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引言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功过得失 三、超越自我、直达终极 终极信仰与终极透视 “唯物”、“唯心”,皆由一“心” 物质纵欲 精神超越 精神生活两层次 谦卑 宽容 求衡 四、结论 一、引 言 “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在暌违三十多年后,又被某些讨厌它的公知重新提起,从而讨伐者有之,一味辩护者也有之。时代风云真是变幻莫测啊,但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笔者没有做过系统的阅读、研究,但对于以前大学教科书和课堂上、以及官媒宣传中所呈现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直非常憧憬,至今仍感到那并不全是荒唐之言,而是蕴含着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其中有着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真实洞察。同时,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实践表现则既有赞赏、又有质疑。自从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得以重新公开泛滥、“共产主义”信仰话语悄然隐退以来,笔者也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走向暂时的“失败”(笔者相信这不是最终的失败,蕴含在此信仰中的合理理想定会以崭新的面目浴火重生)。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多年来所思所写实际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旨意展开的。 笔者认为,面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现实,正面的共产主义信仰话语,应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恩所阐发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合理而崇高的内核,即在世界上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切形式的分配差距都是阶级剥削,但阶级剥削确实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一直存在 – 至于如何界定“阶级剥削”,笔者会在下文中提及)。试想如果共产主义理想真像有些人所诅咒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万恶不赦的话,它能够轰轰烈烈地席卷半个世界、并昂头挺胸地立足长达一个世纪吗?但另一方面,也要正面直视共产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世纪性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义无返顾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分析、批判、反思,为其浴火重生作好理论和舆论准备。维护和反思两个方面都需要,缺一不得。总之是既不应因噎废食,也不应简单地重复走过来的路。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功过得失 在马克思所处的环境和时代,随着人们物质生产之业化、科技化、社会化、商品化、资本霸权化,随着社会生产规模之空前扩大、生产效率之空前提高、和生产关系之空前复杂,随之而来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其规模、严酷性、隐蔽-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方面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比之于较原始的、赤裸裸的对奴隶-农奴的人身占有)。因此,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花大力气,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称王称霸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入手,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即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的学说中很多合理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学界【注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日后的改良起到了最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本上不可能“改良”的最深层矛盾得以进一步暴露,从而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进程。这说明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了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同时,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追随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也暴露了其学说的缺陷。马克思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真诚地希望“解放全人类”这一崇高理想,而他的学说最大的败笔也恰恰在于与此有关的下述两点: 首先,其生产力中心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决定了其共产主义的“解放”理论是物质中心主义的。它所反对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也是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而它所憧憬的是以物质上的“各取所需”为中心的。至于“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全面发展”等诉求,在形下层面上,是消灭剥削现象的精神保证、因此无可非议;但这些诉求的最终目的都没有超越物质上的“丰富”、“涌流”、以使“各取所需”成为可能这一核心关切,而是将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无节制单向索取合理化、永久化了,也就是无形中将人天对立的观念合理化、永久化了。