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據贓不還的法國強盜是可爱的文明人嗎？

梁晓声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第5章“文明的尺度”提到一個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他為此書發表站台時又講到：

 

“我寫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結尾寫到：我感覺可能是文明在西方，傳統在台灣，腐敗在大陸。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們乘車到法國巴黎郊區的一個鄉村旅社住宿，當天颳風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機旁，前面的車上有兩個法國女孩子臉朝後，望著我笑，他們可能很少看到中國人。當時有客人在等著我們，心裡很著急，車又開不快，前面有車又不能超過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們的車在前面就好了。後來有一段路夠寬，前面的車停下來，開車的那位父親下了車，我們車上負責開車的法國外交部人員也下了車，兩人在那說了半天，我心想，還跟人家說什麼，趕快把車開過去就是了。

那位父親對他說，一路上都是他的車在前邊，這不太公平，現在請我們開到前邊去，外交部的小夥子說，我們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吧。那位父親接著說了一句話，還是希望我們開到前邊去，車上坐著他的兩個女兒，他不能讓女兒認為不讓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恐怕我們中國人就缺這一點，我不太知道這是由於什麼樣的文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直抵人心，而且成為一種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梁晓声真是健忘，《文明的尺度》的結尾並非“我感覺可能是文明在西方，傳統在台灣，腐敗在大陸”，而是“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身体力行……”。其它前後不一處，如他嘴巴講的“開車的那位父親下了車，我們車上負責開車的法國外交部人員也下了車，兩人在那說了半天”，也與文章所寫“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的情節不同；“那位父親接著說了一句話，還是希望我們開到前邊去，車上坐著他的兩個女兒，他不能讓女兒認為不讓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說詞跟白紙黑字“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也有不小的落差，未知這些出入跟其編劇出身有否關聯？

 

大作家以法國父親靠邊停車禮讓來論證“文明在西方”，吾人是不敢茍同的。法國父親做的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常的開車禮節而已，它每天發生在全世界各地的馬路上，把它上綱到“不可度量”、“直抵人心”的“文化”高度未免小題大作。我懷疑梁晓声可能不曾開過車，在“颳風下雨，山路也很窄”的情況下，後面一路跟著一輛“客人在等著我們，心裡很著急”的車，自然會給全家出遊的前車司機帶來心理壓力，“没法开得心安理得”自是人之常情。作家到言語不通的法國不過走馬看花幾天就放言“文明的尺度”：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并且还将继续改变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首先应该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但是我們認為要面對“文明的深层问题”、驗證“文明在西方”的感覺是否正確，無庸跑去遙遠的國度，走一趟圓明園答案應該就很清楚。正如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所指斥：

 

“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当初在巴黛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

 

“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迄未洗心革面的法兰西强盗讓人想起曾在法國讀書生活二十年的作家邊芹的一段話：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奥赛博物馆游览，进厕所间捡到一枚镶碎钻金戒指，从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觉得拾人之财不义，便拿去交给博物馆管理员。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过去的人冰冷的眼神当头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诧异而且颇不以为然，我从投过来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识到人家这里不兴做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我后来发现此间没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谁发现是谁的天经地义，良心上不会有磕碰的。到了那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巴黎、伦敦、纽约的博物馆满是他文明的宝藏，展起来毫无愧疚。”

 

把圆明园战利品装入自己腰包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的文明人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

 

拾金不昧的文明概念對你們太高准则了，你們引以為傲的大文豪所呼籲将不义之财物归原主的文明底线難道也礙難遵行嗎？

 

按《文明的尺度》，為“心安理得”而讓路是“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的文明意识，那麼，據贓不還毫无愧疚，是可惡至極？或野蠻成性？還是兩者皆有！梁晓声，請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