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5.遭张爱萍残酷打击报复

对科委和七机部集中200左右大多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集中在京西宾馆开常委扩大会批张爱萍，而张爱萍本人在301医院养着。这种马拉松会我几次公开提出异议。实际上科委哪位常委到这个会就批哪个。但由于我是在张爱萍小本上留有姓名的人物，特别是1975年，张爱萍刚升为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同志改任政委兼第二书记。张爱萍一张小纸条，想把他的情妇塞进情报所。科委司、政好几位师以上干部打电话劝我不能接受他的情妇，影响很不好。我在他的纸条上批：挡案退张爱萍同志，人员请另行安排。签了我的姓名。另一件事是前面己介绍他背了党组织，命刘毅民从进口报刊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当刘毅民得知毛主席指示批张爱萍后，加班加点写揭发张爱萍这个问题的材料，连同张爱萍的手谕，他上报后，当时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陈锡联批示科委：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因当时我主持工作，我掌握这些材料，包括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因此，张爱萍必欲灭口，置我死地。为此，他凭空捏造了“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并专门派品质恶劣的常勇(文革初任科委21基地政委，是科委系统唯一动刀枪搞武斗夺权的人物，被调离科委到七机部五院任政委，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同志得知常勇到我所而对我說：常勇品质不好，你防着点。五院政治部一位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说：常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夜间千万不要单独出门。常勇后被踢出七机部，回科委待分配)到我所任工作组组长，张爱萍交代他“要把权夺回来”。 于是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绞尽脑汁凭空捏造了：恽仁祥同李敏、陶鲁茄“合谋，整死了肖向荣同志(科委副政委)”、“恽仁祥同李敏合谋诬告张爱萍(搜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共五大罪状。这两条是置人死地的。张爱萍非法把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用捏造罪状等卑鄙手段，把我非法关进他私建的黑监狱长达17个月，直到邓小平令他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他的黑监狱走了出来。后经科委、情报所两级纪委核实，五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特别是刘毅民揭发张爱萍，竟公然栽赃给了恽仁祥和李敏二人，可以说李敏同志至今不一定知道此事。罗瑞鄉同志气愤地表示：等他去德国看病回来，他亲自来处理这一天大的冤案(注：前面己介绍邓小平上台后，中央把“李敏小帮派”一案定性为天大的冤案)，遗憾他没有能回来，而在德国去世了。如他到科委来处理，我一定坚持要求追究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的法律责任。我曾向总政控告他们，总政答复说：他们无权处理，只好转有关部门。并安慰我说：老同志受冤屈了，还是养好身体最重要。所以，张爱萍迫害我的细节就不必多花笔墨介绍了。仅介绍一些有探讨意义的情节。

1967年7月16日，张爱萍召开约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李敏‘四人帮’小帮派”群众大会，李敏同志因在上海而沒有到会。会上精心按排了情报所积极追随张爱萍搜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三处副处长张凡宣读了前述“恽仁祥同李敏、陶鲁笳密谋整死了肖向荣科委副政委”、“恽仁祥同李敏密谋诬告張爱萍(搜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等“五大罪状”的长篇发言，科委当即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押送至张爱萍私建在北京通县黑监狱，派一个排的武装监押。张爱萍隨即把他的情妇调进了情报所。同我一同被关的还有科委政治部一位同志，关他的原因是他住在李敏同志对门，怕他给李敏同志通消息。后相继关进了科委司、政、后几位同志，总计关了8位“李敏帮派骨干”。直到1969年元旦前，张爱萍精心策划了第二次批斗李敏大会，计划在会上宣布对我开除军藉、党藉，押送原藉监督劳动。在他们向中央请示这次批斗大会时，叶剑英说：李敏的事你们别管了。邓小平说：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本人才走出张爱萍的黑监狱。在这前，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向李敏同志的爱人孔令华同志传达了中央决定：把李敏搞成“四人帮”，根本不合逻辑，是天大的冤案，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张爱萍等抵制，至今沒有平反。

关押我后，开始监督深严，但不几天，警卫排战士等发现，审查的真正对像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加上“专暗组”找我谈话，均让我训斥得无言以答，他们突然醒悟，公开对我们说：他妈的，看的是日本《望乡》黄色电影，审查的是毛主席的女儿，共产党是不是变天啦！当即对我们说：只要科委不来人，你们的门不关了。随即搬来两段大木料和木工工具。对我们说：你们做点小家具，带回去可作个纪念，还锻炼了身体。还专门对我说：以后你们“专暗组”来，你老恽怎么对付他们都行，只要不打起来，而禁止他们不得高声……。

