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黄文政： 国际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尤其重要，而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优势而非劣势。降低生育率在短期内可以减轻抚养压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某些促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的代价是未来的人口负债。长期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和人口规模的萎缩，其后果是抚养压力不断上升，供应和需求同步衰减，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和后劲。 从经济学研究和实证分析来看，人口长期萎缩的后果是人均GDP的相对下降，而不是上升。对人均财富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4年却比美国低34%，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因为“一胎化”人口政策的实施几乎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步，许多人误以为这个政策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实际上，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20至60年，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需求，并为此付出的辛劳，正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和保证。 当然，限制生育会在短期内降低社会的抚养负担，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作用有限。根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生育率与经济成长关系的分析，即使在最宽松的估计下，1980年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最多让中国过去30多年的人均GDP增长快了不到1.5年。高生育率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长期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重，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危机。但很多人却认为，为了降低人口规模，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劣势。但实际上，人口的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以形成一个不小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能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虽然总人口仅是中国的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正在逆转。2000年中国的科研人数不到美国的一半，现已超过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是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坚实基础。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 很多人强调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但质量和数量并不对立。相同质量下，整体的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反而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长期处于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质量。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国家？当然，人口众多确实会给治国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人口规模来适应治国能力的不足。 人口与资源、环境、拥堵的关系 黄文政： 资源压力是人口控制的理由之一，但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1980至2010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400%多，而计划生育仅少生一两亿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语），幅度不到15%。如果用控制人口的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何止15%？！而且，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如手机、汽车、房屋、看病、旅游等花费中资源占比都微不足道。况且，当一种资源因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会有利可图；如果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资源了。资源本身并不存在物理极限；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的电力需求，只是还无必要。 人口坍塌将降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弱化中国的议价能力，等于消减自己后代为他国节省资源，并置后代于弱势。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需要发展经济、厚植国力；人口坍塌适得其反。中国人均资源确实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世界人均水平会被少数国家拉高而具误导性。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德、英、法、意对几乎每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均居世界中间或靠前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一半，而且人均资源更高的国家并不比更低的国家发达。 中国的非交易性资源如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时也足够。中国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且保持贸易顺差，说明中国的人口优势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经济越发达，人的贡献在经济中的比例越高，所以发达地区大都是输入资源的人口集中地。美国发达的主因不是资源丰富，而是其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司、大学、基础设施。中国一些人均硬指标，如人均钢铁产量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目前差距主要在科技、军事和软实力上，支撑这些实力的是人而非资源。人口增加刺激需求，增强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煤炭、石油早年几无价值。资源稀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会抑制这种动力。 至于环境质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如自驾车对环境的影响是公共交通的几十倍，远超人口政策。况且，人口少未必环境好。按绿十字组织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十个地方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等地广人稀的国家，无一在中印。人会破坏、但也会改善环境。莱茵河在1970年前污染严重，经治理又恢复了清澈。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遭受雾霾之苦，但在治理后空气逐步改善。1950到2000年，洛杉矶都市区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增加数倍，但1977到1999年，一级污染天数从121降至零。经济学研究表明，环境在工业化之初会恶化，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会改善；这得益于治理，而非污染源转移。经济发展会推升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又提升治理的财力。人口坍塌则会降低治理的能力。 “人满为患”是控制人口的直观理由。但拥挤都在城市，且并非土地不够；中国地级和以上约300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仅占国土0.3%，约占耕地面积2.5%。人口聚集提高效率，而拥挤是效率的代价，与经济发展水平而非全国人口高度相关。经济越发达就越有意愿和条件，既保持效率又让城市宽松。富国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宽松；穷国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拥挤。分析表明，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减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人口世界最多，但根据可比数据，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5、11、12、24位，建成区密度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体中分别排第119、138、131、96位，仅中等水平。人口坍塌不能缓解大城市的拥堵。过去20多年，俄罗斯人口在衰减，莫斯科却增加了数百万人，交通拥堵超过北京。日本《国势调查报告》称，2005至2050年，目前有人的区域按一平方公里划分，只有1.9%的区域人口会增加，其余区域人口则会减少。如果中国人口降到几亿，中小城市会衰败，年轻人会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缓解大城市拥堵，也会减少可选择的城市。 