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文革三人谈

刘海波：是保守主义。

李北方：好吧，保守主义。政治最终是要看结果的，这个我没意见；但同时也要承认，政治不能没有理想主义色彩，不能没有乌托邦，不能丧失努力的方向。因此，不能否定文革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在 500年以后，可能在我们都看不见的那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以上是我对文革的一个总体性的看法。

郭松民：这样我补充两句，就是我刚才使用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词汇，这些词汇现在特别多的歧义。在文革当中实际上毛主席和当时的文革派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劳动群众阶级，我觉得这个词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更合适，劳动群众，它不光是产业工人，也包括了农民，也包括了从事工业之外的劳动的其他劳动群众。文革实际上是让劳动群众阶级来实现掌握政治权力的目标，这是我要做的第一点补充。

关于文革的必要性，其实我还想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有个作品叫《动物庄园》，这本书经常被反共分子拿出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乔治·奥威尔的观察是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以后，十月革命成功了以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以后，如果不继续向前走，它确有可能变成《动物庄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我认为，与其说乔治·奥威尔否定了十月革命，或者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指出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就是革命成功了以后，我们不能把革命的果实让“拿破仑”独享，动物们还要继续革命，《动物庄园》其实是论证了文革的必要性。

前段时间我提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好吧，那我们就按照文革的语法改叫群众组织吧！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存在群众组织，这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组织。这里其实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群众组织能不能合法的存在？第二个，合法存在的群众组织能不能保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说如果他起来了，开始要求私有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了。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么这些群众组织或者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我觉得那样的话，社会主义的制度就会有活力得多，跟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相比它也会更加的有吸引力。然后在下一步，比如说等到这个劳动群众阶级完全取得了文化领导权，而且他们变成了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的自为的阶级的时候，甚至把西方的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移植过来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政治体制也只具有了工具的意义。

这就是文革的终极目的，也许文革的终点应该是这样一种状况。

李北方：我接着我刚才的话，再补充一点儿，主要还是回应一下海波老师开篇谈到的一些观点。海波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是说文革破坏了延安体系，延安体系是很好的，需要继承、完善、发扬。这我同意，但问题是，海波说的也是一个乌托邦，不靠谱。如果没有文革对延安体系的破坏的话，延安体系也会自我溃败，而且速度非常快。

郭松民：延安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变成一个王朝。

李北方：对，这是有可能的。按照它的那个自然溃败的速度的话，没有文革，到今天共产党政权的情况未必就会比今天实际情况好，更糟糕也说不定。延安体系的存在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有个强大的敌人的直接威胁，延安体系要在斗争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当然，延安体系首先取决于作为先进性团体的党的主观意愿，即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建设一个新世界；但同时外部环境的险恶也是不能忽视的。党是鱼，人民是水，只有在战争环境下，鱼才会老老实实呆在水里。比如在敌后抗战时候，干部不敢脱离群众，群众不保护你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打老蒋的时候，老百姓不拿小推车运送军需，仗就打不赢。所以那时有切实的动力跟群众保持密切关系。等到建国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和平了，直接的外部威胁没有了，鱼就长本事了，长了翅膀飞起来了，也就是脱离群众，变成了一个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压迫性的统治集团。延安体系也就不存在了。

我在那篇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我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中》，引用了舒尔曼的观点来阐释这个问题，他的观点其实是打通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革的联系了的。舒尔曼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持续异化于社会的压迫性力量——这个判断就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做出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既不能取消，又不能放任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怎么办呢？为了“驯服”国家，就需要共产党，共产党一边掌控国家机器，一边通过实现群众路线把自己植根于社会之中，这样就使得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相反。所以党是关键环节，党的群众路线是关键环节。但建国后，干部脱离群众，党的群众路线逐步消逝，国家异化于社会的趋势又出现。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先进性政党的先进性丧失了，翻译成海波的术语，就是延安体系在瓦解、溃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选择的方式是让社会起来冲击国家、控制国家，遏制国家异化的势头，也就是发动文革，让群众来直接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舍此，其实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总不能为了让党扎根在群众中就制造外部威胁吧？这在理论上是清清楚楚的，不难理解的，文革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而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革在实践中有它的问题，理论上的正确并不能保证实践上一定行得通。文革失败了，后来国家或者党，与社会或者说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又回到文革前的轨道上去了。

