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夏家峁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可是当新农村建设“降临”的时候，它有幸成为了试点村。于是村民被“强行”搬进了敞亮的砖瓦房，收入翻翻，可是这些钱来自哪里?

赶集：卖羊和买香

　　2010年1月27日(农历腊月十三)上午9点多，我来到杨瑞德家。他家院子里的树上挂着一只剥了皮的羊，他正威武地拿着砍刀割肉。他说，他家养了4只羊，刚杀了一只大概50斤的，准备过年的羊肉。旁边是一张白白净净的羊皮，一滴血斑都没有，可见杀羊技术之高。他说这张羊皮下午去盐子镇赶集的时候卖掉，大概值80多块钱。

　　匆匆吃过午饭，他已来到村委会。在村委的路口，搭乘一辆村里熟人的面包车。来到镇上，杨瑞德讨价还价，他把这叫做“搞价”，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大概半个小时，两张羊皮(不知另一张羊皮是哪里来的)卖了170元。

　　然后他去买过年用的香和纸钱，1.5元一扎的香比1.3元一扎的多20根(1.3元的是80根，1.5元的是100根)，他在两个摊位前跑了两个回合，一会看看拿起这个看看，一会拿起那个，最后回头问我，你是大学生，你帮我算算买哪个便宜?我掰着指头掐了半天，没算得过来。他看了我一眼，很失望，最终拿了1.3元的，说80是个吉利的数字。

　　杨瑞德会为了两毛钱计较好久，但他却毫不犹豫的选择坐“出租车”去赶集。我坐过很多次他们所说的“出租车”，即拉客的面包车。如果是赶集，村里拼上一车人，比如八个十个，每人五块钱;如果是平常的日子，或者是车拼不满，则每人八块钱;如果司机狠心一点，会收10块，这也是常有的事，这样往返就要20块。

　　其实不只是杨瑞德，似乎村里每一个人都不在乎这十几、二十块的往返车费。我觉得这是新农村建设和公路修通之后带来的变化。

没有菜吃了

　　新农村建设以来，有集必赶，成了村民新的生活方式。过去，村里是有水地的，只有水地才能种绿叶菜。但2005年村支书修公路，把水地给占了，从此全村人没有菜吃了。村民只能去赶集。在此之前，村民一个月赶集一次，骑个毛驴一摇一摆的就去了。但现在，隔三差五的要去，大多是“出租车”。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要改变村庄的贫困和“烂杆”的现状，只有修路。村支书说，修路占地没有补贴，每户人家的地都占了，统一不补贴，要一碗水端平，群众就闹不起来。

　　选择吃菜，还是选择修路，是一个问题，村民永远无法明白，谁也无法明白。

　　频频赶集，村民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开始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好卖，什么难买;再比如村里很多人买面包车拉客赚钱，村里的车明显多了。当村民的生活成本提高，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就需要出去打工赚钱。

　　为什么村里没有自己的商店，负责卖菜等生活必需品，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生财门道。我在村里呆了一年多，也没有搞明白原因。我曾不止一次的拿这个问题问村民，他们都觉得很意外，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他们说，赶集么，热闹，红火。

　　很久以后，几个见过世面的村民跟我讨论，说主要还是没有进货的渠道。如果村里开店，也是到集上去采购，那么村店卖得势必比集上要贵。村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买呢?再者，在村民的观念中，去赶集，是天经地义且荣耀的事。当别人问起，你昨天到哪里转了?他会非常自然而开心地告诉你，赶集去了。事实上，村里是有一个小卖部的，但门可罗雀。我曾去买过东西，里面还是老式的柜台，大多数商品上面有很厚一层灰，里面洗发露、沐浴露等商品都没有，这与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热水器是不相协调的。

　　当然村里会有一些流动商贩。以前有匠人到村里来卖锄头的，打铁的，现在也没有了。但最近几年有卖各种食品和杂货的小贩到村口来，如卖凉粉的，凉面，糕点，豆腐的，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一个卖豆腐的商贩说，他家就住在盐子镇上，离这个村不到十公里，但以前这个村根本进不来，没有路走。现在开个电动三轮车就能来赚钱了。他说一块豆腐四元钱。豆腐四元一块，有人买吗?北京的超市才两块半。事实上，大家抢着买!

