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上海险些爆发武装暴动

2015-10-12 00: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43| 评论: 5|原作者: 东方红网|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1976年10月7日早晨，北京平静如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夜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情。而在上海，似乎有更多的人已经两天寝食不安。武装暴动已是箭在弦上。10月8日，公安部的祝家耀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了3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1976年10月上海险些爆发武装暴动

　　1976年10月7日早晨，北京平静如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夜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
事情。
　　而在上海，似乎有更多的人已经两天寝食不安。武装暴动已是箭在弦上
　　10月8日，公安部的祝家耀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了3句话：“人都集中了，门
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进一步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都被抓
了起来。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副部长的。过了一会儿，文化部
副部长刘庆棠也给徐景贤打电话，用暗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时，王洪文留在上海的秘书肖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
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了。”他一说，整个上海市委的人都紧张起来，会议室一片混乱，都
觉得马上会有人来抓他们。于是，由徐景贤主持，在市委学习室里，召开了一个策划
反革命武装暴动的会议。徐景贤瞪着双眼，问大家：“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华国锋，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
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其他人也同意。
　　在这个会上，王秀珍说：“白天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说过了，带枪的武
装民兵有3500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1000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
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
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
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说了警备区几个具体的人名。
　　市委常委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于是，他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点到的几个人，叫他
们来此会合，准备一起搞武装暴动。
　　策划会具体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决定设立两个指挥点。
　　在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徐景贤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
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
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下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
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徐景贤到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给他打
电话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
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
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
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
　　徐景贤答应下来，挂了电话以后，又写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
斋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徐景贤让秘书叫醒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秘书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
李仁斋，李仁斋就照手令去打电话进行布置。
　　在第二号指挥点，王秀珍是头。她已经被冲动烧红了脸，并且失去理智。她对那
里的同伙说：“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
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
知道!”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于8日晚上召集李彬山、钟定栋等人，
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以及秘密指
挥点。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来到民兵指
挥部，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了第一批民兵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
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民兵13000人，启用民兵101号艇，15瓦电台15部。秘
密指挥点定在江南造船厂，因为施尚英原来就是这个厂的；另一个指挥点设在国棉十
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这是王洪文和黄金海原先的工厂，有基础。但王秀珍觉得这两
个厂目标太大，她要在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最后定在中国纺织机械厂。
布置完，王秀珍又回到第二号指挥点，即东湖招待所。
　　至此，策划的武装暴动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上海党政军大权被接管
　　
　　10月9日是个阴天，细雨绵绵。
　　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紧张的战斗气氛，似乎被这细雨淋湿了。这天上午
9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好吗?”
　　不言而喻。这是指“四人帮”。马天水回答：“他们都好，他们都好。”
　　“你见到他们啦?”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
　　通完电话，王秀珍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景贤。徐景贤如释重负，一下瘫坐在
椅子上。几天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上海的人们都一下解除了警报。上海迅速
恢复了平静。原来，中央除了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京外，10月8日，华北、华中、
东北、西南几个大区的10多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奉命也赶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
召开了会议。大多数省委书记都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马天水起初态度暧昧，因
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过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这几
年他的命运已经与“四人帮”拴在同一辆战车上了。但权衡利弊，他不想跟着“四人帮”
一起灭亡。后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从自己的前途考虑，还是选择了配合中央的策
略。他按中央的意思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是要稳住上海的局势。10月9日晚上，
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
来京开会。

　　徐景贤、王秀珍不是没有疑惑，他们在出发前，又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北京消息，
终于知道“四人帮”真的被捕了。可马天水怎么还能自由活动，难道他是在骗我们?
　　可是不去北京那分明是跟中央分庭抗礼，无论“四人帮”结局如何都没有好下场。
于是他们决定还是去北京。临行前，他们对下边的人说：“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
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把工作交代给王少庸、冯国柱、张敬
标3人。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打电话，要“家里人”等
一两天再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可能很快降临。10月12日，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了

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表示理解了中央的决定。
　　“他们肯定出事了!”到了这一天，上海的留守者们惊慌起来，也有人想动作起来。
晚上8时30分，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
lo余人，到康平路开会，重提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
　　朱永嘉显得异常激动，两手把袖子卷起，大喊：“如果他们再不回来，咱们就在13
日6点钟以前行动!我们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民兵要
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对!”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回来做决定了，
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4个还我!”
　　这时，朱永嘉把写着“民气可用，决以死战”的纸条在会场传阅，这些人的情绪变
得更加激昂。
　　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说得更加露骨：“我提议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说是说，因为这伙人毕竟不是“一把手”，没有人能拍板，也就没能马上行动。只
是约定，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就在13日晚上大干!
　　然而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却出现在上海机场。虽然他们脸上
都很不自然，话也不多，那帮“小兄弟”还是围着问长问短。
　　乘车到了康平路市委大楼，从北京回来的3个人坐下后，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批
判“四人帮”的材料，让大家看。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
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一撇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
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虽说有些怀疑，但没有人敢直接违抗，起码也是人心涣散，“大干”是干不起来了。
　　10月15日，以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江
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数百名海、陆军警卫部队
的护送下进驻上海康平路市委大楼，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