海波所迷恋的延安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可以说它是党在一切的领域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关于群众路线，我也有一篇文章《毛泽东与群众路线》，老郭看过，觉得还是不错的，有点新意。群众路线的践行需要两个实体，一方是先进性政党，一方是人民群众。这二者本来就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你去看毛主席的著作，他在谈起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时候，也是这么看的，他一直强调“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对群众应该怎么样，他说的“我们”其实就是党，相应地，群众就是“他们”，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实体。“为人民服务”也是对党说的，是省略了主语的，完整地应该说“党（员）应该为人民服务”。在承认党和群众是两个对立统一的实体的前提下，他才强调二者要结合，然后“我们的事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的事业”狭义地说，是指党的事业，即促使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早日实现，受益方是群众；群众路线践行得好，党的事业也就是人民的事业，二者是统一的。既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有矛盾，为什么要强调战争环境或者说一个直接的强大威胁是延安体系存在的先决条件？因为这种情况下，主要矛盾就在外部，党和群众的矛盾就是次要矛盾。和平时期呢，次要矛盾就转化为主要矛盾了，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说得很明白了，当然他当时说的还有所保留。他发现出现了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并开始想办法解决的时候，采取的步骤也是渐进的，先是党内运动，这一点今天也在继承，动不动搞个什么教育，只是力度没那时候大了；党内运动不管用，他想求助于知识分子，让党外力量监督党，结果发现这帮家伙靠不住，不是想帮助党去搞好社会主义事业，反而想搞掉党，搞复辟，这才有反右。最后毛主席才发动文革，求诸群众，群众不是没有弱点，这毛主席当然是清楚的，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有弱点的群众，结果会如何，他也不会预见不到，但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而且在他的政治哲学里，人民群众是最至高无上的，人民群众犯的错误也是必须忍受的吧。这就是我理解的延安体系的终结和文革的兴起的逻辑。在文革开始前很久，干群脱离群众的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材料，安子文身为中组部部长，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有事到他家里找不到，得到他情妇家去找他。最近网上还流传彭真的一个菜单，奢侈得要命，有人算了一下，那一顿饭放到今天得值十万块，十万块一顿在今天也是了不得的，你看看中纪委处理的一些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有些涉及金额不过是数千数百而已。当时全国人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彭真的生活是何等的腐化，而且当时有多少个彭真？毛选五卷上那篇著名的“毛主席论拆迁”的文章，在网上也是流传极广的，其实那是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6年讲的，文革前整十年，关于拆迁的案例举的又是“早几年”的，也就是说刚刚建国，可能抗美援朝还没完的时候，领导干部已经官僚主义得不行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又是什么表现？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地胡搞，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虽然右派在饿死的人数上总是在放卫星，很恶心，但饿死人的事情毕竟是发生了的。站在毛主席的角度，不搞文革又能怎么办？明知要失败得也搞，发动文革就相当于突围，突围有可能失败，但死在冲锋路上总比等死好吧？文革的确颠覆破坏了延安体系，甚至可以说它和延安体系是背道而驰的，但你不能说延安体系是文革破坏的。海波老师，文革前，延安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了，而延安体系的溃败正是文革的原因！在你一再谈论延安体系，一再强调不需要文革而需要延安体系的完善，为什么根本不正视这个问题呢？

