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存在也是一种民主的表现

中国需要左派，不是为了自己革自己的命，而是为了表达另一种声音，那种在急速社会变革中可能被压抑的呼声。你可以说左派过于理想，脱离现实，我也这么认为：如果左派当政，未必中国会更好。但是，中国不能没有左派。

谁敢说改革中没有失误？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一种平衡。私有化也好、国营化也好，总要看条件，没有绝对。

有些利益总要需要左派到处奔走，到处宣传，才不至于被改革洪流所吞噬，等到我们清醒时再后悔。

从某种意义上讲，茅于轼和左派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们都在讲这个时代很难被接受的观点，无论它是普世的道德、还是革命的理想。

所以，中国需要左派，政改中、经改中，都需要左派的参与、包括他们的观点，如果政改或是经改被一种势力左右，中国必陷入灾难。在反思重庆模式的今天，如果舆论一边倒地将左派等同于“文革”，等同于政改绊脚石，则此种倾向非常危险。

无论是东欧、还是前苏联，在解体前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没有人怀疑国家改革的方向，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乐观、理想主义的氛围，这个社会陷入强烈的反思，对过去的否定，以至于没有人站在过去的特定历史时代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套用外部世界的观点看待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一个大国，例如美国，它很少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过自卑，不是指从不反省，它也反省并改变，但它不会让过去的错误影响到自己的国家精神，这一点很重要，它不断改善人权、种族歧视，但它何时为自己过去犯过的侵犯人权或是歧视有色人种，乃至今天依然存在的这类事情产生过深深的自卑？国家和人一样，可以犯错，可以反省，可以改正，但不能自卑。

我们认识到文革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我们胜利地克服它对国家的影响，这很好。但一定不能脱离那个具体的年代来评价文革，更不能将这个错误烙印在国家精神中。文革并不是什么国家的耻辱，没有必要为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个年少轻狂式的错误感到自卑。对红色思想的鼓噪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你可以不承认，但必定也可以感觉到，文革的自卑感已经烙印在中国的国家精神中，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自己过去偷东西被人逮到了一样，有这么严重吗？

中国要真的崛起，就需要克服这种自卑感，克服那种弥漫在社会中的、试图将那10几年发生的事当作羞耻丢掉的思潮。日本侵略了中国，多明显的事实，多恶毒的罪恶，它像我们这样自卑了吗？

中央对最近这些事件的处理是有分寸的，很成熟。在重庆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是有人试图利用民意，不如说是民意使然；如果说是做法过分，不如说是执行者不当。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鼓噪一下红色思想，以便克服我们的自卑；需要打击一下黑的东西，即便是黑打，也能平息社会的不满。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都源于自卑，中国北方政权的垮塌都源于边远地区财富集团与黑社会的勾结做大。所以，中央将这些事情看作独立事件，很正确，这样处理最好。

但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舆论错误解读温总理的意思，将文革风险扩大化，将左派的做法妖魔化。这很容易，因为这个社会最近30多年的发展使人们自卑于过去那些错误，看重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如果未来改革进程中没有左派的声音，我们就不会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闭着眼睛过河，只要所谓的左或右都在，我们就总是有根弦：不能离石头太远，当然也不能不渡河。

所以，如果深化改革是为人民利益，是让人民当家做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左派的存在也是一种民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