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要论述20世纪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性解放”绝对是一段不得不提的历史。避孕、性科学、性的消费文化、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对性的看法和实践。本文中，何春蕤提出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美国的“性革命”。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因着一些历史际会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创造愈来愈明显的情欲发展与多样化,即“情欲生产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的大幅增加,以 致于和原本规范情欲运作的“情欲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现阶段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和异 性恋体制──形成强大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不但表现为情欲活动日渐升高的可见度,更带动各种情欲论述展开意识形态争霸战,为各种运动主体创造介入施力的可能──这些激荡的汇集就是我所谓的性革命。性革命绝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个体性欲”的解放，而是在性、性别、阶级的交织中进行的主体再造，是一场社会革命。

美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时期呈显出极大的情欲模式变迁，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一个是1880到1920年之间有关性道德和婚姻的重大转变，另一个则是1960年至今弥漫西方的性革命。这两次性革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之内都已形成重大的影响，深刻的改变了家庭、婚姻、爱情、性、堕胎、求偶、同性恋等等的文化面貌及实践，而这些具体的冲击和改变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等等简单评估可以捕捉的。或许运动者更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这两段历史，以便寻找可以在现有脉络中使用的思想及运动资源。

最明确标记出19､20世纪之交的性革命的，就是过去在情欲双重标准之下饱受限制和监控的女性。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功能变迁，很明显使得女人的社会定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逐渐有机会和能力脱离以婚姻家庭为主的依赖关系和生活空间。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未婚的）女人开始有经济能力和机会发展新的属于她们的生活文化时，由于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因素的际会，使得“性”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并在开发情欲的过程中形成了松动原有情欲关系局限的趋势。这也就是说，“某些女人（在当时）之所以选择进行比较随便的情欲模式，这必需要透过那个更广大的塑造其性文化的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来理解”，而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女人的经济独立”而已。

促成世纪之交美国情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所带来对家庭结构的冲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年轻劳动人口开始流出原有家乡的人际脉络，进入新的都会空间，单身的劳动者大量集中到工商业都市的周边，在逐渐增多的临时居住空间（如YMCA）或者供膳宿、混合性别的寄宿型住家中找到居所，以便在当时新兴的工厂、店铺、和百货公司就业。在这些外在于家庭或社区人际网路的流动生活空间里，年轻的劳动者开始建立新的人际网路，原本被父母、教会、邻居、学校主导的求偶模式，渐次被自主性愈来愈高的交友方式取代，年轻男女在尝试和摸索中社会化，逐步发展出在她们父母和社群控制之外的情欲关系和模式，而且由于多多少少摆脱了原生家庭和社区的监管，她们对于不合道德常规的性活动也有较高的容忍度，这种自在和自由形成了情欲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

在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居住，以及新的年轻生活形态和经济实力的形成，很快的回头为当时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提供开发新型消费的诱因，以便吸收工资回笼。新兴的消费事业重新定义原本在家庭脉络中进行的闲暇活动，把工余的休息转化为在商业领域进行的休闲，而为了呼召年轻的消费主体，这些休闲事业多以一向最被成年人垄断的“性”为最主要的卖点，进而促成情欲生产力的大跃进以及情欲生产关系的多元化。