海波的很多观点，仅就那些个点而言，是非常闪光的，有启发性的，但观点和观点之间有太多的矛盾、断裂的地方，自相矛盾的。接下来，我再就这些做一点回应。

我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同意海波的一个基本判断：马克思应该诸子化。但围绕这个基本判断的很多很多问题，我又是完全不能同意你的。我之所以同意马克思应该“诸子化”，是因为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才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最高峰。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而言是贬低了。另外，这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也是不利的，太乱，我主张党的正统意识形态只保留毛泽东思想，其余统统去掉，前后的那些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留到课堂上讨论讨论就行了。然而，我又完全不能接受海波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确，没有马克思，毛泽东照样会是个伟大的人物，但能伟大到哪，就难说了，会比梁漱溟强多少吗？我看未必。中国文明传统延续了几千年，怎么就没出一个半个跟毛泽东哪怕有些像的人物呢，为什么历次朝代更替都不过是朝代更替，没有发生真正具有进步性的革命呢？有的不过是朝代建立之初的与民休息或者朱元璋式的“布衣情节”。几千年里怎么就没诞生一个跟延安体系有几分神似的什么体系呢？中国传统里有“贵民”思想，但这和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比起来，相距何止万里？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有多深，我没有足够的研究做基础，不敢说太多，但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个否认不了。海波你老强调延安体系的独立自主的品性，主张中国要自成一体，但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谓独立自主是相对于谁而言的？首先当然是相对于外国，不做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附庸，但这只是民族主义范畴内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时代，独立自主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逻辑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言的，要按照反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革命和建设，否则改革前的底子也打不下来。所以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自主。看看毛主席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就知道了。普通干部群众虽然懂马列没那么多，但没有这根弦，我相信连“大寨模式”、“鞍钢宪法”这些管理措施的创新都不会产生出来。

总之，彻底否定或者贬低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行的，但我同意重新理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此同时，左派里还有另一种跟海波完全相反的倾向，那就是过分抬高马克思主义，那也是我不能接受的。比如梁柱老先生在一个演讲里特别激动地说，毛主席伟大啊！但为什么毛主席伟大呢，他给的理由是，毛主席尊重马克思主义，说过中国同志不能跟马恩列斯并列。这就有点扯了，基于这个论证只能推出马克思伟大，推不出毛主席伟大。梁老先生的思想我了解不多，不能多评论。但一些年轻些的学院左派也这么认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自认为是毛派，但只看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视野里完全没有中国传统——至少在我跟他们的交流里感觉不到。我跟他们掐得也很厉害，我感觉，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出现危机的时候就会发生危机，然后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就发生革命，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就会进入共产主义，总之都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人的能动性没有多么重要，没有毛泽东还会有别人出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没有邓小平也会有其他人出来领导修正主义复辟。其实这么看问题，人就不需要做什么了，等着顺其自然进入共产主义就好了。这是糊涂的表现，毛主席坚持人民史观，但要搞清楚，没有毛主席，连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都不会有，更不会有人民的政治、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当家作主——这点上我又跟海波的看法一致了。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久。这种腔调是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表面上看是赞扬，其实是贬低毛主席，好像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会在他邓主席的带来下从黑暗中摸出来，只不过要多花一点时间而已，其实，没有毛主席，根本就摸不出来，根本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是吸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决不意味着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那一套理解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秉承人民史观，但人民不要傻乎乎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了，毛主席说人民万岁，他是真心的，但你要把这当成是毛主席跟你客气一下，不要因为他当真你就当真了，那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毛主席可以平易近人，但你不能没大没小。绕不过这个弯来，就不配称毛派，不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跟那些幼稚左派一再强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不是个可执行文件，拿到中国来，双击一下，革命就自动开始然后完。中国革命成功是靠毛主席个人的天赋，靠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奋斗；革命胜利是靠几千万人头落地换来的，是靠不怕死的精神和被俘后无论如何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的精神赢得的。那些宁杀身以成仁而不是求生以害人的烈士们是马克思教出来的吗？肯定不是，马克思的书里面没这些东西。那些书生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做不成事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个老话也适用于他们，好好的马克思主义被他们活活搞成迷信教条。海波骂左派骂得很厉害，但我觉得有些左派，的确该骂，我完全赞成，就当是帮我骂了。那些烈士们的身上真没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倒不如像海波说的，是看旧书听旧戏学来的，他们的精神是《赵氏孤儿》教的，是文天祥教的，是老三篇教的。或者如摩罗说的，那是个“十万菩萨救中国”的时代。当然我也不想以偏概全，否则老郭这个革命军人又不乐意了，共产党有它独特的建党建军原则，官兵平等、军事民主等等，但那种来自传统的精神的重要性的绝不容低估的。我最近翻了几页《传习录》，俨然看到了“老三篇”的影子。毛主席有两句诗，“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我觉得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没有这个根，什么思想主义都立不住，而这个根是来自传统的。

