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 / 北京大学法学院

上世纪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秩序进入“美国时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最终演变为美国缔造的“自由世界秩序”。由于找不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可替代物，俄罗斯等国在“历史终结论“的普世论调下开始按照美国秩序—自由市场、政治民主、个人自由进行转型，由此导致的代价则是市场和政治的寡头化以及社会分裂。与此同时，由欧美主导的北约和欧盟体系开始不断东扩，试图在经济、安全和文化各层面吸纳前苏联各加盟国，由此不断强加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并最终促成俄罗斯与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彻底摊牌。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在思想形态上应对美欧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一直成为俄国思想家探讨的话题。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导致新欧亚主义泛起，它植根于俄罗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生存意志，并最终演变为亚历山大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通过继承俄罗斯本土发展的欧亚主义传统、整合包括欧洲“传统主义”在内的各种左、右翼思想资源，并加入地缘政治思想，杜金逐步发展起一个反抗美国秩序的新理论旗帜，其核心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一个“诸帝国体系”，杜金将其核心概括为国家主权、社会正义和传统宗教。

杜金之被关注，源于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彼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文称其是普京的“大脑”。由此反映出欧美媒体和政界对俄罗斯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转变。如果我们保持类似普京式的警觉，也可以视其为欧美宣传战略的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齐聚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之际，《外交事务》网站又发文《普京的哲学家》，进一步揭露出普京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源Ivan Ilyin。他们试图传达何种信息？读者可以自行揣测。而无论基于何种立场来思考包括诸如杜金和Ivan Ilyin在内的俄国思想家，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重要的是，观察和思考这些思想家，是要对形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有所借鉴，在这方面，中国与俄国分享相似经历，但又走上不同发展历程，这也部分是不同的地缘处境和战略机遇所致，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和国际战略。

全世界反抗者，联合起来！——亚历山大·杜金

起火的世界及其反抗者

在欧美政客、媒体和知识分子们看来，2014年以来的世界愈发失序和混乱，这个一贯性情温顺的世界变得愈加桀骜不驯，叙利亚、伊斯兰国、乌克兰、伊朗、俄罗斯，乃至中国个个成为烫手山芋，甚至于连病毒埃博拉也不甘于寂寞，出现搅动人们的神经。而对于这诸种事件最敏感的莫非美国，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世界一直是依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得以保障，并且受着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指引。因此任何失序的存在，首先都是针对美国所缔造的世界秩序，所危及的都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所摧毁的都是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世纪的信念。

但这个世界偏有心存不甘者，这种不甘就表现为各种针对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由于美国霸权俯视全球，这些运动也就更多的表现为不对称的恐怖主义和自杀式袭击。而一些更为精明的知识分子，则试图在观念层面挑战美国价值，寻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替代方案，亚历山大·杜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令西方媒体感到恐惧的名字，但他的恐惧之处并不在于自杀式袭击或者发动圣战，而是致力于发展反西方，尤其反美国的新的大战略和意识形态。而他之被关注，则端赖于乌克兰危机问题。2014年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而2014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其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领导人AbuBakral-Baghdadi，以及伊斯兰国JihadiJohn等并列agitators行列，令其声名鹊起。在美国人看来，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提供理论背书，因而成为普京名副其实的“智囊”。

△ 普京与十字架（图片来源：路透社IVAN SEKRETAREV）

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

欧美媒体中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就是杜金发展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它产生于俄罗斯的思想语境，首先是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处境问题，这一处境直接针对俄罗斯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所深陷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俄罗斯传统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一波三折，因此在了解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溯一下历史。

欧亚主义的思想渊源要回溯到19世纪，表现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欧化改革的担忧，体现为“斯拉夫派”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俄国的兴起。如果我们将彼时的西欧理解为个体的、物质的、理性的“先进”文明的话，那么斯拉夫派的核心诉求就是力图保留俄国的本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它所吸引的也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旧贵族。对于始于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斯拉夫派无疑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西欧诸国是道德败坏的，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其堕落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对恪守传统的斯拉夫分子们而言，俄国统一的东正宗教，无疑更有利于将俄罗人民紧密团结在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维系一种自然、和谐和人道的相互关系，这种精神生活在制度上落实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制度，以及贵族制的政府形式。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对西欧发端的现代话语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而是与时俱进，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俄国现代化的改革方略，比如解放农奴、削减官僚、确立言论出版和良心自由等公民权利等。但尽管如此，彼时俄国奋力追赶欧洲的焦躁心态蔓延于社会和宫廷，斯拉夫派遭遇到了俄国“西方派”的言论围剿，也为官方改革者所不容，并最终在尼古拉斯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君王的西化改革浪潮中销声匿迹。