1880-1920：世纪之交的性革命

情欲生产力的大幅扩张一旦形成以上所显示的可见度，并向情欲生产关系的疆界和底线挺进，就难免引起另一些社会力的骚动。1860､70年代已经开始对情欲生产力逐步增长的强烈关切，首要表现为由一些性主流妇女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社会卫生运动”（social hygiene movement）与“纯净运动”（purity crusades）就在此动荡时刻合流，希冀透过宣扬文明的道德观来教导维多利亚式的自制，并消除性病及其传染媒介──妓女，以维系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稳定；她们也呼吁政府消灭红灯区，并用透过婚前验血、性病病例强制报告等等措施来加强对性的管理。这些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成功的把红灯区赶到性主流妇女视野之外，进入劳动阶级、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区域，因而大量增加了劳动妇女（即使短暂）卖淫的机会，更为后来进一步扩大扫黄提供了正当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当阶级意识在这种张力中凸显时，“性”也开始逐渐成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不但阶级可以透过性来反映其在社会资源和权力上的差异（某个阶层的人才可以得到或享受某种性），同时，性本身也渐次成为构筑阶级的文化范畴（表达或拥有某种性才算是某阶级的成员）。20世纪初新兴中产阶级女性定义自我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来显示自己的情欲是道德自制的，与当时普遍可见的妓女或淘金女郎商业化了的情欲截然有别。即使在进行与传统有别的情欲探险时，中产阶级女性也强调自己是有意识的“自主情欲”，而不是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心智不成熟，晕头转向，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更不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物质能力太弱，以致于拜金虚荣，只能盲目顺从情欲市场的逻辑。中产阶级对自我情欲的这种定位与期许，一方面推动了各种健康卫生或净化的改革运动成功的操控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常常表达为对基层女性施恩式的保护心态，反而形成对基层女性主体的另一种管制与阶级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见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拉锯战，而正是这种拉锯战在性文化中形成了意义和实践的移位及转化，才使得我们注意到性革命的征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扩展固然推动了休闲与情欲的结合，提升了情欲的生产力，而随着消费生活形态的扩散，新兴的消费道德也继续鼓励充分享受愉悦，追求自我满足──包括在情欲方面的享受和满足；但是，同时在这种突破各种原有权力和欲望疆界的氛围中，情欲生产关系也因为它与其他权力关系以及整体文化生产关系的共生而必须采取一些维系本身稳定的努力，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产道德净化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这种稳定局势的努力，世纪之交的进步社会运动也发动了新的性政治，不但为（已婚）女人争取节育的权利，也在无意中间接的为未来发展并推广更普及、更方便的避孕措施准备比较有利的环境。随着都会的形成以及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流动，美国政府原本在1873年设立“Comstock反色情法”，严厉禁止避孕资讯和工具的公开贩售或宣传，拒绝让女人的身体和人生脱离生养重担的阴影，世纪之交的社会运动因此把这方面的解放视为重要目标。

1910年代前后的激进运动分子（特别是艾玛．勾幔Emma Goldman 与维多利亚．伍得尔Victoria Woodhull）、劳工运动领袖（如尤金．戴普斯Eugene Debbs）、进步记者（如约翰．瑞德John Reed）等，都相信社会解放必然包含身体情欲的解放，因此大力鼓吹“自由恋爱”（free love）（这里的恋爱事实上指的是性），积极反对制度性传统婚姻的相互责任制及生殖目标，并主张建立以热烈恋情为基础的新关系模式，企图在被视为个人实验的情欲活动中创造社会运动集体努力的目标。勾嫚并且首度为当时还被视为非法的各种节育避孕措施提供“女权”的理论解释，认为节育是女性身体自主的具体运动路线之一，女人（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女人）应透过节育来拒绝强制式的母性母职，这不但可以为女人创造自我生命的实现空间，更可以因女人集体的抗拒而形成对资本家的压力。

当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舆论强烈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时，有关“性”的论述往往成为道德及社会变迁的一个象征指标，也因而成为各方争战的场域，更成为阶级张力充分展现其操作的替代场域。毕竟，情欲上的越轨行为并不只是女人们各自生活上的秘密而已，情欲论述也不只是另类的意见而已；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情欲消费空间、活动以及论述一旦形成高度的可见度，很快就引发社会关切，并因而激化各种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辩论，更加提高性革命的分贝。世纪之交，除了前面提过的社会纯净运动和进步社会运动之外，来自美国第一波本土性学先驱者的专业论述也在此刻浮现，其动力和正当性则来自社会纯净运动对性病、青少年、及女性情欲的忧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性学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性学论述对性实践和性主体的列举描述固然将各种性主体类型化、定型化，促成了后者被抹黑丑化，但是性学论述却也同时生产出可以被转化挪用的语言和思考。至少，性学研究的科学语言在某一程度上正当化了性的社会呈现以及一般人（特别是女人和青少年）对性的高度兴趣，因此间接支撑了情欲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从性学研究的角度显示了当时情欲生产关系规范之不当。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舶来的性论述，例如，英国的哈夫洛克．艾利斯（Hacelock Eillis）的著作在英国被禁，因此转而在1897到1910年间连续在美国出版了六册《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虽然他的理论仍然假设了男女在情欲表现上的本质差异、性爱灵肉之不可分、以及一夫一妻制度的优越性（但除去了排他的贞操观），可是艾利斯同时也对19世纪以来的保守情欲传统大加批判，平反了手淫、女性情欲、同性恋等等积极表现情欲的方式，把非婚姻生殖导向的性，从过去那种病态罪恶的说法，转化为无法自抑、“不可避免的发展”，具体的试图在以婚姻和生殖角度来思考情欲的传统中投下变数。另一个对美国情欲生产力有重大影响的性学研究者就是1909年首度访美的佛洛依德，他有关幼儿性欲、家庭罗曼史，以及性压抑会导致精神官能症、性本能强大而时时流动等等说法，透过诸多知识分子的普及引介而深入人心，促使性逐渐被视为一个不能不面对、不能太压抑的能量，把性更加自然化、正当化，也把人类的文明（以婚姻、异性恋、保守性道德等为代表）显为外加之恶。世纪之交的这些性学研究论述都对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但是深刻的影响。