可是如果毛主席只有这么个根，“十万菩萨”也只有这么个根，只读旧书听旧戏，那也是不够的，奔向大同的愿望很多人有，为什么很多人只能想想，或者写写书写写文章，而毛主席能做成那么伟大的开天辟地的事业？也得靠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革命中，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哪个重要？如果非要比一比的话，我可以接受中国传统为体，马克思主义为用的说法，但马克思主义之为“用”，不是随便可以替代的，是唯一的最高的“用”。把马克思“诸子化”了，“马子”也得排第一位，在孔子之前，毕竟孔子只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另外，什么“毛孔并尊”我觉得也扯淡，孔老二有什么资格跟毛主席相提并论？

还要指出一点海波自相矛盾的地方。你一方面在哲学上对人性表示悲观，不相信人性改造，说启蒙是置人于最深刻的愚昧当中，但又承认有长期军队和国企经历的人社会主义精神比较强，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这不是又承认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人性也是历史的产物，那么人性当然是可以改造、进化的。文革后期的社会氛围哪像今天这么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靠“维稳”吗？不是，你可以说那就是人性在那些年里的进化。那么翻回头来说，人性既然有可能改造和进化，文革就不是虚妄的，对吧？按照毛主席的设计，文革过七八年就来一次，第一次没经验，有点乱，接下来还会那么乱吗？不会的，会好起来的，任何第一次都有点狼狈的。但这个设计取决于接班人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路线，接班人背叛了毛主席，但这个背叛就是必然的吗？或者是偶然的？不过，背叛总归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了，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毛主席年轻时的了两句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是人生没有二百年啊，在历史观上，我基本上就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时也，运也，“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还有，海波你说把知识青年扔到乡下去只能培养虚妄，但接着说刘源对中国人民有香火情的例子，这不也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你的论述里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清理清楚了，我想你的很多观点会有所调整。

老郭的话我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你绕了一圈回到自由主义去了，而且回去得还很彻底。如我前面在引用舒尔曼的时候说过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革是可以找到内在联系的，海波不是也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到继续革命这个思想脉络是极端自由主义吗？联系当然是有的，但区别更是有的，你不能从社会主义群众组织建设一步步回到西式的竞争性选举上面去啊，那么搞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真正的西式的资本主义竞争式选举的，变成金钱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竞争性选举的前提是承认政党没有先进性，只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那怎么可能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呢？打倒资本主义千难万难，复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总之，老郭在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时候取消了共产党的先进性，认为当变成一个代表性组织就行了；而海波的问题是过度强调先进性，群众的监督一点儿不想要，这就跟“三个代表”的蛮横劲差不多了。我在你们俩之间，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这么做的，群众监督不可以没有，但也不能没有领导。这是不是也算一种“中庸之道”？今天在我们三人之间，我也得区分一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跟海波的，所以对老郭的批评暂时放放，以后再说。当然，我也岔开了一下话题，对一些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开了几炮。

刘海波：我刚才听你们两个的发言啊，我觉着有两个地方做出反驳，一个是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陷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当中去了；政治的逻辑是自由主义的，是陷阱。

阶级分析方法，我看了毛主席早期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后来的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内在并不一致。前者是一个优良的实践理性思考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分析；二是着重阶级的塑造，或者说主题是共同体整合、政治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建设，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是要消灭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是指在财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源皆贫困的群体，那么不产生这样的群体在道义上和功利上都是必须的。

李北方：我得插句话，你又用你的偏见剪裁历史了。毛主席早期的这两篇文献并不是像你解读的这样，至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主席是把打倒和斗争地主的造反行动说成是“好的很”的，他还认为不做点过头的事，就不足以不把豪绅的气焰打压下去，受压迫的人就直不起腰来，所以即便农民运动中有过头的地方，也是“好的很”的。这难道不是注重阶级斗争，而是注重共同体整合？跟土豪劣绅搞什么共同体啊！搞共同体的前提也是把他们打倒剔除。好了，就不岔开话题了，你接着说。

