留下一世臭名。在土地革命时期，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中，就曾乱杀党内同志。张国焘后来私心膨胀，自己感觉在党内“不得志”，不惜身败名裂而投靠国民党，与他之前在党内专横跋扈、动辄闹分裂，难道没有一定联系吗？

毛主席曾经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多次排挤，他的正确意见总是不被采纳，而且还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但是，正如周恩来总理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毛主席不但善于坚持真理，还善于实现真理，“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罗章龙的“公案”也很能说明问题。罗章龙是与毛泽东同时期的革命者，早年在湖南与毛泽东共同创办新民学会，1920年又在北京与张国焘、刘仁静一起，协助李大钊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建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前后，他在白区从事工人运动，坚决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强调“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对此，与会的罗章龙等一系列同志表示坚决反对。最后，矛盾发展到罗章龙等同志成立了一个中央非常委员会。当时的党中央作出了决议，鉴于罗章龙等人在党内另立中央，故将其开除出党。尽管已被开除出党，罗章龙还是在1933年被捕，出狱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解放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同时，他一直向党申诉当时被开除的事情，但是，党中央一直认为，罗章龙等人当时与王明的“左”倾路线作斗争是正确的，然而另立中央则是错误的，因此一直没有为其恢复党籍。

在苏区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代表正确路线的毛主席一方面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自己也受到他们的打击排斥直至组织处分。但是，毛主席是怎样评价罗章龙事件的呢？毛主席后来说:“罗章龙是湖南人，我跟此人相当熟悉。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尽管毛主席对当时党内白区斗争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说“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对罗章龙另立中央的行为，是不赞同的。

毛主席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指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毛主席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组织生活方面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

1967年6月21日《文汇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指出：“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突出表现，是以‘我’为轴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在革命组织内部，独行其是，一切通过‘我’说了算数，大搞其一言堂”……

《文汇报》的社论指出，鉴别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是为公还是为私，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离不了一个“私”字。正是这个“私”字挡住了视线、迷住了心窍，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个人思想判断是非……

在新世纪的网络文化大革命中，上述小资产阶级倾向，有没有表现呢？ 

例如，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左派”队伍里，不是比比皆是吗？某些“保”派“大师”们的言行，不正是如此吗？

再例如，新世纪“左派”队伍里的某些“老同志”，判断问题时以“我”为轴心、行起事情来唯“我”独“革命”，难道不是客观存在吗？他们擅长闹分裂，对于跟自己跟得不紧密的同志，就采取写公开信的方式，把具体工作分歧说成是“路线斗争”，或者对同志采取网上公开谩骂、诬蔑的卑鄙流氓手段，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后来，这些“老同志”内部也发生了具体工作分歧，其中又有人采取公开信的方式将之宣扬为“路线斗争”，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呢？

“老同志”们的不良习气，也被“左派”队伍里一些中青年人学了去，有些同志也把与自己共事的同志视为异己，对同志不信任，把同志之间的不同看法、认识，或者工作方法上的分歧，一律渲染为“路线斗争”，甚至不惜对同一战壕的战友采取强制措施、取消别人的发言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某些“老同志”没能做到，左翼中青年能否做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某些“老同志”没能做到，左翼中青年能否做到呢？

当年，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第二条是“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条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条是“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条是“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后边这三条，都是讲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过去我们不理解，共产党人当然应该具备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优良的思想作风，但是这在共产党人应具备的众多品质中，恐怕还不是最重要的；制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为什么要把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作为重要条件呢？

实际上，反观国际共运历史上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反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无论是以右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左”的面目出现，难道不都是“唯我独尊”、“文过饰非”、“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某些同志的思想和立场没有滑到修正主义边缘，甚至还能坚持一些正确的思想原则，但是如果这些同志也采取“唯我独革”、“自封百分之百”、“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等思想作风，那也会使自己止步不前、也会使自己与真理失之交臂。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是坚持科学思想方法的模范，一定是发扬优良思想作风的模范。反过来，“自以为是”、“动辄训人”，肯定不会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更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那些“自以为是”、“动辄训人”、“文过饰非”的人，往往是自以为百分之百正确，也往往自以为核心。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教导我们，“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让别人以自己为核心的人，是最蠢的。”

我们体会到，毛主席当年把“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能发扬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能够谦虚谨慎、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这三条作为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中的三条，防止革命接班人像赫鲁晓夫那样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防止革命接班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是多么准确、多么英明的预见！

当然，毛主席在讲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三条“必须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也就是说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嘴上天天喊“坚持列宁主义”、实际上口是心非的人骗取我们的信任，被我们无原则地加以“团结”。

说了半天，毛主席的战士、革命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该怎样对待同志之间、朋友之间的认识分歧、怎样对待工作方法上的分歧呢？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发表谈话指出：“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

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革命的左派，必须凝聚成一个核心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会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学会驾驭复杂的政治斗争，必须逐渐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克服私心杂念，杜绝宗派主义和个人风头主义。毛主席曾经指出：“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 

纵观全局，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走资派、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左派”队伍内部，主要倾向是警惕右倾政治幻想、反对或明或暗的“保”、“救”主张。所以，我们不赞成某些人提出的所谓“在左派队伍里批极左”。

正如毛主席晚年在《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所指出的：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在深切缅怀毛主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在深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需要我们发扬“松树精神”，敢于斗争，不怕修正主义对我们的打压、威胁，也不怕“保救”分子嚣张一时，而是凭借我们敏识妖域的高度政治敏感，戳穿他们的“毛派”外衣、“左派”画皮，在万花纷谢、高天滚滚、乱云飞渡的局势下敖立霜雪、巍然从容。同时，也需要我们发扬“柳树精神”，善于把握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和朋友，努力争取中间力量，最大限度瓦解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拳头，向着资产阶级、向着修正主义、向着假“左”真“保”的机会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