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纲

结论：预示着毛泽东身后的斗争。再领会毛泽东不能说最后的胜利、交接说和最后一诗。

四、正确评价文革必须把握的金钥匙：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探

     1、“四大”既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是人民民主及社会主义的群众自我教育

     2、唯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可以运用“四大”；共产党人学会运用“四大”，就像生物自立于寰宇，需要阳光、空气和水，汲取其他需要的养料一样，形成生态系统，而永葆生命活力。

五、几个具体问题辩

  1、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

2、文革文化破坏论

      3、文革经济崩溃论

      4、文革科技落后论

      5、文革无政府主义论

      6、文革历史倒退论

7、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主流与支流

8、文革的理性与盲目性

六、华国锋叛变及其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正好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要性、正确性做了全面的、系统的注脚。

邓小平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私有化。这不是引导社会前进，而是开历史倒车，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的自主的、平等的交流，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促进世界和平、人类社会进步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而是拜美帝为师，全面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力图弥合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延续资本主义卖命。

结论：诋毁文革的浩劫论以及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论，还有文化破坏论、经济崩溃论、科技落后论、无政府主义论、历史倒退论，让邓小平之流统统领回去吧。

七、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客观事实需要沉淀；复杂历史认知需要消化。历史的反复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革命必有反复。文革遭受挫折，社会主义中断，带有必然性。马列主义有解说，毛泽东有预见。评价文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懂得社会革命的时代局限性、人民群众的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的历史局限性。陈云说，毛泽东早死十年或晚死十年，都是完人。此话的含义何在？

文革是三七开。文革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永在。

1、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人民民主运动和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3、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深远

4、中国再发生文革的条件性和可能性：

秉承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要保持共产党的颜色，就必须清除党内的异己力量——党内资产阶级；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反抗理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激励；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敢字当头，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不怕死、不信邪的献身精神。只要这三大要素具有同时存在的现实基础——修正主义统治，文化大革命就会再版。但不是重复。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的反动性，倒行逆施的欺骗性，压制民主的的野蛮性，堵截人民上访、申诉、镇压反抗的残酷性，出卖国家利益、瓜分国有资产的疯狂性，致使工农大众就业、上学、住房、看病、安全等等极端艰难性，恶性膨胀的社会两极对立，正在加速这三大要素的形成。

八、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1、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文革的得失与经验教训

站在历史的、国家兴亡的高度，拼弃个人恩怨，历史地辩证地厘清事实真相，明确其得和失、经验和教训，从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振奋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智慧，集聚民心、党心，端正改革开放，加快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步伐，实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为世界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2、文革的两大基本经验：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四大”揭露党内、政府内的阴暗面，可以及时有效地揭露、批判和铲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二是打招呼与中央基本精神直接和广大群众见面相结合，可以减少中间变异或梗阻，极大地提高工作效力。

3、文革的两大基本教训：

（1）在群众运动中，一是由于走资派以及一些历史问题界定不清，群众组织即上纲上线地扣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帽子，大小会揭发、批判，伤了许多干部。二是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界定不甚清晰，混淆了世界观与政治倾向上的区别，伤了知识分子许多好人。三是必要的程序性打招呼不够，造成中间梗阻，不能使可以化减的阻力尽量减少，使运动容易走偏方向。四是指导性的总体战略目标与阶段性战役目标不明，未将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例如斗私批修）与实际政策加以区别，发生了不该发生的超时、超速运转，有“四面出击”之虞，伤了许多基本群众。五是偏信声明和书面检讨，对于运动中一再出现的两面派行为未严以鞭笞与防范。六是兼顾革命与生产、理想和现实、经济发展与群众生活不够。

（2）运动后，全局性理性总结提升不够：一是没有及时提升“四大”的大民主政治经验，结合宪定程序政治经验，汲取历史的、文革的新经验，形成人民监督程序和宪定民主程序相互制约的国家最高的宪法制度，对于赫鲁晓夫式的两面派人物，对于其他可能出现的恶变，因而缺乏强力制约的最高制度性防范，致使领袖去世之后，出现不应有的权力真空，为老练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利用或编造领袖言论在党内发难，继而篡党夺权，造成可乘之机。二是履行执政党的权利义务，未能运用宪法和法律法规，将党的意志业已转化为的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机器去推进工作，而是以党的名义，直接发号施令，使宪法形同虚设，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倾向。

4、文革后期可供思考的基本对策：

通过“四大”基础上的人民公决，制定或修改宪法，建立大民主政治与程序政治相结合的宪法保障体系的根本制度。  

（1）宪法高于一切法律法规，更高于一切党派的规定。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政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任何政党都必须按照宪法制约的政党法进行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立宪的领导组织者，宪法一经确立，就必须模范地接受宪法制约，一切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宪定的“四大”大民主程序和宪定的程序民主约束。

（2）通过“四大”基础上的全国公选，成立国家政治改革委员会，采取“四大”基础上的人民公决制定或修改宪法。在宪法规范中，规定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

 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实行全国公选。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代议制，宪法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国家大事，必须交由“四大”基础上的人民公决或公开竞选选举制产生。二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具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组织罢工和游行示威，直至弹劾、要求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三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宪定非公有制比例；二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三是经济运行的方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四是职工大会或代表大会是公有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任免经济组织领导人，决定经营方向和经营方式。

（3）通过“四大”基础上的人民公决，制定或修改宪法，实行宪法制约的党政分开的国家政治运行机制。即，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保障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实行大民主路线公决政治（即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基础上形成议案，国家最高领导人被选举人、提案人必须公开答辩）与程序政治（即宪定公开竞选选举制）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内的任何层次的人事变动、根本政策、国计民生计划变动，必须通过宪法确定的人民群众监督程序即“四大”基础上的不同层次的人民公决程序，在宪定的时间内，通过公开竞选选举制，获得宪定的人数认可后进入国家政权，形成政策、计划，不能因党内任何人事变动，直接地让其变动人员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或改变国家的政策、计划。

（4）宪法规范：除宪法另有规定外，各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一律实行在“四大”基础上的大民主政治和宪定的程序政治相结合产生的公开竞选选举制产生。

（5）宪法规范：强化马列毛理论、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促进首先包括法律体系建设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完善，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与各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的各项文明建设。

结束语：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在于反修防修，保障红色政权不变色。然而，功亏一篑，却在自己辞世尸骨未寒之际，因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叛变、请出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而江山失守。它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教导：党内的不同倾向主导（不同路线），决定了革命的摇摆、反复和成败。

    毛泽东早就想到，克服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办法在于民主，在于“人人起来负责”。但是，如何做到民主控制，实现“人人起来负责”，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必要的过程和时间，而由于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他的同事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局限性，却未能如愿。然而，毛泽东提出的根本方向、原则和思路，通过文革一正一反的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工农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江山，要不变色，除了通过工农劳动人民运用“四大”公决打制，并保障工农劳动人民运用“四大”公决返控的制度，别无他法。 

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彰显的最集中、最伟大的意义，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