华人生育率全球垫底：中华文明圈的人口占比在急剧减少；东亚文明圈将面临紧迫的“人口危机” 黄文政： 无论是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的众多人口。这可以说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优势。但中国的这种优势可能会在短短几代人中消灭殆尽。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9%，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在未来十年，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中国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备注：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5，但卫计委认为生育率在1.5至1.6；2013年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46）。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只要一代人，即25到30年，中国年出生人口可能萎缩到世界的3.3%（即0.557*0.5*0.12）。就算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能将生育率提升50%，那中国年出生人口也仅占到世界5%。而且，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年出生人口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的生育率都处于或接近更替水平，远高于中国，而且还吸引大量移民。在目前的人口趋势下，中国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将少于由美国积极主导的、排除中国的TTIP和TPP所涵盖的区域。美国在技术积累和文化多样性上占有优势，而且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西方世界在支撑，中国若再失去人口优势，将可能被边缘化。 而且，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圈的人口在急剧减少。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整个东亚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在2013年，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缅甸1.94、越南1.74、泰国1.40、日本1.43、韩国1.19、新加坡1.19以及中国香港1.12、中国台湾1.07、中国澳门1.08。可见，东亚各地的生育率普遍低于更替水平，其中华人社会垫底。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就显著低于白人。 在中华文化圈，“多子多福”观念曾深入人心，为何现在生育率全球垫底？我个人认为，一是中华文化圈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既增加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华人宁愿不要孩子。二是华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三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韩国人2007年平均工作为2266小时，而同期法国人只工作1457小时。此外，西方国家出生的孩子有接近一半来自婚姻以外，比如美国为40.6%（2008年）、法国为52.6%（2008年）、英国为43.7%(2006年)，但这个现象在东亚非常罕见，如日本只有2.1%（2006年）。 虽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基础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的增多而上升。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亚洲各地是如何应对“人口危机”的 黄文政： 欧美和俄罗斯虽然在1970年以前也拥有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从未限制生育。美国和英国虽然没有明示的国内人口政策，但其实际措施起到的是鼓励生育的作用；欧洲大陆则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相比之下，亚洲多地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都经历了反复的人口政策，在高生育率时实施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大都在鼓励生育。 日本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孩子抚养补贴以抑制生育，生育率从1949年的4.34降至1974年的2.05。1974年，日本发布白皮书《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希望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持续下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后陷入长期萎靡的主因。1994年，日本通过“天使计划”等措施开始鼓励生育，但现在日本生育率仍只有1.4左右。2014年，日本政府宣布要将生育率提高至2.07。2015年，日本挂牌成立了“儿童育儿总部”，安倍首相训示：“儿童是国家的宝物和未来。将努力使日本有更多的人尝到生养孩子的喜悦。” 韩国在1962年至1995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为此，韩国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典范。但从1996年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却依然降至1.16。因此，自2005年起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 中国台湾在1964年成立了“家庭卫生委员会”，推行节育的政策；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生育不超过三个孩子；1971年起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从1984年开始，台湾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1990年，台湾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从2012年开始，台湾扩大鼓励生育的措施，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编列32亿新台币育儿津贴预算。近年，台湾生育率徘徊在0.9到1.3之间。 越南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二胎化”政策，规定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处罚。2003年越南一度取消了生育限制，但2008年又重新恢复。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自1970年开始广泛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节育并提倡优生优育，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从控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此后，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目前，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七岁可以拿到相当于71万人民币的各种补助。近年，新加坡生育率徘徊在1.2到1.3之间。 菲律宾在1971年通过人口法案，将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经历过多次调整。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菲律宾的政策更倾向于关注母亲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水平。近几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3.1，处于亚太地区最高之列。 伊朗生育率在1970年还高于6，伊斯兰革命后还一度鼓励多育。但1989年开始鼓励只生两个孩子的节育政策，生育率迅速降到2007年的1.87，位于中东最低。2012年，伊朗人口政策发生180度逆转，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鼓励生育。伊朗国内有人认为之前的节育政策毁掉了伊朗的前途。 印度自1950年代就实施了相对柔性的节育政策，生育率从1960年的5.87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了应对政治动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该状态持续的21个月中，印度采取诱使和强迫措施推行大规模绝育运动，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成为甘地在1977年大选中失败的主因之一。之后，印度政府一再强调节育要遵循自愿原则，并由各邦决定生育政策。目前，印度只有四个邦实行柔性的节育政策，比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邦政府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2012年，印度的生育率为2.5，略高于更替水平。对于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前景，印度舆论持正面态度。从1980年至2015年，印度人口从7亿增长到12.8亿，而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人均GDP以及人均用电量等各项指标也都在稳步提升。 总之，亚洲多地曾经实施的节育政策大都非常柔性，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孩子，对违反政策的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措施似乎在慢慢发挥作用，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曾经实施的节育政策更严厉，时间也更长，而且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当时停止节育时更严重。 