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一下倒霉的宋鸿兵

【作者按】宋鸿兵先生最近倒霉了。这其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历史上许多大经济学家搞出的理论虽可彪炳史册，但他们的具体投资决策却错得一塌糊涂。至于所谓为骗子公司站台的说法，当时连负有监管和审批责任的国家有关部门都没有察觉那公司有何不妥，除非有证据证明宋先生明知其中猫腻仍故意误导公众，否则要求他为诈骗行为负责也是不合法理的。宋先生的问题在于对自己的个别结论太过执著。比如他认为将来整个世界的金融体制一定会回归金本位制，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只要吃透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就明白回归金本位制有一个先决条件：黄金能够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条件早已荡然无存。除此之外，宋先生的许多理论洞见依然光彩夺目。下面重发八年前与胡祖六大神就《货币战争》商榷的一篇文章，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虽然你倒霉了，我仍然看好你！

《货币战争》一书畅销了好几个月，引起了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有趣的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精英”对此书的反应：他们先是贬之为“学术垃圾”，甚至不屑一驳：“哪有科学家写书驳斥跳大神儿的”！然而，终于，作为主流精英一员的胡祖六先生不得不出来表达一种深切的担忧：“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我们先不管《货币战争》是否足够“真实与严谨”，只看胡先生眼中一定是最为“真实与严谨”、而且一直被政府决策者“认真待之”的主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是否能让人放心。我们看到的是，在主流金融理论的指导下，央行九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并发放相当规模央行票据之后，宏观调控的效果仍不明显。当然，主流精英会说：要是我们不调控，情况会更糟。可是就算一个“跳大神儿的”给人治病治死了，他也会说：假如我不跳，人会死得更快。是吧？

自己所秉持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屡屡失灵，却又反对政府决策者对别的理论“认真待之”，居然还能显得理直气壮，令人叹为观止。

况且，即使我们同意胡先生对《货币战争》一书所作的“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的定性，即使该书所本的参考书在美国“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也不足以肯定此书在学术上毫无价值。因为只要有“视角独特”这一点，就已经构成学术价值的必要条件了。而那些人云亦云、跟风追主流的所谓学术论著，才是真正的学术垃圾。回顾经济学术史就知道，当年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也不过是“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也同样不被“主流社会”认可，但凯恩斯就能从中读出其学术价值。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别以为主流了，就内行了。

那么，《货币战争》的门道在哪儿呢？我认为，就在于作者指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致命弱点：货币价值缺乏一根“定海神针”。实际上，这是把李嘉图曾经孜孜求索而终不得其解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强调其在经济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缺了定海神针，货币价值就如同股票价格一样失去了客观标准，为幕后操纵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如果有人认为每一次股市波动背后都有阴谋，对于这样极端的说法，我们可以不必过于“认真待之”。但股价是可以人为操纵的，却早已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而且是一直被监管层“认真待之”的。《货币战争》一书的真正学术价值，就是使人们认识到在摒弃金本位后，货币价值是可以被阴谋家操纵的，货币战争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对于这种可能性，哪个国家不“认真待之”，就很可能要吃亏。

至于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是不是一直被某个阴谋集团控制，在我看来，那不过是“热闹”层次的问题，大可见仁见智。所以我对胡先生在具体事实或个别观点上对《货币战争》的批评不反感，我反感的只是那种主流心态，甚至对历史的解读也强求与主流一致的观点。其实《货币战争》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方法上并无不妥。同属当今经济学界“主流精英”的萨克斯（就是那位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在回顾历史时认为，如果一战后盟国听从了凯恩斯的意见，不把战争债务都推到战败的德国头上，那么希特勒就很可能上不了台。也就是说，一项经济举措是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胡先生眼中的“正义史诗”本来是可以改写的。难道既然已经正义，就不能再反思？

《货币战争》的作者并没有受过正规的主流经济学训练，但他以常识为起点的金融著作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实在是个可喜的现象。再看看近来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经常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说明西方舶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光环正在褪去，人们正在返回常识，社会舆论正在走向成熟。但面对这样真正理性回归的潮流，主流经济学家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还在死撑着那点可怜的傲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绕到这种傲慢的背后，看看孔雀的屁股。

1938年10月，为了使来年在纽约东北郊举行的世界展览会更有纪念意义，人们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把一些纪念品装入一个坚固的箱子，埋在地下，规定五千年后（即公元6939年）的后代子孙才能打开。在这些纪念品中，有爱因斯坦写的《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大半个世纪后再看这封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不限于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而是要飞越太空。高科技已不限于解放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正在解放繁琐的脑力劳动。通讯技术更是到了当时人们无法想像的3G时代。所以，不用等到五千年后，现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就已经可以“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了。

但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来读这封信？“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的状况已经得到真正的改善了吗？如果没有，你们傲什么？

注：《货币战争》，宋鸿兵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