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生物统计学博士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博士

【主持人】

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将比其他国家更严峻。

西方语境下的“人口问题”：“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

黄文政：

宏观上看待人口议题有两个视角。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口相对变化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1798年，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饥荒、战争和疾病将不可避免。当时，全球只有10亿人左右，他警告地球将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虽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广为流传，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并传播到欧洲大陆，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一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沙俄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殖民体系到二战后才逐步瓦解。

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备注：更替水平是指生育足以维持人类延续的子女个数的水平。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应在2.2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土，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曾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德雷珀将军发表了一份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1965年，德雷珀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至今仍在运作。

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石油危机的爆发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埃尔利希在著作《人口爆炸》中，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称，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将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1974年底，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了一份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该文件列出的目标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但没有中国。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从1972年到197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任八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都是由相关项目培养的；许多课题也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加之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过剩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在西方政治术语中，人口问题特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人口政策则是指西方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努力。至于西方自身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通常只在各国国内讨论。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确实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里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人口爆炸”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李建新：

如果我们从一个超大时空的角度看人口议题，会发现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波动但又相对“稳定”的，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口转变。所谓人口转变，是指前工业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平衡状态（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向后工业社会的低位平衡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在18、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西方国家的人口率先发生了转变。

20世纪中叶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与传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在医学和卫生领域的成果，使得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换句话说，在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中，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可能用了70年到100年的时间，但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也是普遍现象。但相对于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则显得迟缓滞后，因此，20世纪世界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增长高峰。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历了20世纪的“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到本世纪末，人口最终将会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进入了这种平衡状态）。

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但随着人口转变的出现，人口成为一个“活跃”变量，人们开始关注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就诞生了以马尔萨斯为鼻祖的人口研究学派。马尔萨斯学派认为，人口增多将导致贫穷，因此应该减少刀叉——也就是减少吃饭的人，以遏制人口增长。古典经济学派从经济、财富生产的角度研究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认为人口多会促进发展，因此不是减少刀叉，而是如何生产把馅饼做得更大，这样大家就都有吃的。制度学派则认为人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与其说是人口多或人口少导致了贫困，不如说是分配不均的制度带来了贫困。这三种不同认识，也引出了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三种思路。

大国博弈中的人口因素：人口众多确实会给治国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人口规模来适应治国能力的不足

黄文政：

从历史来看，虽然决定大国博弈的因素很多，但人口是国力的根本。如果两个处于相同技术阶段的国家进行竞争，人口多出50%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难以撼动。人口增减甚至比土地增减对国力的影响更大。

比如，法国和德国长期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口比整个德意志多出约20%，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的两倍多，当时法国的势力在欧洲首屈一指；到两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出60%，整体实力强于法国。二战战败后，德国的东普鲁士被割让，当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体西迁。西德虽然只拥有之前德国39%的土地，但继承了近80%的人口，在经济快速恢复后成为西欧头号经济强国。1990年统一后的德国，比之前的西德，面积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正是经历了人口劣势的恶果，法国自1939年开始就一直鼓励生育。比如，使用累进制来补助多育家庭，相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给生育八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2013年，法国的生育率为2.01，在欧洲属于较高水平，但法国对德国的人口劣势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德国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鼓励生育的强度并不亚于法国，但2013年生育率只有1.38。不过，目前德国人口仍比法国多21%。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认为，法国总人口数要到2055年才能追平德国。

在1980年代，苏联总人口略多于美国，虽然科技水平较低，却在军事和政治上可与美国争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尽管面积依然比美国加欧盟还大，但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却让俄罗斯国力远逊于美国。除地缘政治后果外，乌克兰的疏离对俄罗斯伤害最深的还是人口资源的损失。如果俄罗斯自己能增加相当于乌克兰的4500万人口，那近1.9亿人口的俄罗斯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上，会比现在的俄罗斯加乌克兰更强，且内部还不存在语言和认同差异的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时代更加突显。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也只大一倍，因为一般人的活动范围只有几百平方公里，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不会随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增强不止一倍，因为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人越多，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越高，社会复杂度越高，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就更突出。

李建新：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历史中，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当非西方世界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逐步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并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获得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中长期来看，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的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今日中东难民潮涌向欧洲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和前兆。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也许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或许，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终将因其人口衰落而被非西方世界取而代之。