1930-1950 性愉悦正当性的建立

经历世纪之交的性革命之后，1930､4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或许带来了生活的困苦和不安，挑战了情欲活动的动力和物质基础，因而挫折了情欲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个物质缺乏、生存不易的时刻却也使得切断性与生育之间的连结成为愈来愈迫切的需求，并加速各种节育措施由中产阶级向下层的扩张。相较于情欲文化其他方面在这段期间的紧缩，避孕研究以及原来已卓有成果的性学论述这两方面的耕耘反而在此需求中有了长足的进展，也为1960年代蓬勃上路的性革命准备了具有正当性的论述和实践，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1930､40年代不管是婚姻性爱或避孕节育，甚至婚外婚前的各种性实践，都已经是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所沉淀的性意识中被理解、被认知、被欲望；换句话说，前一段时期情欲生产力在性活动、性论述、性道德方面的热烈发展或许在此刻速度减缓沉潜，但是它们已经留下了新的情欲地平线，新的思考和经验起点，甚至构筑了新的情欲运作基础。毕竟，艾利斯和佛洛依德性理论的通俗引介，透过对婚姻性质的新要求，已经深深的种下了性的正面意义与必要性，求偶消费文化的积极变迁则逐步正当化了许多新的性活动，这些都重新刻画了性的文化想像与呈现，将在下个阶段重大的人口迁徙集结中带动新的情欲生产力。

以1940年代一个重要的例子为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涉入，深刻的影响了原本以异性恋婚姻为主的情欲发展。大批年轻美国男人离开原有的异性恋人生轨道，进入男性集结的军中，后方的女人则首度有机会穿上传统认为非女性的服装──长裤，离开她们受限于异性恋婚姻家庭的小世界，大量进入几乎全女性的国防工厂和军事单位工作，同性情谊于是在这两个纯粹性别的有利场域中甦醒茁壮，并在战后解散军队时继续在诸大城市集结发展成为同性恋的新社群。但是，这一波的同性集结和世纪之交的同性情谊发展有一个根本的差异：世纪初性学论述对性的凸显以及对同性恋的友善描绘，加上1920､30年代围绕着像《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之类通俗同性恋小说的猥亵官司和知名度，使得1940甚至1950年代对同性情谊的期望、想像和实践都带着身体和性的全部欲望和动力；前一个世代逐步发展的性意识、性实践和性态度，也在此时达到了新的成熟高度和多样性，这些历史条件的汇集遂促使当时的情欲生产力开出灿烂的同性恋花朶来。

