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松民、李北方和刘海波的文革对话中间，刘海波先生说：“文革过后，党的领导层，红二代，是失魂落魄的状态，对于中共的历史成就和现实领导地位，是怀疑的甚至否定的;后来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能说没有矫枉过正的因素。我说，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中一些极右的政策。”“革命功臣和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对是极为决绝的，不要忘了 7.20事件，毛泽东带出来的红小鬼，可以说向毛就是刀兵相向。到后来精英们宁肯拆了中华民族，宁肯卖了国，也要反对文革。迷恋文革的人想清楚了吗?文革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批评政策或者对领导进行监督，而是群众可以成立造反组织，迫使领导人下台的一种机制，通过群众运动完成中共领导层的清理和更替。”
在老田看来，刘海波先生的解释是过度解释，这是在当权派的文革黑暗记忆与后来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之间，简单地给出因果链接，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也不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郭松民的反驳是有力的。本篇读后感不涉及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搞的问题，将在后面结合单位制来讨论。
一、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利益起决定作用
统治阶级选定的长远政治和经济战略，仅仅与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地位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利益相关，与统治阶级成员的短期遭遇和历史记忆无关。
刘海波在后面谈话中间也提到美国的奴隶主，有着不同于北方工业资本的利益，而且奴隶主与英国曼彻斯特的英国棉纺织资本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不是个别现象，德国的容克地主也与英国资本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所以坚决反对李斯特的保护工业理论，甚至逼得他上吊自杀。后发国家统治阶级与先发国家的统治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和政治现象。
中国的慈禧太后也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也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忘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些都是很清醒的利益判断。
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与海外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反过来，与本国的进步势力和人民利益的冲突，则要严重得多。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方向，总是与帝国主义有着较多的一致性，即便是有矛盾和冲突也是处于非对抗矛盾状态，就象我们今天所说的“和平崛起”“战略伙伴关系”;而与本国人民的利益冲突，则具有对抗性矛盾性质。这导致一切重要历史关头，都出现统治阶级主流理性地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
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亦复如此。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他那本著名的《外围资本主义》书中指出：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同时，与这个战略相关，底层民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改进，甚至大量的人口被推到社会底层无所事事。中国198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以高八度的声音批判毛时代的落后，批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那是怎样的一种希冀，一种指望?
我记得1980年代初期，看到有港台贤达的文章在《参考消息》上转载，说大陆虽然高精尖技术如两弹一星足以比肩苏美等技术强国，但至今造不出我们可以接受的手纸和香皂来。这是多么强有力的帮腔，毛时代竟然把大量资源投入低层次的消费品生产，几乎与最底层的穷鬼需求层次一致，那不是仅仅是错误而是犯罪，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只能是普雷维什所总结的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这不是说说而已，1980年代的引进项目，仅仅家电生产线就不下400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按照最发达国家标准用最短时间生产高层次消费品、按照高等级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来安排投资。此一过程中间，中国原有的技术积累有一点差距，那就毫不留情地予以废弃，另立炉灶重新开张。要知道，这是回归外围国家的正道，不是有意卖国或者刻意地灭杀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更何况，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了气候，把自身的高消费准确地与第一世界的技术能力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率先觉醒。
第二阶段改革中间，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之初，国企产权和金融业资产廉价转让给外国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对于企业而言吸引力在于外资在税负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一个国企变身合资企业之后，同等经营效果税负不足原先的三分之一;对地方政府来说，卖掉部分国资获得现金，可以增加官府手上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数量。
有人写过文章，说中国存在一个金融卖国集团，从罗列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不过，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的外交目标是与富国交朋友，建立起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统一战线很有政治上的必要。老田清晰地记得在1990年前后，国内第一流报章上的文章，很多都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西方国家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那样会自己吃亏的，会少占中国很多便宜，不值得为了政治较真而大量损失经济利益，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地指出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更何况，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期待的加入WTO会导致国际惯例在国内的适用，加入普世文明的引入过程，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进步啊。格外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事有代谢，这个时期掌经济大权的人士，已经不是文革期间挨批的走资派人士了，而是当初围观走资派挨批甚或是批判走资派的人士在那里当官了，例如在金融业中间力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W本人就是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又作为地质队政治队长死整造反派，积累了一些向上爬的政治资本最后被选入第三梯队的。所以，从新陈代谢的规律看，时间是很重要的思考维度，需要时时加以对照反思，否则很容易做出误判。
统治阶级如何选择政治和经济战略，端赖其在世界体系中间的相对位置，不在于是否曾经有人得罪过或者刺激过他们。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个问题上，郭松民的反驳是很有力的，刘海波过分强调文革得罪当权派导致他们越走越远，这是用偶然因素替代必然性的结构性分析的结果。