也就是说,这一“解放”理论没有包含超越物质(包括对于物质世界的改造)、超越经济的终极性纯精神关切。 于是,由这个败笔又导致了第二个败笔:正是因为缺少对人的终极精神关怀,所以既然在社会物质生活方面,一切剥削阶级分子是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受益者,因此他们不属于需要被“解放”的“全人类”之列,而仅仅是其他人得到解放的绊脚石,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搬走。因此,虽然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具有最广大的博爱精神,但是他的具体学说似乎缺少这个精神(或者也许是他的追随者们在解读和实践他的理论时阉割了这个精神),而表现为比较狭隘的阶级解放理论。这恐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中片面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源吧。 但这些败笔无损他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他的思想缺陷主要是他所处的历史大时代和思想大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上文提到的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空前规模、空前严酷而又比较隐蔽这一社会现实,可能让马克思无暇顾及“人类解放”的精神方面和剥削压迫者(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解放”问题。如果说这是上述两大缺失的客观现实原因,那么他所浸润于其中的、以心物对立、形上形下对立、人天对立、终极性阶级对立为典型特征的西方思想传统,乃是其客观思想根源。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不是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他以后又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决定了他的历史角色主要是“破”,即对于既存制度的批判性揭示,而不是“立”, 不是对于新制度及通向新制度的道路的探索。因此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远景及其实现途径,与他对于既存现实分析批判的具体细致程度相比,又显得比较笼统、含糊,实际上并没有给出充分明晰、可以具体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案。而马克思基于对尚未充分展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所设想的大致远景和道路,却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东方、被一群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模糊的先进分子用来付诸实践,企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通向理想之路,那么,其中潜藏着认识的缺陷和实践的盲目性,自然是难以避免、也可以理解的了。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者(可能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同道者们也一样)所暴露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并不都是根源于马克思的学说,其中不少可能与马克思无关。而马克思的某些追随者有时还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注二】、【注三】,更加增添或发展了原有的片面性。 二、超越自我、直达终极 终极信仰与终极透视 笔者在纲要性拙作《人类向何处去—新世纪意识形态之较量与重组》(九州出版社2013)、以及专题性阐发的大量网文中,从形上哲学、到社会理论、到政治经济学、到政治体制问题,在主要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合理性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进行探索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中缺乏形上圆融彻底性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人天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以西方模式概括人类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想中的物质中心主义、社会理论和思维路线中的机械二元主义等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批评。由于笔者没有可能对马恩原著进行系统研读,因此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和实践为分析对象。 最近一个时期,笔者越来越感到,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总根子乃在于缺乏终极精神信仰及其所蕴含的终极理性,也就是缺失、甚至排斥关于宇宙人生终极真相的圆熟信仰作为其最高指引。为此,在不久前写就《意识形态替代不了终极信仰——理性主义批判》一文(以下简称《终极信仰》),事实上无意中为本文作了学理上的铺垫。由于《终极信仰》一文篇幅较长,已分篇上载,其中第五次连载的四(四)一节集中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错失。但由于该文主要是从批判工具理性主义入手,说明终极信仰、终极理性的根本重要性,也就是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层面上,对于缺乏终极信仰的各种意识形态之功利主义理念的总体批判,但没有充分展述从本体信仰引出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认知,更没有以此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道德意识状况作出考问,而道德与理念是相辅相成的。既然只谈了理念方面,而没有涉及道德方面,因此没有在字面上直接点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缺失终极精神信仰这一根本问题。关于后一方面,笔者在以前实际上曾经单独讨论过(如《为什么重提“无产阶级” 》一文),本文则要重新提出,深入讨论,借社会舆论重新提及“共产主义信仰”问题的机会直接点穿其致命要害。 