钱从哪里来

　　在新农村建设之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是家养牛、羊、猪、鸡等，以及外出务工。新农村建设之后，主要收入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种收入依然是养殖，比如夏崇贵家养了30只羊，杨瑞德家养了25只羊，夏启斌家养了10几只羊，夏龙芳家养了近百只羊。每斤羊肉20多块钱，皮还能卖钱，还有些内脏，大概一只50斤的羊，能卖七八百块钱。

　　养羊是被禁止的。这里还有个插曲，2000年4月，县里发出封山禁牧，舍饲养羊的通知，规定对非法放牧者，每只羊每次处罚30元，每只大牲畜每次处罚50元。对拒不罚款的，没收羊只。

　　老夏说，2004年前后抓得很紧，但现在又放松很多了。如今村里只有夏龙芳一家散养放羊近百只，其他人家都是圈养的。村民讲，盐子镇常常派出工作人员开着车下来检查，一旦看见山坡上有羊，就过去把羊砍死，拖到车上，带回去吃肉，还要罚款，他们亲眼见过好几回。村民说，“这些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像强盗一样，罚款就罚款，不该吃我的羊肉。”

　　老村后面有个烽火台，不知道是什么年月留下的，有一次我走近烽火台，结果看见夏龙芳在那里放羊，他没认出我来，我冲他大叫。他吓得要死，蹲到草里半天不敢出来，吆喝着羊群向更远的山里走去。村委会副主任老夏说，村里花了大力气绿化造林，现在小村村民觉悟提高了，都不在自己村放羊，都去旁边的村子放羊。

　　为什么一个严肃的政策到了底层会“变身”，被村民解构，并以一种民间的特有的幽默方式展示出来?比如黄土高原上为了保护植被，禁止放羊，是很合理的。但村民会把它解读成，“当官的想吃羊肉了，下来找几只羊吃，像强盗一样的。”村民们会欣赏那种敢于冒险跟官斗的人，并相继赞颂流传开去，这种观念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第二种收入是外出务工。市里面鼓励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动辄几千亩几万亩的种植业需要劳动力;二则，当地煤矿等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需求基本都在市内消化。小村地理条件限制，搞不起大型农业基地，也没有煤矿可挖，因此小村基本是女人在家种地养牲口，男人出去打工，但不会走远，等到秋收农忙，打个电话，男人就会回来一起忙。一般来讲，打工月收入2000到5000不等。

　　第三种收入是小村的“特色产业”。小村自从新农村建以来，申请了各种政府项目。如植树造林、修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村里让村民在这些公共工程的工地上干活，给村民发工资。在村委会的墙上贴着一幅“村规民约”，是全体村民大会上表决通过的，其中第二条规定：村民按时完成义务工、建勤工，对无劳动能力或因故不能出工的，可以以资代劳，无正当理由，又不能出工的每天罚款30元。老夏把劳动任务分配到各村民小组，小组长再找义务工，如果找了你，你在家，但你不来，你需要交30元罚款。所有村民都选择了被罚款。因为不管你做不做，工程都是要上马的。村委会找不到义务工，只能找雇工，每天80块钱酬劳。扣除罚款，村民每天可以赚50块钱。

　　事实上，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村里写在墙上的东西都是不管用的，真正有效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你违反了这个习惯，就会引起民愤。当老夏果真给每个村民50元一天的时候，村民会闹事，最终直到每人每天80元才罢休。

　　人工的钱算起来是相对方便的。机械费才是大头，如2008年单是农田基建推地打坝工程，工程机械1254720元，油料费1718900元，加起来就297万多。机械从哪里来?村支书老杨有两辆挖土机，夏崇毕有个装载机。现在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便是装载机和养猪场(他是老杨养猪场的合伙人)。公共工程无疑会给老杨和夏崇毕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还有一点“特色产业”是老杨个人的产业。老杨办了养鸡场、养猪场和养羊场，需要雇人劳动，喂羊、喂鸡、喂猪，如果是全日制的替他干活，月收入可达2000元，如猪场和鸡场都有两三个这样的村民;但养羊场是帮工，1000元一个月。

　　这些都是依附新农村建设而来的收入，举个简单的例子，村委会做饭的女工，平时没有人吃饭，她就闲在家里，只有到了公共工程上工或者是上级搞调研，要在村里小住三五日，她才来做饭，2009年她的年收入1万。2010年春天，她儿子上高中，她就去市里陪读了。村委会副主任老夏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人来做饭，最后村支书老杨出马，把他的亲戚叫来，工资涨到了1万2千。过了半年又不干了，老夏又找了好久，把村里开小店的妇女找来了，工资再次涨到了1万4千4百。

　　换个角度来看，现在表面的经济繁荣，村民收入的增多，但都是财政给的。财政给钱，银行给钱，不仅十年间将村民的收入翻了20翻，而且村里面的路修好了，房子修好了，梯田修好了。这些都是基础性的投入，目前来讲，还没有来得及见到产出。当然我们要对新农村建设有耐心，但是这种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也是值得深思的。一旦被评为县级试点村、市级试点村，它本身是否优秀，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潜力，都没有来得及仔细论证，所有的资源都向它倾斜。

　　事实上，小村新农村建设之经济潜在的问题绝非孤案，也绝非一两个人所能改变。告别多、快、好、省的急躁心理，新农村建设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实践者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可持续的的态度去做，看客如我，也当以这样的态度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