出版业在1939年推动的“平装书革命”首度使书籍得以廉价方便的在处处皆有的杂货店、报摊、及其他零售据点贩售，1940年代的出版商于是顺势推出各种耸动的小本情欲小说、扑克牌、照片、甚至色情内容的唱片，这些小本经营的性文化事业为当时不太丰富的情欲资源提供了最平民化的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1953年海夫纳（Hugh Hefner）创立中产品味的《花花公子》月刊（Playboy），接着推动各种和情欲相关的休闲企业，不但以最绚烂的方式展示女体，更同时推动男性观点的性自由哲学，鼓吹自我沉醉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带动了整个一代男性的自我幻想形象。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花花公子》的出现并非如某些教条女性主义者所言，仅仅是父权恣意展露自身的丑陋面目，而其实主要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已逐渐进入消费导向的经济，需要把占人口一半的男性营造成为新的消费主体而非汲汲工作的生产主体而已，因此鼓励男性背叛传统中以养家为人生成就的男性形象，多在消费活动中实现自我。在这个理解框架内，女性身体的暴露呈现，与其说是提供给男性发泄享用，倒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进步意义，可以用来松动拆解“男养家”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更重要的则是保障男性认同与异性恋的不可分。这个解读在性别的轴线之上又加了经济模式和异性恋两条轴线的考量，对情欲现象提出了较为丰富的理解。不管如何，《花花公子》深刻改变了女体的呈现，改变了情欲的形象，它以最有中产品味的口味形式来包装呈现过去在道德规范下被当成最低俗的情欲和身体活动，具体呈现了──也正当化了──新的、性的市场品味。

也正是因为像《花花公子》之类的男性色情产品以明显的男性本位观点自然化了性的开放，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评估这段历史时常常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男性的“性市场革命”而已。不过，这个简单的评估有点问题，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指出，性自由并不是什么崭新出现在男性生活里的东西，一般而言，男性一向就享受比较大的情欲空间：“事实上，如果有哪个性别曾经经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转变，值得被称为革命的，那应该是女性，根本不是男性”。

1960-1980：第二波性革命

时至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解放运动将被压抑的、禁忌的话题更广泛的带人文化领域，年轻一代借着不受羁束的身体性爱做为抗拒成人建制的政治表态方式，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则在文化论述方面达到另一个高度，这股强大挑战既有性道德的动力使得新的情欲主体的生产进入集体的、全面的发展，形成第二波的性革命。带头冲刺的，仍然是女性。

首先，景气的1960年代资本主义在文化消费层面上的积极生产，使得跃跃欲试的女性得以在商品和新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塑造女性情欲主体的身分与实践。最明确的征兆就是，1950年代的女性杂志主要还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杂志，充满日常生活中的家事心得和经验，但是短短十年后，性变成了女性杂志的主要卖点。

除了通俗杂志的女“性”化之外，充分反映1960年代女性观点的性学论述也在此时深刻的影响了一整代女人对身体、对性的观点与实践。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论述要算是马斯特与琼生（William Masters & Virginia Johnson）的Human Sexual Response (1966)以及Human Sexual Inadequacy (1970)。这些研究虽如其批评者所言，受限于中产智识阶级受访者的性经验和偏好口味，只反映了那个阶层的成年受访者在性事上的特有表现，把高潮当成性愉悦的唯一尺度，甚至在统计时刻意排除了所谓偏差的情欲模式；但是马斯特与琼生的研究首度正面肯定了人类可以主动透过自慰来达成情欲上的自给自足，他们对性高潮模式的分析还显示，女性在性上面的能力与需求和男性无分轩轾，甚至远超男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女人甚至不需要男人，因为她们透过阴核可以自行达到的性欢愉比异性恋性交更为强烈。性不再仅仅是主动男性宰制被动女性的场域，而有可能是“对女人的力量和独立的肯定”。

身体是力量和愉悦的来源，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是全新的女性情欲实践。1960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的集体自我成长风气使得女人有机会在“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的小组活动中操练自我描述的论述生产，更在交心的叙述中沉淀捕捉自身的经验感受，故而到1976年海蒂（Shere Hite）开始出版她的性学报告时，女人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语言和观察，可以用最肯定的语调和最具体的说明，来对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在她们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枯竭提出最沉重的抗议。