刘海波：我反复讲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产业工人的数量微不足道，也就是说，现代的工业里面就职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必须成立共产党。这是有超越性的一个成就。因为产业工人如此微乎其微，说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军事能力极其孱弱，随便就被人欺负。要想越出这个困境的话怎么办？

阶级分析的办法实际上陈寅恪的传统，毛主席早期的著作是一个非常具体而细微的一个分析。陈寅恪一个概念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宇文泰到陕西那个地方缔造出来的这么一个集团。就是融合胡汉，打造一体，“均田府兵复周礼”，而这个是解释中古历史一大关键。因为周隋唐三朝，实际上同一个集团里的人建立的，甚至都是亲戚。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而主席提出了一个，比如说是，叫做农村的游民无产阶级，那个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历代士大夫也会知道如果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必定要大乱。这都是历史证明了的。利用游民可以造反，这是常识了，但是缔造一个先进性团体，一个具有自己德性理性类似于生命本身的事物，却是更重要的。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地方，列宁已经开端。

像无产阶级，你可以描述在早期资本主义这样人的一种状态。这叫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是因为他脱离了封建的共同体，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是中国革命一胜利之后就没有无产阶级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性质正在向共同体性质转变，国企工人他有身份；后来建立了村社，农民是村社成员，他也有身份。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英美，有公民身份的人都不可能是一无所有的。现在的风气是要结婚必须要买房，我记得以前我们国企的习惯就是要结婚必须有工作。只要你有了这个正式的工作，那么就可以结婚，就可以成家立业。因为他有身份权利啊，所以这就和原来的无产阶级就非常不一样了。劳动者阶级对立面是食利者阶级，而当时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个具体而微的分析。而于连们，出生于旧的上层家庭，读书比较好，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受到了压制。他们最反感的那句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因为他们要求恶性资本主义的读书做官机制和投机造反机制来改变命运。所以这部分不满是需要压下去的。

再以美国内战前的矛盾为例。北方工业阶级包括了工厂主、工程师，也包括了技术工人，当时美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搞关税保护，把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品挡在境外。但美国在别的地方会被关税报复，即农产品出口被征税。这是实际上是剥夺农业，补贴工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工人一定和工厂主站在一块儿，和南方的种植园主对抗。这样的分析也是具体而微的，不像马克思主义这么抽象。

中国革命胜利了的前提下，出了问题怎么样？可能思考的政治上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基本的历史经验是还是靠先进性团体本身的健康。先进性团体靠的是严密的组织性以及自主性，包括对党的忠诚，对党如家。还有实践理性，长治久安的统治理性，也是重要的。所以永远都只有党的建设问题，没有民主问题，不要说大众民主（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机制也许是公民公投、抽签决定公职、群众造反迫使领导人下台）搞不得，小众民主（党内搞自由竞选）也搞不得，更谈不到自由民主（多党竞选），不能存在一种公开竞选、投票决胜的机制。中共有投票也应该是陪审团意义上，或者说和陪审团审议是同一种的事物，和自由民主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政治始终是要追求共识的。

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我并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之所以可能的组织纽带。我有文章《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理论和中国实践》，这里不多说了。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发展出来的政治文明。

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建设机制可以有很多。比如说，辽沈战役之后入党的人，你不能太相信，因为中国革命经过 27年的漫长痛苦，最后一年又胜利得太快。辽沈战役之后是从龙功臣赶紧入党，这在基层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比如说，高级干部和特殊职能党员的供给制，供给制贵族就是与党同在嘛，党在你才在，党不在你什么都不是了。还包括一定程度的世袭，与国同休，你不能去做私人地主，要做人民的贵族，要作共同体的领主。

先进性团体政治只有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不存在大众民主和自由民主。你们不自觉地共享了自由派的政治逻辑，其实在实践中这完全是幻想。还有一点，是我不否定的，极端情况下革命的正当性，天下可能没有不散的宴席嘛。但文革的时候，远远达不到要革命的地步，不存在革命的正当性。造反轻易喊不得，造反就是谋反，最严厉的惩罚从来是给予造反者的。在理论上不可能消灭革命的正当性，也不能试图做汉景帝，好像只要做了统治者就永远不能被反对。还是儒家解释好，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要极端谨慎的判断造反的正当性。