上文所提理念和道德两个方面可以分别从《终极信仰》一文的三(二)“人化世界之缘起性空和多维平衡:心物不二之终极理性”一节的两个小节引申出来。从第二小节引申出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宏观理念和实践的批判,见于该文四(四)一节,本文不再重复。下文将从其第一小节“缘起性空”、祛除“我执”的角度分析一下共产主义信仰者个人人生价值信仰和道德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得失成败的关系。 “唯物”、“唯心”,皆由一“心” 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建筑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将人眼中的世界形相看作是不受人的观察行为的影响、而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纯“客观世界”。即使是“辩证唯物主义”,它还是认为“物”对于“心”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是“第一性”的,虽然也“辩证”地承认“心”对于“物”的“反作用”,但这种“辩证”并没有否定物世界在接受“反作用”之前首先起着对于“心”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没有否定将独立于“心”之“物”看作世界终极本源这一形上理念。但是,不仅中国古代的道、佛信仰已经认识到,而且当代理论科学也已经证明:“物质在没有被观察之前,不具有任何形式”(中国传统称之为“混沌”;笔者用当代语言解读为“无限潜在可能性”)。也就是说,具有任何形相(形式)的观察结果有赖于“被(特定观察主体)观察”这一举动,也就是受着该观察主体的“主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外在“物”。因此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纯“客观物质世界”;唯物主义者所谈论的那个独立于心之外的物世界,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独立于人意识之外了。所以,将此由心意识所化现、因而并非“纯客观”的物质存在误以为是世界本源的“唯物主义”观点,实际上无法与唯心主义相区别。“心、物”本不可分,所以也无所谓“唯物”、“唯心”之分了。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将观察的主体从我们人类扩大到包括一切可能的生灵,大到我们无法觉察的太空生命(就像我们体内的寄生虫无法觉察我们那样)、小到猫狗乃至微生物以下(在有形无形的终极无限之中,一切大小差别,包括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差别,就显得没有绝对的意义了),那么很容易理解:人眼中的世界、包括人本身这个极其有限、渺小的存在,只是作为世界本源的“混沌”所具有的、潜在可能的无限多种展现形式之中的一种罢了;它与混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佛家将这种关系描述为“缘起性空”;道家将此终极真相名之为“道”。所以道、佛两家所信仰的是一种关于有形无形之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相。中国道家又由此真相进一步引申出如实看待人化世界的终极理性,也就是动态地求取多维整体综合平衡的思维和行动路线(下文将会引述笔者此前关于如何“引申”出此终极理性的叙述)、以及与此相配合的终极性谦卑宽和精神(本文重点,详见下文)。与形形色色的、以物质利益的对抗为核心关切而无视或漠视宇宙人生本相的世俗意识形态信仰相比照,道佛信仰如实地看待宇宙人生,因此能扫除一切阻碍人们如实地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迷信和妄想,从而能有效地开发出人们的真实智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需要。一切唯物主义理论缺少的就是这种终极信仰、和其中所蕴含的终极理性智慧。而当这种最高智慧的统筹作用缺位时,唯物、唯心的所有工具理性必然是碎片化的,只能在片片局部孤军突进方面具有某些指引作用,但片片之间必然相与悖谬、相互抵消各自的正面作用而激发、扩大、加剧各自的负面效应,因而必然为人类带来灾难。马克思理论之缺失、共产主义实践之挫折其根源也在于此。 由于其思想体系的终极二元分立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通过“辩证法”的应用部分地加以补正,可以说在形下层面上达到了最高的认识论高度,但它并没有超越形下层面而达到形上本体的终极高度;然而它却误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终极高度,而排斥一切其它的形上终极话语,一般都斥之为“唯心主义”。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一概斥之为“迷信”。其实不然。笔者以为,人类的解放首先是、主要是精神上的解放,而所有为广大地域内千百万人代代相传千百年的传统宗教和世俗的形上哲学思想体系,在人类通向精神解放的道路上都起着或大或小、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物质纵欲 所谓精神解放,也就是精神上不受任何羁绊、蛊惑,没有痛苦、烦恼,因而自在、安乐。如果物质生活艰难,例如饥不果腹、寒不蔽体、夜无居所、老无所养,这当然会带来痛苦、烦恼,较难自在安乐。所以无论是对于每个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整体,一定的物质基础自然是精神解放的必要前提。但是纵观人类历史,按人类总体的生产能力来说,满足这一基本物质需求的条件早就具备了。那末为什么今天世界上一方面仍然普遍存在着饥不果腹、寒不蔽体、夜无居所、老无所养的情况,而同时不少温饱有余的人们还在孜孜以求地、甚至不择手段地拼命追逐更多的物质财富,以致到处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乃至暴力恐怖、战乱屠杀、核爆威胁、生态灾难,既导致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毁灭,也让人们普遍地、日日夜夜地处于担惊受怕的精神折磨之中? 归根结底,那是由于在全球各地强势集团纵欲文化的精神蛊惑之下,人们以自我满足为中心的物质贪欲普遍泛滥。但在这种物质纵欲主义氛围中,实际上很少人能真正放弃比物质欲求更重要的精神需要,而又摆脱不了物质纵欲主义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羁绊和折磨。