另一个对新的女性情欲主体有利的发展是，在1960年代性革命之前，所有的性论述几乎都掌握在医学专家手中，即使是多所鼓励开放的婚姻手册也是由医学专家撰写；但是从这个历史时刻开始，有愈来愈多的通俗论述出现，突破性医学的论述垄断，而且是以教战手册的方式教导女性读者如何主动进行性事以达到最满意的性生活。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Terry Garrity（笔名是J）1969年出版的《性感的女人》（The Sensuous Woman），作者以自助手册的方式实际教导女人如何做充满情欲、不畏身体享受的女人、如何做好性伴侣、如何展现性魅力、甚至如何口交等等。另外，波士顿女性主义成长团体集体撰写的医药保健及性手册Our Bodies, Our Selves (1971)也首度开创由女人经验出发的身体论述，极力推广女人的自主选择和性爱自由，甚至远超异性恋和婚姻的规范。这些自发的论述都以开朗肯定的语言来谈女人和性之间的正面关系，并明确的、按步就班的教导女人如何发现身体，如何自我营造快感，如何累积女性情欲的文化经验，因而大大的提升了女人涉足情欲的正当性。同时，这类建基于主体经验的性论述也将性呈现为无数可供个人选择挪用的具体活动形式，其中包括像从1970年代开始流行的口交，因而使得各种过去并不普及的性活动在交流学习中逐步扩散。更重要的是，当性不再是什么神奇神秘的身心交融，而被视为是需要经验和练习的“协商”过程时，女人也被赋予更大的空间来掌控这个活动，因而有机会积极塑造情欲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创造女性读者以支撑这些情欲读物的当然是美国的生产体制。由于经济形态变迁，此刻的女性人力需求已由蓝领劳工转向粉领的秘书文员，因就业机会增加而出现的单身粉领阶级拥有更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消费形态，因而回过头来也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提供了发展创意的动力。于是1960年代大量出现的单身酒吧、休闲设施、交友中心、各种消费阅读杂志等等商业发展，不但为新的单身生活方式提供休闲和社交的硬体软体，也在这些消费活动中逐步塑造新的单身身分认同，为女人提供在婚姻之外另一可敬的人生选择。而且，为了更加巩固这种生活方式的运作，建筑业在此时为年轻单身人口的需要设计出专属的公寓社区，好让她们独立生活甚至开派对，而无虞影响父母、邻居或其他老一倍的人口，这种独立于父母的居住环境当然也有利于自主性高的亲密关系，单单在1960到70年之间，不婚同居的人口就增加十倍。这种性生活的安排方式并不是此时才有，但是它们过去在通俗论述中往往被呈现为少数的、可耻的、会有不好下场的；然而此刻在大众媒体中却被呈现为新潮的、洒脱的、令人欣羡的，连硬体空间的安排设计也更方便这种身体关系的运作。也因为如此，新的、与情欲相关的、以消费为主的单身文化很快就扩散到广大的中产阶级，成为1960年代以后流行的生活方式。

1960年代情欲生产力最爆炸性的开发，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开拓各种性观念与性实践，也不止于开发新的女性情欲主体；事实上，性革命最令父母师长卫道人士忧心的，是它也把情欲动力赋予了另一个从未在公共论述中与情欲沾上边的人口群──战后富裕年代中首度有经济能力享受休闲的青少年。

各种情欲消费与休闲设施原本就不排斥青少年新获得的的经济消费能力，当时女性主义在思考身体情欲自主权时也非常远见的把青少女的堕胎权包含在内，这些历史条件的际会部或多或少自然化了青少年的情欲发展。

1960年代情欲解放的倾向显然是在大氛围中得到商品文化的全力推波助澜，然而它最主要的成就却是在社会运动的反对文化中找到了突破情欲生产关系以及性别体制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塑造情欲的其他社会轴线。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中各种冲突矛盾的力量和权力轴线总是积极的在情欲战场上角力的。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自主理念就是从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左派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它最深刻的体认和反省。那些激进社会运动中本来就有大批女性成员在运动过程中累积组织经验，性革命的风潮松动了激进运动的情欲表达，但是也明确的凸显了性爱关系在种族和性别轴线上的不平等。