总结一下我的阶级分析理论。除了具体而微的分析方法之外，我注重的其实是团体或结构的塑造。我很重视金融资本家，因为其内部的整合性和政治自觉性远远胜过成千上万的制造业企业主或中小地主。我欣赏的古代政治家是宇文泰和皇太极，他们都是新的政治民族的塑造者，这是他们的继承者得天下的主要原因。中共革命打败了国民党，终结了地租竞逐的社会悲剧。我不怎么说打倒地主阶级，因为千百万中小地主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危难来临，他们只会各自逃亡，发动不了412屠杀。建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成分划分是荒谬的。我着重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团体的塑造问题，中华民族的塑造问题，种种社会组织的建设问题。我认为原来的国企工人阶层是可行合理的塑造，为何？其生活状态有生活意义上的完整性，国企工人的孩子可以当兵，可以做工，也可以当哲学家；国企工人阶层不同于城市房产收租阶层，具有普遍意义的可构造性。而当下城乡穷二代阶层是极端不合理制度的产物。我对无产阶级掌权问题没有兴趣，专门着重先进性团体的构造、社会组织的构造，而且此种结构的构造，是生物学家而非物理学家的思考方式。我视先进性团体、普通法、各种社会组织为高级生命体，规则后于它而不可能是规则先于它。

共同体组织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公民社会是建立非盈利组织，但其人员和组织之间仍然是一种完全契约化的关系。共同体组织不同，它有身份性的成员，大家一体同心。各种基布兹和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嘛。共同体的建设动机里边包括要成为共同体领主或者人民的贵族，是要追求这种荣誉的。这就是我说的复封建。就文革而言，政治最不正确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也要比造反派的正确。

我说过“两千年，复封建，毛泽东，第一人”。毛泽东时代，建设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村社，人民公社，各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各种单位，等等。如果以极权主义解说，国家的动员能力增强，行政可以到达社会基层，我越来越认为不准确。我是有着三线地区国企经历的人，国企的人无疑对国家很热爱，对党很忠诚，也以为国家做了贡献自豪；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且尽量往好里办，如学校从幼儿园办到高中，为了获得好的师资，企业专门到内地招聘，除了给教师本人解决编制，还要分配住房，解决其家属的工作问题，代价很大。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这个企业的利润因此少了很多。这个企业的人很大程度上认为企业要为国家做贡献，但企业也是大家的（包括职工子弟在内的成员），所以有接班机制，前几年，企业还招了一次工，将老职工子弟中下海失败生活没有着落的人招了进去，其中有的人已经四十几岁了。你说这是不是集体封建呢？九十年代以来国企工人下岗，正是消灭了他们的共同体成员身份，所以打击才是毁灭性的。南街、华西、刘庄、周家庄等等，也是一样的。他们普遍爱国爱党，但是，他们决不可能同意按照全民所有制的逻辑让全国人民来分享他们，共同体内外的界限是清楚的。

农业要发展，应该家庭为生产单位，但是对工业，要想长远发展，就得避免机会主义，“大家的”是个最好机制，国家的也不行。

共同体稳固，“尿泥机制”很重要，而不是共产主义教育；人从三岁到十几岁会和一些同伴兴致勃勃玩尿泥，成年之后绝对无法重复了。这种时间和经历的作用很大，抽象的教育和契约无法办到。

但是我觉得先进性团体政治还需要打一个补丁，就是判例法，共产党要拆掉自己的一根肋骨，建立一个自己的敌体，即法律人的共同体。没有先进性团体，就没有政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没有法律的共同体就没有法律。我这个想法可能获得一些自由派的同情，但是他们始终认为立了法，抄了法，颁了法就可以了，而我说不是，法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提炼。