如果在温饱有余的基础上,在无害于他人、社会、生态的前提下,希望将物质生活水平再提高一些,这当然合于人情自然,但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下面试着列举今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上、处于各种不同经济状况中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追求: 1. 物质境况窘迫者为起码的温饱担忧,因而痛苦烦恼不断(精神折磨),值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物质需求和精神慰藉同样重要)。 2. 温饱有余者,分为三小类: (1) 生怕被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所淘汰、有朝一日陷入温饱无着的窘境(精神担忧,因此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同样重要); (2)或为自己所喜爱的业余娱乐生活(精神需要)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 (3)或为自己所喜爱的某种创造性活动(精神需要)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 这三小类人因此虽然都温饱有余,但仍不得不连续拼杀、努力积聚更多一些物质财富,但目标有限,并不一定是追求“越多越好”,因此无可厚非。 3. 至于那些拥有百万千万亿万、几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的富豪们(无论是暴发户还是世袭者),他们大多仍孜孜以求更多的财富,或许也有多种情况: (1)可能确有少数中的少数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至于既存经济制度是否真正给社会大众带来普遍温饱、自在安乐,他们或者没有质疑、或者认为不是他们的份内事、因而不于关切。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辩解为是为了某种精神满足,因此似乎不能一概地斥之为物质贪欲); (2)或许将自己参与的经济事业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从中获得精神乐趣(就像其它各种不同的创造性事业可以让不同禀赋的人们发挥各自多样的智力才能,即所谓“自我实现”,从而得到巨大乐趣一样,因此无意过问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对于大众福利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也就是回避他们的社会责任问题。这虽然不能轻易认同,但或许也还可以理解 – 就是为了另一种方式的精神满足); (3)但是更多的追求财富、欲罢不能的富豪们,除了物质财富之外,主要的着眼点是通过拥有超大量财富,以此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声誉和更大的权力。这也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欲求。如果出发点是为了有所贡献于社会而被大众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享有较大的声望和影响力,那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果颠倒过来将后者作为目的,那就是贪欲 – 物质、精神,两种贪欲,高度统一。而且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的欲望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超越地球,或许还超越太阳系。。。 无论是物质贪欲还是精神贪欲,结果都不但有害于社会,而且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精神烦恼、甚至折磨。那是因为,一切贪欲都必定是自我中心的,而坚持自我中心的结果必然是将自己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乃至与人类整体、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对立起来,将自己置于受谴责、惩罚、报应的境地。即使如果他运气好,宏观社会环境一直有利于他,但在微观上就未必时时处处顺心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我中心者必然不见容于德性较高的人群而只能终日与其同“类”同“群”打交道,那么在事业关系、亲友关系、情感生活中,尔虞我诈、有我无你的较量、争斗、拼命就一定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必然是烦恼连连、折磨不断。任何物质性满足或纵欲都只能麻醉紧张的神经于一时,而永远不可能抵消精神折磨带来的痛楚,而且很难通过自我觉醒从精神地狱中自拔得救。 除了物质、精神两贪的这些人以外,前面那些“值得同情”、“无可厚非”、“不能一概地斥之为贪欲”、“或许可以理解”的人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无论当下是穷是富,实际上也都受着社会上纵欲主义思潮的蛊惑,而很可能或早或迟会走上贪欲的地步。无论当下是否已经陷入贪欲的陷阱,他们,与第3(3)类中明显贪欲的人们一样,都是属于当今世界弱肉强食资本主义丛林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可能随时被更大的“鱼”鲸吞、又同时吞食着较小的“鱼”。无论是企图吞食别人、还是受着被吞的威胁,都逃脱不了精神地狱的无尽煎熬。 4. 但是,也有少数其精神境界比较超俗者,他们满足于一般或最低水平的温饱生存,甚至还有不同程度的苦行精神,而追求一种纯精神生活。关于这类人,留待下文再述。 在上述前三大类人中,不断制造、维护着这种弱肉强食罪恶制度的始作俑者,则是一小撮狭隘自利、为富不仁的财阀权贵、及其政治、思想代理人们(此处不论资本主义初创时期的进步性问题)。同时,社会上深受纵欲文化浸润、蛊惑的一大批(50%?60%? 70%? )或富或穷的财富追逐者们则是这种罪恶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是其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者。 精神超越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要从这样的罪恶制度中“解放全人类”,不是简单地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一小撮剥削阶级分子的政治统治就可以做到的。上一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简单的暴力革命不能防止新的剥削阶级从掌握政权的原革命分子中产生,因为社会大变动中往往鱼龙混杂,不少卷进革命浪潮的分子本来就沾染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贪欲。