中国人口思想和政策的变迁 李建新： 对于建国以来的人口规模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爆炸”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推崇英雄母亲以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随之进入了人口转变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下降得更迅速、更稳定，中国人口在转变初期就出现了“人口爆炸”现象。显然，这主要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中国的人口思想和政策在不断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在18和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对此，毛泽东在其《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给予严正的驳斥，并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毛泽东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生产关系的制约，倡导解放生产关系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解决“人口问题”。从1949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的人口观和保护妇女健康的宗旨下，中国的人口政策体现在限制节育，包括严格限制机关部队妇女打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要求节育药具销售报备、禁止生产和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最精华的地方是他提出的“革命加生产”。所谓革命就是建立新制度，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谓生产就是扩大生产，增大馅饼。这实际上是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后两种思路。 建国之后最早提出人口控制的文献是1955年的《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当时的提法是“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为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中提到“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 20世纪6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开始局部实施。1962年12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提倡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所以，“计划生育”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中应是1962年。196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文件中，进一步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中央1962年曾经指示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不仅符合广大群众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发展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1971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的51号文件，强调贯彻落实毛泽东“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指示。1973年7月，国务院建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计划生育办公室从卫生部门单列出来，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控制人口活动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中国在那时逐渐形成了以“晚、稀、少”为核心的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城市可略高；稀是指生育间隔四年左右；少是指最多生两个孩子。1978年，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中，“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纳入法制范围。1978年中央又下发了69号文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3迅速下降至1979年的2.75，接近了生育的更替水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提出了经济增长到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引起震动。该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同年9月，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 直到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才有了微小的松动。同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被称为“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开始在各省份逐渐落地。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2014年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了不到50万，大大少于此前“放开政策生育水平会大幅反弹”的预期。 如果要对中国这60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评价，我个人认为，前30年是值得肯定的，后30年是要彻底否定的。这里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是否干预了个人的生育自主权；第二，是否符合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前30年，我们认为人口是劳动力，是财富；而后30年，政策制定者则全盘接受了“人口是负担”的预设。 西方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 黄文政： 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呈现多面性。西方本身是多元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精英很清楚，中国人口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另一方面，出于对其价值观的维护，西方对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堕胎和绝育现象表达了批评，这点尤其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反应上。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时称理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表述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众人物的强烈批评。但总的来说，对于这个本可大肆炒作的议题，西方政府、媒体乃至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政策基本是三缄其口。 西方对人口议题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态度上。该机构最初由美国主导成立，在很长时间里，其大半资金由美国提供。但里根、布什和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停止对基金会的捐赠，理由是其项目涉及中国、秘鲁等国的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为此，美国和联合国还派遣团队来中国调查，最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在美国停止对基金会捐助时，欧洲国家填补了美国的空缺，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人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通过私人捐助来补偿基金会的损失。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恢复对基金会的资助。 针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学说，到人口爆炸说，再到内生经济学理论，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看法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在看待人口对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作用上，西方精英则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为上则越来越隐晦。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将比其他国家更严峻。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19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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