正是因为排斥阶级分析法，何新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走入邪路，他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本国民众和外国的系统性掠夺，不看做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结构条件所决定的，而说成是一小撮具体的个人的阴谋秘计的全球化运用(所谓共济会)，这是右翼思想方法的自我遮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的分析都甩开不要了，用共济会的阴谋来解释一切。好像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也是这么个逻辑，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坏人，抓完了坏人就建成了共产主义。
二、文革期间造反派是如何得罪当权派的——谁动了当权派的奶酪
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720事件也不是陈再道要走极端，而是类似于游行示威性质的，向中央和毛泽东施加反对派压力。同时，更为深层的安排是再分配政治风险，把群众组织推到第一线去表演，自己躲在幕后安全的地方。后来的处置情况是：百万雄师有8个常委关进监狱4年8个月，老军头们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让群众组织头头冲在第一线承担更多的政治发现，这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倒不是因为陈再道多么精明，毛主席周总理受了他的蒙蔽，他还没有这么高明，只是在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保陈再道”的对策，720事件发生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初衷。
很多妄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碎旧国家机器、整个儿地摧毁官僚体系，这都脱离历史和政治实际的非合理想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说过要保陈毅、保陈再道，为什么要这样?在中央层级，陈毅的文革表现是最差的，军队文革中间陈再道的表现也很坏，为什么还要保这两个人?造反派也有很多人非常想不通，这两个人都不打倒，还搞文革干什么?今天知道，陈毅在文革的每一个关口，不仅有很坏的表现，而且还玩了很多私下里的小动作。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时期，陈毅是跳得最高的人之一;在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据陈丕显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公然把华东数个省区参会的第一书记请到家里，目的就是“搓反索子”，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给各地省委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过来不要再与造反派作对，陈毅就让这些人对着干;在1967年“二月逆流”前后，陈毅也有很多小动作，据《谭震林传》披露，要谭震林出来放炮就是陈毅私下里鼓动过的，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介绍，差不多的时候李迎希在北京京西宾馆见到陈毅，陈毅对他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打倒，鼓动李副司令员坚定地站到对立面去。
美国的谢林教授在研究博弈论时，提出“可置信承诺”概念，这是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关键，毛泽东毕生推销那个“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就是希图引导双方走出囚徒困境求得“合作解”。即便是对立面成员甚至是革命对象，毛泽东也非常关注其降低对抗性，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间，就批评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说这是逼着别人拿枪反抗红军;在土改时期，针对邓子恢、杜润生等人的极端平田思想——“中间不动两头平”，毛泽东说服他们要注意让中农安心生产——“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既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都不动的话，中农当然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可以安心生产。为了让多数中农安心而不动富农，给革命对象地主和富农生活上的必要资源，这其实都是设置可置信承诺，以待合作解的例子。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多次向干部保证不动他们的奶酪，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保证我不会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会打倒你们，给这些官员吃定心丸。对于文革期间表现特别尖端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些人要一批二保，其实也是树立榜样昭示可置信承诺，让其他人不要拼死对抗。毛泽东这类工作做了不少，但是，整个官场没有买账，陈毅的姿态就很有代表性，不仅自己不认错拼死对抗，还尽其一切力量去拉拢老部下跟着对抗。整个文革期间，是反文革同盟——当权派和保守派——一直宣传造反派要剥夺他们的全部奶酪，这种宣传不反应毛泽东、周恩来、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真实态度，但是反应反文革同盟的决心——跟你们斗到底绝不妥协，为此，在扭曲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自以为真的判断：不把你们斗垮，我们将要失去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清华的四派，把团派的观点无限夸大，说他们主张“大翻个儿”，其实团派只是主张“小翻个儿”，四派这种反宣传的目的，就如同陈毅的私下活动一样，要集聚最大的反抗力量和意志去终结文革。不得不说，只有文革派才关心合作解的取得条件问题，反文革派恰好是时刻期待对抗性上升和结局的崩溃。
后来为什么大部分党政当权派都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奶酪呢?选择对抗到底这个态度，是最关键的原因，这导致文革的演习脱出了原初设计范围。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毛泽东召开马拉松式的中央工作会议给各省市高官做政治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变态度。湖北省的情况是，张体学从北京回来之后就指挥设立所谓的“三道防线”领导了实际上的罢工，上海市委的干部连家都不回、全部走避一空，只丢下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在市委大院。1992年12月20 日张春桥在家书中间，回顾1966年12月25日，老人家请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到家里吃寿面，毛泽东“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张春桥狱中家书选》)
当权派以罢工相要挟，同时鼓吹经济主义，带来经济和生活秩序的极大混乱，上海工总司王洪文等人开始自发地接管经济和生产指挥事务，接管活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就上升为“夺权”了。为了稳定秩序，仅仅依靠造反派组织的志愿性质的接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军队支左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了，同时还期待一些党政干部站出来合作维护秩序。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逻辑起点，这也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应对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的无奈选择。由于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中间唱主角，此后，党政系统当权派的命运就转交这些人控制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奶酪的问题，就不再是党政当权派说了算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和夺权，直接源头都是当权派的罢工，毛泽东跟进支持建立新的维护秩序的革委会之后，大多数干部的权力奶酪就不保了，这意味着更高烈度的反抗和冲突，毛泽东预先说“为全面内战干杯”，说明他是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1967年夏天的事实证明：当权派的拼死对抗只激发过低烈度的内战，而且多是通过业余水平的群众组织之手进行的，例如武汉就是假借百万雄师的群众组织面目、组织武装基干民兵(很多是复员退伍的军人)去武力围剿造反派的。毛泽常异乎常人的地方是，选定陈毅作为“标准”去昭示可置信承诺的决定，始终不改，不管陈毅有没有二月逆流的表现，都未能对其先前决定产生影响。以此而论，毛泽东对于文革运动的展开过程，虽然在不停地按照反文革派的表现，进行事后跟进和升级，但是一些基础性的章法和选择，完全不以对抗性上升的局势巨变做修改。
（责任编辑：新愚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