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基于对剥削制度不合理性的深刻认识、和解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宽广胸怀和正义感,而是出于对别人财富的眼红、嫉妒、仇视的狭隘心理,企图对富人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报复和取而代之。只是这种心理大多潜伏在其意识深处、暂时被革命辞藻掩盖着;也有一些人的这种心理比较明显,表现为沾染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过火、极端行为。他们一旦革命成功、大权在握,如果不是迅即建立起有效的、真正“人民民主”的大众监督机制(就像前苏联和中国那样),他们很快就在思想上、行动上脱离广大民众(包括愿意改造的原剥削阶级分子),走上被他们推翻的剥削阶级的老路,虽然手中摇着的旗帜不但仍然写着“革命”二字,而且已经浸透着革命先烈们的鲜血。于是,“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比原来的剥削阶级更加凶残、邪恶、无耻的新生资产阶级对于新老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斗争”和“专政”、剥削和压迫。(关于如何区别“眼红嫉妒”与“正义感”,可以参见下文关于如何区别对待剥削阶级分子的有关章节。) 笔者不是笼统地反对暴力革命,因为在剥削阶级控制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以革命的暴力推翻统治阶级对于社会的控制,往往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不甘心放弃剥削的那些阶级首先付诸暴力、以镇压广大受剥削压迫的人民的非暴力反抗。所以,暴力革命常常都是被迫的,有时仍然是必要的、必须的。但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最终彻底结束剥削制度的革命应该是在精神领域;虽然暴力的政治革命也包含着思想革命,但最终能够扎根的思想精神革命,只有在政治革命胜利之后,在全社会的规模上,通过长期、有序的法教,即符合动态平衡天地大道之法治,才能逐步地最后实现。再概括一下,也就是说: 一、人类精神的解放才是真正的、最终的解放,是一切其它意义上的解放得以实现和巩固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二、精神的解放最终必须通过精神领域的革命才能实现、并得到稳固。无论是“批判的武器”(思想、理论的交锋)还是“武器的批判”(即暴力革命,所引原话出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这些都只是世俗物质关切层面上的功夫 -- 应该都只是为着让人们在精神领域向着超越物质关切的终极信仰高峰逐步攀升、以求最终悟识大道、得到彻底解放,而在世俗物质层面上创造先决条件而已。超越不是脱离,而是让超越精神居高临下地驾驭、规范物质生活。 (关于通过长期法治实现精神革命,见本文最后一节。) 要实现上述两条,希望寄托在前文尚未具体描述的第四大类人身上,即 -- 4. 少数精神境界比较超俗者,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满足于一般或最低水平的温饱生存,而追求一种纯精神生活。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 (1)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作贡献; (2)或进行自然人文学术某些专门方面的探索; 这两类人除了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以及与世俗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精神需求以外,还实际上同时追求着一种超越物质关切的纯精神境界。他们并不脱离为世俗物质生活服务,但从自己个人欲求来说,企望得到的是超越物质生活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即所谓自我实现,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3)或专注于对于宇宙人生终极大道的探寻、修悟和践行,包括宗教性的、或类似宗教性的自我修行。他们有的在不同程度上脱离、或一时脱离世俗社会生活,也有的基本上不脱离或深深地扎根于世俗社会,但精神上超越世俗狭隘的物质主义关切。 这三种情况也可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总之他们正在追求、或者已经具有一种超越物质关切的终极信仰。这是他们与前文所描述的三大类人们最大的不同。那三大类人的最高精神境界都没有超越世俗的物质享受追求。只有那些超越物质追求而能达到纯精神境界的这第四类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继承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的崇高理想、及其思想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他们才是人类解放的希望。 那么“超越物质关切的纯精神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具体区别一下精神生活的两个层次。 精神生活两层次 有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人类精神生活的两个不同层次(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14页):“人的精神生活区分为物质性的精神生活和纯粹精神性的精神生活”(为简洁起见,下文将分别称为“次精神性”和“纯精神性”),“人的精神生活中虽然有和物质生活有关的内容,但很明显还有很多和物质生活完全无关的内容,而且这部分内容从更深层上决定着人对人生、生活意义的看法。由此决定着人对社会和自己生活的感受、评价,决定着他的情感世界。。。。 “人的精神生活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和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相关的,包括人如何取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相关的内容,和人如何保护生命和身体安全的内容。这部分可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物质性内容。。。。人的另一部分精神生活是和物质生活无关的,它是和人生意义、信仰等超验性问题相关的。它从另一方面和人生方向的选择、人们对自己生活中事件的感受和评价相关,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和人的意志、情感生活。