1960年代中期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目标在改革牛步慢进和领袖人物（如Martin Luther King, Jr. 及 Malcolm X）连连遭到暗杀的阴影中，由起初的“族群同化”激化为“黑权”，拥有众多白人成员的左派运动则相应的在这种种族关系激化的情况中把主要的注意力从民权移至反战和反征兵上以避免尴尬。在以男性议题为主的运动趋势之下，（白种）女性成员在运动中的位置更为边缘，但是男性成员对她们身体的要求则并未稍减。1967年激进女性成员在进步运动的年会中正式提出了性别不平等的控诉，凸显了“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的浮现，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1968年，妇女解放升高为女性成员的首要关怀，各个草根的妇解组织在各大城市成立，不但积极找寻自己的理论出路，也在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特有的说法和理念。这个分裂的举动显示，除了在性别歧视方面的体认外，女性成员也在最素朴的身体经验中意识到，蓬勃开展的情欲生产力极可能有其性别的内涵假设，女性需要突破这种性别盲点，挑战既有的性别关系，开拓新的思考空间，才能将性革命改造成女“性”的革命。女人和性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形成妇女解放运动下一阶段的新争议焦点。

除了情欲的性别轴线之外，激进社会运动在1960年代所创造出来的开放空间中也为性偏好这条轴线提供了浮出的机会，并为边缘情欲人口的壮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撑。早期成立的同性恋联谊组织逐渐发现自己的温吞气质愈来愈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新一代的年轻同性恋教育程度比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她们由其他的运动团体中学会了更加活跃的主动出击策略和经验，更透过其他弱势群体的抗争语言来理解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样受到主流社会压迫，因而发展出带着强大正当性的强悍气势；她们追求的不再是仅仅被接受被包容，而更是彻底的平权和完整的人权。事实上，著名的1969年石墙暴动事件之所以能快速凝聚同性恋群众，形成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全面出发的契机，正是因为它已经从那个时代各种进步运动所累积的动员策略相抗争经验中得到了不可或缺的滋养。在另一方面，嬉皮运动中对于传统性爱、衣着、道德、生活方式等的挑战，则为同性恋的自我呈现提供了灵感和掩护，使得整个一代的同性恋得以在比较丰富自由的文化资源中开发自我的形象。这种揉合了抗争和自我壮大的运动经验深刻塑造了后来像“女同志国度”（Lesbian Nation）和“酷儿运动”（Queer Movement）之类的运动形式，也在开发新的情欲论述和思考上打开了视野。1960､70年代的解放运动甚至提供了自主抗争的气势以及人权至上的论述武器来滋养被污名化的性边缘人口的解放运动，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娼妓便开始推动伸张妓权的组织，以最肯定自我的强悍姿态挑战性主流霸权（参看Jenness）。

情欲生产力在60年代的长足进展，随着进步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挑战而不断的冲撞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但是性别、种族、性偏好、阶级等因素却也在情欲生产力的发展中显现为各种相关议题上的矛盾冲突立场，而当这些立场的对峙遭遇到比较紧缩的历史条件时，就难免形成对情欲生产力的严厉质疑。毕竟，女性主义者退出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自成组织时，并没有就此解决性别、性偏好、阶级、生活经验等轴线上的差异。

1970年激进女同性恋团体Radical lesbians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女人认同女人”（woman-identified-woman）的理念，觉得女人应以女人的利益和连结为首要目标，因此女性主义者不能再与敌人（男人）共枕，而应该只实践“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性，“大女同志主义”（lesbian chauvinism）于是成功的以最纯粹的立场和最强势的语言成为女性主义的新火车头。在这个新的性别逻辑之下，对性别歧视的痛恨在“意识觉醒”的成长活动中形成义愤，个别女性成员由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叙述父权的阴影和伤害，借以鼓舞反抗的气势，巩固女性的主体性。可是，在既有的主流情欲文化资源中，女性主体的发言位置多半是受害者，情欲文化中所提供的是丰富的受害语言和意象，再加上“与敌人共枕”的可能批判，这使得意识觉醒团体中的经验分享经常只能用一种而且只能是受害者的叙事情节和情绪出现。因此这些活动中对性侵害的一连串揭发和自觉，不但揭发了父权社会的丑陋面貌，也同时凸显了既有情欲文化在女性的情欲语言和愉悦经验上的贫瘠。

女性成长团体中逐渐浮现的愤怒和无力感透过“夺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之类的街头抗争运动而扩散，也部份的扣连了当时美国大环境中另一些际会的变化情势。经济衰退的1970年代创造了美国人不安的心境：政治上，越南战争的失利和柬埔寨的失守动摇了美国一贯的世界强国地位；经济上，石油危机则暴露了美国富裕生活之下的薄弱基础。