张爱萍正如陈彬同志向我介绍：搞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但他就在我身上，创造了我们党史上少见的新闻。除前面讲了他整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的话；他搞的对我的处分决定，为履行“合法手续”，对我过组织生活的党支部，逐个动员每个党员参加对我作处理决定的支部大会，结果是全体党员罢会，始终没有开成党支部大会，而且文革期同我不同观点的党员抵制得最坚决；情报所党委拒绝盖公章(注：把我关押后，改组了核心小组，改为党委，书记等由常勇等单位调来)，而张爱萍威胁：情报所为什么对恽仁祥处理不下去？所党委只得被迫盖章，但心不服，因此把张爱萍令刘毅民搜集材料的一段重要内容加进了“处理决定”，就成了张爱萍打击报复的铁证；在科委常委讨论时，张爱萍见有公章就一个人说了算，旁的常委委员无一人发言。列席这次常委会的我所党委书记回到所就对我说：真沒想到这么大单位的党委常委会，张爱萍一个人说了就叫“党委决定”。他接着说：原处分材料沒有“复员回原藉”，是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加的，劝我作好思想准备，如回老家有困难，他可帮忙安排到山东他的家乡，能安排好一点。我说：听便张爱萍闹下去。结果派人到江苏武进市安排，民政局有关领导一看材料说：这是一起性质十分严重的打击报复案，凡一反了，我们兜不起，我们不接受他复员回来，并劝部队要慎重。第二次改为转业回原藉，民政局仍拒收。第三次改为退休回原藉，民政局同意接受，并说：按中央规定，地方政府按规定发退休金和安排好医疗等生活，政治问题仍有原部队负责。包括张爱萍本人快死之前，专们让秘书到301医院对正在住院的我们所原政治部主任鞠芳同志说：张主任让我来向你表示，情报所的问题，他偏听偏信，表示歉意(注：均同他本人直接相关，糊得过去吗？)张爱萍为我而演出了这么多党史上少见的精彩节目。因此，我早就宣布，这一切都是非法的，是对党纪的污辱，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还应补充的是，这次常勇的工作组，就不是聂荣臻派的“军管”那么舒服。聂“军管”毕竟搞成了几个逼供信，而常勇一进我们所就寸步难行，而是到处碰壁，不少同志拍桌子责问常勇，以至常勇到某单位吹嘘在情报所搞得怎样怎样。当场有同志站出来责问他：你吹什么，你把情报所折腾成了什么样子？而他本人也在他们内部说：刘毅民怎么扶他也扶不起来，有的人这么搞他也搞不臭。追随常勇的，也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以刘毅民为代表的不到10个人的文革的反对派。张爱萍、常勇、刘毅民迫害陶鲁笳、李敏和本人的“罪证”，只好他们自己亲手凭空捏造。从这些事例可见，在前面介绍的批林批孔时，强调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志，自己总结教训，不允许群众批斗群众，群众间的分歧，除本人带头检讨派性外，多次举办学习班，把各方分歧大的群众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心平气和交换意见，终于使全所98％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成了文革派，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特别是张爱萍、常勇专横跋扈遭到群众坚决抵制，证明这些促进团结的措施是正确而有效的。对上述这些新闻，欢迎一些非常革命的同志多批评、指正。

仅这些情节就够精彩的了。然而聂荣臻、张爱萍这伙“老革命”，他们篡权后，有诉不完的受文革、造反派“残酷迫害”的“辛酸泪”。但从上述事实证明，文革期他们沒少享一天福，而中央和群众批评他们的，沒有一件不是证据确凿。相反，他们对下属干部和群众反攻倒算时，没有一件事(即“罪行”)不是他们凭空捏造的。这伙混入共产党内的“老革命”，就是如此控诉“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造反派“残酷迫害他们这些老干部”……。共产党让他们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除掉腐败，还能有什么旁的结果。我要问：这伙人还有资格对文革和造反派说三道四吗？

在文革中，如前述，本人三次遭迫害，但我不仅对文革无怨言，而深感文革中受到了由生以来最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为能积极参加文革而自豪，感到无比光荣。就凭这一点，我这名普通解放军战士，有一点理由嘲笑聂荣臻、张爱萍这类“老革命”的无知和渺小，无非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他们是到革命队伍来找升官发财出路的假革命！如若不信，请去查查聂荣臻等人的后代干了什么、张爱萍等的糜烂生活。无数事实证明，正如毛主席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伙占了毛泽东的光做过一点好事的人，一旦离了毛主席、反毛主席，无一不成了遗臭万年的狗屎堆。