先进性团体建设、共同体型组织建设、判例法法治体系建设，此三者皆可以以高级生命体类比，而非抽象法条或机器。所谓高级生命体，看看修仙奇幻网络小说就懂了，拥有德性和理性，寿命无限，不断进化。人是必死的，寿命难得百年，可是拟制的人——如家族、村社、团体、普通法确是寿命无尽的。自由派和左派的制度建设思路太机械了，可能是观察了一个生命体的动作片段，然后造个机械模仿出来，自然很荒谬有问题。模型和生命不能相提并论。政治科学沉溺于物理学太久了，其实应该接近生命科学。中共是历史的造物，曾经很接近高级生命体了，文革几乎杀了他。对中共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在建党阶段使党员提升了自身事业必胜的信心而已，历史必然性本身就有弱者心态的问题，且和后来信念崩溃失魂落魄关系甚大。中国的思想，尽人事听天命，朝闻道夕可死，杀身成仁，才是真信仰。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最重要，这是中共的初始基因，是极端重要永远不可放弃的铁则。我视中共为一高级生命体。中共如果有圣物，那也是刘胡兰董存瑞们的裹尸布，不是马克思的书本。文革理论家，托派，现在的文革派，最能回避的就是列宁党原则，不要生命的种子了，所以其中的于连味、娜拉味逃不过我的嗅觉。现在，中共身体很庞大，但是灵魂和生机快消亡了，灵魂迷乱，生机昏暗。为什么我不从儒家、自由派着手，还希望抢救中共？因为中共是一个生命，因为其历史成就和其仍然存在的组织原则。

关于诸子中马克思这一子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是不高的，中国的传统经世致用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联邦党人、普通法法律人是更值得借鉴的。就是中共的党建，从大公教会偷师的地方也可能比马克思为多。不过，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诸子化就可以了，马克思毕竟是原创性大思想家。

关于延安体系，真正败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朱镕基温家宝的几项改革，弃主权货币、兴土地食利、败坏任何共同体组织这三大改革。延安体系不是文革前败坏的，尽管其有待完善。延安体系的核心是地租均享与避免地租竞逐，是主权货币，是各社会组织建设，是中国整体层面的产业战略（工业化赶超与优势保持战略），其基座是先进性团体政治。适度的等级差异根本就不是延安体系的问题，如果中共对革命烈士子弟和功臣授予可以世袭的爵位，和官职分开，这只能巩固延安体系，可惜没有干。延安体系现在也没有彻底死灭。

关于孔毛并尊，我说，北方施主，你着了相了，待老衲分辨一二。政治论述，需要高度的主体性自觉；孔毛并尊，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当下与未来。主席搞了文革，尤需要孔毛并尊，否则不足以平衡。也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毛泽东排列。不过，董仲舒韩愈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就不要进行道统排列了，这些人不必圣化。政治论述与政治实践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不是单向指导性的关系，我也有文章论述。有两个人，刘仲敬和秋风，他们的政治科学和我是同源的，但是刘仲敬是高度的依附性自觉；秋风是实践理性不够。

对于民间左翼，我的建议是：不要盼和骂，总是一惊一乍，或者为微小的理论认识而上纲上线。我的建议是开始“七路半”运动，就是在承认中央政府权威前提下自我构造共同体型组织，即使现在饿不死人，但是孤独死、凄凉死、被欺负死是状况普遍，有构造共同体的现实需求，认同和归属是人仅次于吃饱的绝对要求，绝对不能低估。“七路半”是民国绥远屯垦军民或生产建设兵团的称呼，他们最后加入解放军或八路顺理成章，在其中也很适应，如董其武。“七路半”集团绝不可能为东南买办集团“守江必守淮”做炮灰，东南买办绝对不可能整合“七路半”，此集团之性质决定，绝非傅作义父女等的个人见识决定。此为平津战役傅作义集团和平改编之背景，非为果粉认识的那样偶然。“七路半”运动连青红帮历史都可参考，宁为许文强，不做张狄克（张春桥）。立足“七路半”，以待真八路，八路寻不见，自己做八路。汤五十里，文王百里，其勉之乎。最后是否需要再造先进性团体？不知道，如果需要，记住，坚决列宁党，认真复封建。复封建，包括共同体塑造，也包括认真考虑对烈士子弟和功臣授予可以世袭的爵位。但是，基本上，对文革对所谓巴黎公社，始终不屑一顾就对了，那样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