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杜金将整个地球划分为四个子午区：大西洋子午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大陆）、欧洲-非洲，中心是欧盟、俄国-中亚区域、太平洋区域。除去大西洋子午区之外，其他三个区域都属于欧亚大陆一部分，因此欧亚主义首先将体现在这三个区域的自主和互动过程，同时在此基础上共同抗衡大西洋子午区。

各个子午区又按照大空间予以划分，每个大空间按照文明边界划分，并包括一系列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联合。欧洲-非洲区由欧盟、伊斯兰-阿拉伯大空间组成，俄国-中亚区由三个间或重叠的大空间组成：俄罗斯联邦及其独联体国家（通过欧亚联盟的模式予以整合）、大陆伊斯兰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区域。太平洋区域包括两个大空间，即中国和日本，以及从属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杜金认为这些国家有时也被认为从属于大西洋子午区。

杜金认为对于多极世界的存续来说，俄国-中亚子午区至关重要，正是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的单极世界无法建立，并为欧洲区和亚太区的自足存在提供保证。对于该地区的整合，杜金给出的措施是分别组建莫斯科—德黑兰、莫斯科—德里、莫斯科-安卡拉轴心。对于动乱丛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杜金认为应该消减两个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属性，将该区域转化为一个自由的伊斯兰联邦，同时效忠于莫斯科和德黑兰。而对于多元混杂的高加索地区，杜金给出的建议是根据该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将其发展为一个松散灵活的联邦体系，并使其分别和莫斯科、伊朗、安卡拉结成多变轴心体系。而对于中亚地区，则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完成整合。对于欧亚联盟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维系好莫斯科与哈撒卡斯坦、乌克兰的地缘三角关系，而对于那些加入欧亚联盟比较犹豫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杜金指出时间和情势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要么被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要么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维系自身的文化和宗教认同。

（二）自主与联合：欧亚主义的权力结构

杜金细化了欧亚主义的权力方案，并将其具体展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权力将按照自主的原则予以组织，这意味着根据事物的属性予以分权，分权的依据是地方性事物或者战略性事物。凡是属于地方性事物的，如民事和行政事物、社会领域、文化和医疗、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主管理的范围，对于这些事物，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将会基于自身传统、以及自身社会内部的表达形式予以组织。对于诸如宏观经济管理、控制战略性资源和通讯等战略性事物则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战略中心来控制和管理，该中心将是大空间内部的地缘控制和政府中心。经济活动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实施，而军工企业、交通、自然资源、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则受到严密控制，同时战略中心有权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目标来实施再分配。

欧亚主义反对美国的金融政策，反对由虚拟的金融操作来控制实体经济的异化模式，认为金融领域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严密的金融监管。而对于货币政策，则要在不同层级予以不同规定，单一的储备货币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地方货币的存在，这种地方货币可以依据层级划分为地缘经济货币、大空间货币、地方货币等不同形式。

欧亚主义鼓励发展宗教，并将人们的精神生活视为无法为经济和社会利益取代的首要价值。在杜金看来，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哲学形式和生活理念，而欧亚主义则结合了对过去的深刻而诚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开放态度，它接受人们对宗教传统的虔敬，但也鼓励自由的创造性研究。对于传统宗教的支持和发展，将由战略中心予以组织、支持和协调，而任何破坏传统宗教的言论、教派和主张都将予以严厉禁止。而对于民族问题，欧亚主义的立场是尊重任何有自己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民族身份，无论其大小强弱。它们将被视为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而予以尊重和珍惜。

新欧亚主义与第四种政治理论

△ 第四种政治理论

以上是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而就其所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言，也是前后有别。为了反抗自由主义，杜金在起初更多是借助欧洲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欧洲内部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来发展自己反对欧洲/西方/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而它落实在俄国的土壤中，就是要呼唤一个强调等级和服从的社会和政治，杜金将其最终落实为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金在其早期所构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每一个帝国轴心，如伊朗、德国等，都有着自身的文明传统，很明显不可能将东正教强加到其他盟友身上，成为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诸帝国的帝国”将始终是一个多元，但却无法一统的松散局面，因而合众为一的工作就需要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2007-2008年之间，杜金通过引入第四种政治理论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杜金将其视为欧亚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而借助第四种政治理论，欧亚主义也摆脱了西欧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路径依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杜金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它承袭了欧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性、反欧洲中心论、结构主义取向、多极化的基本立场，但又实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创造性综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归属于自由主义、处于自由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和处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民族主义的第四种政治观念，从而彻底了超脱出欧洲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理论。

这种综合在杜金在于继承欧洲左右翼思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从传统主义的立场解刨左右翼思想。这首先意味着去除社会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无神论和现代主义的特征，而剥离掉奉行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民族主义立场中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立场。而这种创造性的综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前面三种立场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但这仅仅是项预备性工作，第四种政治理论还需要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神学视域下的规范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如此一来，围绕着反抗自由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融合了左右翼，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资源，并兼容于各大宗教的世界观。杜金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在于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同时尽管或许统合这么多颇有分歧的世界观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它们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

与此同时，杜金也试图为第四种政治理论找到一个主体或者说行动者，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是阶级，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种族或民族，各种宗教的主体是信众团体，而第四种政治理论的主体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杜金认为此在概念将是第四种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发展和整合如此多元异象的观念群的最大公约数。在杜金看来，此在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和其所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联，但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又都是不同的。借助这个概念，杜金实现了从多元语境中缔造一统的思想工作，同时由于如何理解此在要每个人联系自身的文化处境来分别定义，它又给了每一个联盟者足够的诠释空间。

杜金反对用左、中、右的类型学来理解第四种政治理论的思想光谱。在他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既不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就与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已经无法确定左翼和右翼的位置，而只剩下两种立场，要么服从（中心），要么反抗（边缘），而这两种立场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第四种政治理论是一项共同事业的集合，它们来自于那些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过程中被抛弃、颠覆和贬损掉的事物和价值的反抗冲动。

同时杜金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实践，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20世纪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意识形态相互争斗的世纪，三者产生于欧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因而构成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主要思想形态。作为对欧洲传统的挑战，自由主义首先于18世纪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欧洲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日渐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化的代议政治以及个人化的社会伦理生活。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主要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极端个人化导致的社会分裂问题，关注的是分配和公正问题，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20世纪，主要来自对个人化、原子化的自由社会的反抗，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历史和传统赋予人一种身份认同，从而缓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来的焦躁感和无措感。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杜金认为，三种意识形态各自依托不同的概念相互竞争，自由主义看重个人，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民族主义重视民族。观念层面的竞争，伴随着实际的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法西斯主义，最后则是二战之后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冷战对峙。随着1991年的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人类也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时代。

而在后现代（全球化、后自由主义、后工业社会）时代，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也渐渐失其实质和进取精神，逐渐退缩进后现代而变得萎靡不振，自由主义所诉诸的个人，也演变为空洞的、没有任何集体身份的形式概念：它没有宗教，因而是世俗主义的；它没有民族，因为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阶级，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它没有祖国，因为它倡导人权；它甚至没有了性别，因为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

在反抗之余，第四种政治理论也有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在杜金看来，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驱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而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抗就意味着回归传统，以及尤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而一旦宗教回归，那么后现代，及其代表的价值体系就自然意味着放逐，成为“敌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意义上，第四种政治理论乃是要现代哲学对人的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