黄文政：

在可预见的将来，自主的世界性大国是美国、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当，2015年的人口是3.22亿，是1820年的32倍。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但近年略有下降，在2013年为1.87。美国从全球吸引移民，预计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4亿。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西方国家。在西方世界内，美国人口虽不及欧盟，但是内部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政治统一，让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竭力推进由美国主导的更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其动力就在于，更大人口规模下的一体化将给参与方特别是主导者美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根据美国商会估计，仅TTIP就将每年给美欧经济增加3000亿美元，把家庭平均购买力提升900美元。从更大范围讲，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体系还包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总共约9亿人口，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则共约有12亿人口。虽然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竞争，但在与外部发生冲突时，则处于合作或同盟的关系。西方国家不管在经济上与中国多么密切，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是另有立场。

俄罗斯的面积是中国的1.8倍左右，2015年人口1.47亿；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地区总人口目前为2.83亿，是1820年的5.2倍。俄罗斯人口素质很高，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全球最高。但在经济上，除军事工业和资源外，俄罗斯几乎没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起中国、美国和印度，俄罗斯的劣势就是人少，若其拥有10亿人，情况将很不一样。正是认识到人口在大国博弈中的核心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至少应该拥有三个孩子。俄罗斯生育率近年有所回升，2013年达到1.7，已经显著高于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2015年人口13.7亿，是1820年人口的3.6倍。近两百年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目前的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优势已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而美国早在1960年代就讨论过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就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惟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虽然现在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整体技术水平依然较低，金融业也不成熟，但人们已经开始谈论人民币对美元的挑战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仅有几亿人口，这些言论很可能不会出现。

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惟一能与西方比肩的将是中国，但是近年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热门话题。印度的面积是中国的34%，2015年的人口是12.8亿，是1820年的六倍。2013年，印度生育率为2.48。从人口视角看，印度的一些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确实不及中国，但其最大、也许也是惟一的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相比于中国，印度的人口结构比较自然、匀称。2014年，印度0至14岁人口占了28.5%，中国是16.5%；印度65岁以上人口占5.8%，中国是10.1%。印度人目前的平均年龄是26岁，中国是35岁，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5年有望达到7.5%而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当然，人口虽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也只是发展的众多必要条件之一，由于印度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地域、宗教、种族矛盾等因素，仅凭其人口规模和结构优势，要全面超越中国依然困难。

21世纪的大国实力竞争

李建新：

国家实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而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这些资产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的总和。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世界，同时具备上述综合实力条件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因此，21世纪的大国竞争，实际上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之间的实力竞争。

在硬实力方面，从人口变迁角度出发，依据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与大国硬实力的核心——经济实力紧密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趋势。不管是现在和还是未来，美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是其劳动力人口继续增长，二是其年轻劳动力人口（20至29岁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些变化趋势将继续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俄罗斯与美国完全不同，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还是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都朝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向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不具备与美国继续竞争的人口实力。中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目前较其他大国都还存在着一定优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变化剧烈，印度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上超过中国，且在劳动力人口结构上优于中国，所以从人口要素的视角来看，中印两国相比，中国将处于潜在的劣势中，印度人口实力将会毫无疑问地超过中国。而如果我国未来人口选择联合国人口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2左右的低水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将失去更大的竞争潜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不少国外学者认为21世纪中叶应该是印度的世纪。

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首先看四个大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世界人口未来变化趋势是老龄化，四个大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老化程度和速度。其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大；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较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也最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且上升程度也最高。再来看人口规模变化，按照联合国2011年版人口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至4亿，占世界人口的4.3%；俄罗斯人口将遏制不住减少的势头，到2050年将降至1.3亿，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人口先增后降，将由2025年左右达到的峰值（约13.9亿）降至2050年的12.9亿，占世界人口的13.9%；印度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首次超过并取代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到2050年将达到16.9亿。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规模急剧缩减和人口结构迅速老化的趋势，不利于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而印度和美国则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机，从而对本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但由于人口实力短板，这或许只会是“昙花一现”；在现在的中印“龙象之争”中，中国龙确实将印度象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同样由于人口实力短板，腾跃的“巨龙”或许最终会被稳健的“大象”所超越。

当然，大国实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当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因此常常“迷惑”和“误导”当代人。比如，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时代的无计划人口增长带来了人口负担，但恰恰是这些“爆炸性”增长的人口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奇迹；如今一些人还在沾沾自喜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殊不知却为未来30年、50年的发展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