1960年代以来的性革命所带来的重大转变在短短一、二十年间还没有能够沉淀吸收，就遭遇美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以及新右派无情的抹黑打击；性革命在个人生命和理论及实践方面也都还有许多极待细致处理的问题。比方说，大多数女人在长久调教的情绪和无意识中仍相信女人的力量有限而男人的暴力与权力无限，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价值判断也继续认定家庭结构仍然是不可怀疑的社会关系，1981年通过的“家庭保护法”（Family Protection Act）更以控制政府经费补助来压制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性别教育或同性恋家庭组合，以致于在性别关系上越出常轨的个人（特别是女人）常常面对极大的困苦孤立，要不就只好选择回归家庭。面对整体环境的紧缩和女性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抉择，从1980年代开始，在女性主义阵营中就有反挫的迹象，不少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公开抛弃原来对一夫一妻家庭体制及其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彻底批判，重新拥抱（此刻被媒体大量凸显而美化的）家庭和它一向所代表的温暖，认为家庭的某种有机完整性是深植在个人心中而无法动摇的；她们也放弃早先自由开放的性主张，转而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该用太激进的理念得罪太多男人或女人，而应该拾回原来的传统性别分野和母性角色，并且认为比较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是用女人的特有温婉风格和气质去改变公领域中的真实政治。

随着1980年代背景中逐渐加大的爱滋病阴影以及它对边缘和多元性主体的抹黑恐吓，性基进派在谨慎中继续性革命已经开创的情欲空间和选择，在爱滋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性的实践与意义，更在爱滋所衍生的各种医疗和服务中强悍的对抗其中隐含的性歧视和性压迫。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被迫愈来愈唱和保守的道德观，除了媒体中继续刻画性的虚幻和危险之外，在面对青少年的性探索时，国家机器也得到成人的充分授权而将性教育课程广泛的进驻校园，更加普及性的意识；可惜其中主要的语言仍是延迟加恐吓加危险，性革命中逐渐浮出的女性情欲仍然被压抑丑化；性虽然已经成为大众常识中的基本思考面向，然而它也时刻遭受强大的监控。在这个时刻，也还只有那些边缘的、另类的情欲运动主体（例如性基进派、同性恋、双性恋等）在公共论述的场域中继续转化资本主义情欲生产力的冲撞力，继续活络使用性革命的丰富遗产，拒绝让情欲生产关系紧缩空间，拒绝让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垄断情欲的合法园地。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新右派所形成的社会紧缩心态互相搭配，或许不太有利于情欲生产力的大幅发展，但是新的边缘情欲主体仍然不停的在抗争中浮现，新的情欲争议也使得性的疆界和部署时时流动扩张，更重要的是，此刻的情欲地平线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日。回归婚姻和家庭的保守呼声虽然似乎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绝大多数已经有了丰富的性经验和性资讯，性变成了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而且不断进行的活动，性经验使得女人有了更多能力来协商自己身体的主权，家庭的结构和组成实验着各种新的面貌，性别的角色和功能都有了新的定义，婚外情欲活动更是频繁而多样，生殖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性和生殖功能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通讯科技则使得性的资讯和人际连结方式更广泛的流传。从青少年到老年，情欲再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

回顾19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女性主义者有着矛盾复杂的情绪。不过，就像妙丽．戴门（Muriel Dimen）说的：

性当然不是革命的唯一之路，但是它是塑造欲望的主要力量，而我们对欲望的限制往往直接导致了自我否定和社会虚伪。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欲望太多而是欲望太少；我们的无力反叛以及未完成的革命，都根植于性压抑对欲望的压迫，而正是这种性压迫截断了一切希望。1960年代反对文化中那种呼求解放欲望的乌托邦狂想，现在在左派及女性主义者中间都不再流行了；我们好像已经应该长大了，不应该再眼睛大，肚皮小了。可是这种时髦的“成熟”恐怕根本没认清楚欲望的本质，那就是：不管欲望多么痛苦，不管欲望看起来多愚蠢，多贪心，我们都需要尽力的想望。我们或许得不到想要的一切，但是只有继续想望我们所能想像的，我们才可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从性革命到社会革命