这部分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纯粹精神性的内容。。。。 “人和人之间精神生活的差别不在于是否要维持生命、也主要不在于用什么东西维持生命,而在于维持生命的目的、判断生命意义的标准,对各种维持生命方式的评价、选择,及由此决定的对自己生活的感受,是否幸福、快乐,是否值得等等。人们精神生活的这种差别不是源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是源于信仰或对生命及其意义的不同理解。。。。 “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只有在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给其带来真正的幸福感、满足感。如果相反的话,带来的可能恰恰是痛苦。。。”因此,一些人“锦衣玉食、高楼大厦、社会地位、男欢女爱都引不起幸福感,甚至走向自杀”,而同时“从古到今有多少人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一切世间的物质生活,直至生命。”(本文笔者注:包括很多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本人的人生价值观已经超越了对个人物质享受的追求,而达到了超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局限的、更高的个人纯精神境界,所以能够做到“为有牺牲多壮志”、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该学者继续写道:“区分两种精神生活对我们研究人的生活、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解决的主要就是人的肉体维持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取得的成就所解决的都是公共性的、社会性的问题,而且都是人的肉体维持的问题,至今的社会理论。。。研究的都是此类问题。”(笔者注: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学说。) 笔者以为,这一论断大致符合实际,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应该说是属于当代最先进的理论之列了,但也没有超越这个层次。当然别提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谓理论了。但上述论断又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精神文化领域,都一贯存在着对人的纯粹精神性的精神生活、精神境界、精神信仰的研究、探索,也即对于超越物质性的终极大道的探究和践行,如东方有道家、佛家,西方有古希腊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虽然它们的纯粹程度、或圆熟程度不同,即达到的实际精神境界高度不同,超越物质性局限的程度不同,但都在努力超越、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超越,这是它们区别于其它一切将视野囿于物质性社会生活的各种意识形态、次精神文化的根本不同之处。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对应于物质生活、次精神生活、和纯精神生活的三类财富,即物质财富、次精神财富、和纯精神财富,就会发现只有纯精神财富才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因为这种财富不像物质财富经过任何人消费以后就会被消耗掉,不再以原有形式存在,因此在当今利益分化的社会里必然成为争夺对象、造成社会的对立、对抗、乃至暴力、战争;也不像次精神财富,如科技知识、人文学术,虽然不会被消耗掉,但因为那是为物质利益服务的,所以可以被对立利益群体所垄断或排斥,而不能为全人类所利用、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既然当今人类在纯精神生活方面是如此饥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如此宝贵的纯精神财富弃之如敝屣。 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人类迄今为止所积累的纯精神文化之中,最紧要、最宝贵的精神可以概括为:谦卑、宽容、求衡,因为这些精神在现实中最缺少。谦卑从形上高度对于后二者起着统率作用,而后二者是派生的。三者都属于终极理性(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的范畴,都应渗透到形下层面上一切次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具理性、科技知识、人文学术。这些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只有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才有资格列入普世价值的行列,否则都是骗人的鬼话。下面就逐一详加讨论。 谦卑: 谦卑是这三者中最根本的一条。没有谦卑的精神,后两者就无从谈起。若以哲学的语言来解释,谦卑的思想基础是这样一条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原理:在无比广大的、有形无形的终极无限(即在人眼中化现为天地宇宙的超验混沌)之中,人(人类和个人)的地位是极其有限和渺小的。谦卑就是承认并安于这样的地位,因而首先体现在对这终极无限的最高存在的敬畏。这个最高存在有两个层次:一是形下层次上有体有形、囊括一切的宇宙大自然,即通过人的意识化现出来的所谓“物质世界”;二是形上层次上无体无形的、超越人类意识经验的终极混沌。上文说过,这两个层次之间是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它们不是“二”,而是“一”。只是为了说清问题才不得不加以分别。这个“一”,在西方宗教以耶和华、阿拉,中国远古宗教则以“上帝”、“天帝”作为象征,而后世宗教和世俗终极信仰共同称为“天道”、“天”、“道”、“太一”等。在中国传统中,这些名称所指均为一。(“上帝”原本是信仰多神教的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神的名称,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挪用作为西方唯一神的汉译名号,混淆了这个名称在两种文明语境中所代表的不同意涵。) 对于形上层次最高存在的敬畏、自谦自卑,可以将人的狂妄傲慢之气打下去、压制住,为所有其它美善的道德精神的生发扫清道路,从而引导出对于形下层次上同类和众生的“慈”、对于物质自然世界的“俭”、和对于他人的“谦”等精神: 。。。(未完,见《终极透视共产主义信仰(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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