文革派应理直气壮宣传在抓革命、促生产各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彻底粉碎攻击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这一谬论。在前些时本人发表了《文革的成就不容抹煞》一文。因此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文革尽管遭到了走资派惨痛的破坏(注：请参见本人发表的《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 。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创造了中华民族史上，各方面最辉煌的一页，这一事实，连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都不得不承认。因此，一旦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闻到一点中国哪里有点“文革味道”，就合力绞杀。帝国主义更是叫嚣：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一些糊涂人，也跟看散布“文革失败论”，个别“老革命”也散布说什么：“文革不会再发生”。因此，实事求是宣传文革成就意义十分重大，揭露走资派及一切反动势力破坏文革的罪行同样十分重大。我不谦虚地讲，文革对于我个人，就科研而言，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文革期绝大部分科技干部，都全力扑在科研上，而且互相无保留的协作，研究课题时，就像农村等一人有难题众人帮。不像现在把知识私有化，为个人名利而“保密”、申请“专利”……。文革期开夜车搞课题，政工干部自家做好半夜歺送到办公室、其他同志帮助到图书馆借资料，请教国内知名专家都能无保留大力支持……，可以说这都是本人和大多科技干部亲历的事。因此，文革是我们民族出各种成果的黄金期。

就我个人而言，在文革前，经研究提出无线电制导在战术导弹等有用武之地，必须研究，该技术报告当时五院(即七机部前身)院长王秉璋批示后，二分院立即成立了无线电制导研究室。文革期发明了全新慨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雷达，解决了该雷达当时存在的不能移动而易被摧毁、造价高、维修费用高等严重问题，见报道：该雷达敌方导弹不易突防；完成了钱学森同志交给的我国要不要建测控船的论证工作(同另一同志合作完成)；搞出了测地下目标雷达方案(是翻阅大量资料和请教专家完成)，现己用于探矿、考古和送上月球测月球地下目标。即便被迫退休后，还支持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在人民大会堂发表公报，陶鲁笳同志和李佩瑶、王光英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成武同志委托夫人、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等出席了会议，美、英、新加坡、日以及港、台都报道了这一新闻，国内许多报纸、广播台报道了这一新闻，北京日报和电台报道中还报道了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某某……。从美国成立了网战司令部后，一再建议中央必须重视关系到民族、国家安危的网络安全问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和大内参总编，十分重视我们的呼声，专门召集我们座谈后把情况报给了中央，十八大后的新领导重视这一问题，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今天补充讲一件遗憾的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同个别老战友商讨时，讲了我考虑一种新型反导弹的设想，他支持我的观点。但当时走资派早己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这个设想无法动手。后在电视上见钱学森同志病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除向他汇报了前述相控阵雷达等等，其中谈了一句关于我考虑的新型反导问题。但他不久去世，估计石沉大海。根据目前国际科技水平，我的设想很有可能是可行的。对此，唯表示遗憾，因我无权、无条件研究此技术。

据报导：文革期搞成的世界公认的成果两弹一星外，还有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电子排版印刷术、人工合成胰岛素……几大发明，特别是近日轰动世界的中国获得第一枚科技成果诺贝尔奖：屠呦呦同志研制成功的青篙素。为中华民族锦上添花。可喜的是这些成果都是毛泽东时代文革期搞成功的。

实践有力地再一次证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那些高喊“改革开放”是“科学的春天”口头革命派，“改开”的结果是培植了像聂荣臻的女婿这类抄袭嫖窃腐败“院士”，培植了不少党校“教授”反党、马列主义“教授”反马列，培植了一批有“博士”、“教授”等头衔的反动腐败官员和资本家……。唯独“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毛泽东时代成就了“三无”(无教授、博士、院士头衔)屠呦呦同志反得了诺贝尔科技奖获，有力地讽刺了“改开”搞的“尊重人才”的“技术职称”。世界尤其中国“特色”就是如此丰富多彩。目前农业面临的形势是，不仅缺3亿人的口粮，而是真正面临崩溃的边缘；工业、经济危机己十分严重，邓三科留给十八大后的新领导就是这么个摊子。

从上述，是否能说明我在文革中是“知名造反派”和铁杆“保皇派”的特点？是否做到了不怕掉脑袋坚决批斗一小撮走资派？是否不仅全力保卫了毛主席及其后代和党中央、以及全力保护了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是否尽力做到对人一看、二帮、三等待这一毛主席教导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望那些非常革命的朋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