以上的叙述为性革命──甚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补充了一些思考方向。我认为简单的说劳动民主和经济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性的发展，因而造成对婚姻体制的冲击，甚至形成性革命；或者太轻蔑的漠视性革命的重要性，或者太快的断言性革命的必然方向或结果──这些都不是什么太有意义的做法。历史显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已经具体的带动了情欲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部份，劳动人口的流动、休闲文化、媒体及广告、性别角色的变迁、消费道德所渗透的情欲享受心态、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都已经大幅提升了情欲生产力，再加上进步社会运动和现代性学的某些论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交战施力，这些风云际会都为情欲生产关系的动荡提供了更多的变数。性行为、性论述、性认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它们在再现和论述领域中的明显可见度，这正是性革命昻首前进的征兆，也是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动荡变化的时刻。而什么样的介入能够更进一步壮大情欲生产力，激化它与当下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者换个方式说，就是彻底改变情欲的生产关系，驾驭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情欲生产力扩张，使得情欲生产关系更加多元、开放、流动──这恐怕是所有进步的运动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赖希相信，革命不能忽略存在在群众心理中的“历史的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 of history），因为这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在一夫一妻父权情欲生产关系中养成的情欲匮乏状态和威权人格──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革命的动力，而且这个心理情欲的结构并不完全随同经济力起舞，而是形成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力量”，甚至可以左右一个革命的走向。“父权家庭为所有建立在威权原则上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的和意识形态的繁殖地”。因此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家庭情欲结构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改造节点。

以苏联的性革命为例，赖希认为是强烈的家庭情感影响了革命的执行者，因而使得革命的果效无法全面展开；这个深刻的认识也为我们思考美国百年来的性革命提供宝贵的洞见。毕竟，新的社会连结方式总是新的、刚建立的、甚至尚未生根的，可是原有的家庭情感及其构成的人格结构却是根植于日常的每日生活活动仪式中。每一个习惯动作及情绪反应都可能促进并巩固主体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形成的自我定位。

因此，一个革命的真正效应除了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外，一定要改变其人格结构的再生产方式，改变那些维系现有人格心理运作的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也就是改变养成这些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模式的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家庭结构。赖希甚至明确的指出，革命的效应不是由它建立了多少新的立法而定，而是由人民是否经验到崭新的、革命的生活方式和内容而定。因此，社会革命不能只是经济与政治层面的重组，它必然要包含人格结构和和情欲心理的重组，才不至于一时进步，终究倒退。可借苏联的革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深刻的意义，反而用阶级的帽子扣上推动性革命的努力，使得苏联的整个革命功败垂成。因此赖希才会沈痛的说：“真正的悲剧就是当革命运动开始维护反动的、庸俗的观点，并称呼性革命者为‘小资产阶级‘的时候”。

赖希在1920年代苏联性革命反挫的例子中所学到的宝贵功课是：性革命决不只是相关现有既存的、已经带着各种文化人格心理包袱的抗争主体及其实践，更重要的是如何切断体制再生产自我的管道，也就是解放一夫一妻家庭的情欲压抑，挑战此刻的性的部署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积极改造生产未来将承担体制的新生主体。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面扩展当然会包含了情欲生产力的开展和性意识的扩散普及，这个新开发出来的动力和空间也当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权力部署更加细致化，但是对抗这个趋势的策略绝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努力回复情欲白色恐怖的禁绝状态，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强调的，去挖掘串连已经存在的零散的抗争点，平反被压抑的知识和论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署的松散和矛盾。

这也就是说，情欲生产力能否为情欲上受到压迫的主体形成抗争式的支援，能否彻底的改造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单一及权力不平等，能否被串连起来摇撼迂回相连的其他压迫关系，都还要看运动者如何挪用转化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力，如何呵护那些已经在此刻片面或局部突破情欲生产关系的畸零主体以扩散她们搅扰体制的效应和力量，如何积极介入通俗媒体中不断复颂的情欲常识、家庭意识形态中的性养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欲实践、性与家庭的相关法律及制度常规、性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性（医）学及性（心理）研究等学术及论述生产、以及在现阶段愈来愈强大的知识／权力场域中形成的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