可以说“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话语形态的交锋，其实是俄国在遭遇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观念上异常强大的西方，以及其所代表的进步的现代性之后所发展出的两种应对策略，它们各自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也是俄罗斯这种在地理上夹在两种、乃至多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的宿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时段中观察，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都被迫对过于强势的西欧文明作出回应，并在这一调试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政治认同。就这一历史过程本身而言，它并非线性的，乃至于将终结于某个历史时刻的，而更可能是回环曲折的，随着各种历史周期的变换而此消彼长，这在西欧的现代性叙事中呈现为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而在非发端性的国家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本土传统话语的再生和更新。

正是在这种循环之中，俄罗斯的本土主义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但这次它换了一个名字—欧亚主义，并且其直接针对的敌人却变成了两个—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派别在理论形态上化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左右互搏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反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理论倾向，也就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守旧”因子。如果要为这种理论找一个现实寄生者的话，那么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俄国的保守“旧贵族”。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内战，原有统治势力流亡异乡。对俄国革命的不满，促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寻找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智识探求的成果之一便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者对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同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未来出路既不在于导向西方，走立宪民主道路，也不在于通过阶级冲突和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新天新地，而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一个既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亚洲，但又同时包含二者特性的新权力中心和文明中心。欧亚主义者们笃信西方终将衰落，而俄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模范。

在反对西方化问题上，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且都批评由彼得一世开启的亲西方的改革政策，但他们也并非完全等同，比如后者更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而前者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并且认可国家在实现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对待俄罗斯历史问题上，欧亚主义认可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尤其注重蒙古帝国留给俄罗斯的强国家以及等级制服从的政治遗产,以及由此带给俄罗斯的亚洲血统和价值观念，因而强调亚洲对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学说，它要远比斯拉夫主义更为系统和持久，同时欧亚主义的发展是几代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代际问题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寻求布尔什维克替代方案的俄罗斯侨民而言,欧亚主义可谓正中下怀，因而其在俄罗斯侨民之间声誉日隆,不乏追随者,但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获得接纳。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统治正当性的苏联政权，不可能容忍其他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出现，因而欧亚主义也就只能沦为流亡者的思想。而这种流亡最终也会同流亡者本身一样，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思想所寄居的家园,要么客死他乡，要么在时代境遇中寻找重生。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事业开始遭遇危机，苏联政治也开始由亲西方的改革派所支配，但一系列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缓解苏联的经济衰落，反而催生出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改革造成的局面的不满，在俄罗斯催生出一个反西方和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新欧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并最终在1990年代末发展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杜金正是它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随着新欧亚主义的出现，之前的欧亚主义也被学界成为古典欧亚主义。

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新欧亚主义在思想上和古典欧亚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对此杜金予以承认，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新欧亚主义产生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框架，接受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并视其为理论出发点和根基，同时新欧亚主义的思想语境是后苏联时代俄罗人爱国主义的自我意识，因此致力于在新的文化、哲学和政治语境下，有意识地发展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杜金将欧亚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结构被视为区别于其部分的整体。同时杜金将文明视为欧亚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地球上存在不同的文明体，而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确立了它所包含的要素，并赋予其意义和连贯性。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就构成一个多元体系，每一种社会体系都由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并无法与其他社会结构所兼容。

从这个视角出发，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志在瓦解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及其以普世的名义强势改造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霸权心态。杜金认为这是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内容连贯之所在。但二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因为新欧亚主义除了继承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还大量吸收了欧洲的传统主义、新左派、新右派、人类学、地缘政治的思想观念，因而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了第二次重生。同时如果说古典欧亚主义主要针对罗马-日耳曼欧洲，那么新欧亚主义则主要针对美国。事实上，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有着明晰的战斗目标，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一种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在观念层面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所依赖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为此杜金借助传统主义立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一种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在观念层面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所依赖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为此杜金借助传统主义立场，同时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予以反击；这种反抗，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奉行某种形式的大陆主义，打造一个欧洲场，同时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予以反击；这种反抗，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奉行某种形式的大陆主义，打造一个欧洲-俄罗斯的共同空间—大欧洲计划；同时，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新欧亚主义还被杜金视为取代单极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倡导多元世界的新理念。

△ 欧亚大陆

新欧亚主义与地缘政治：两极世界与“新冷战”

已如前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实质上二者仍然存有不同，这和不同时代思想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单就杜金而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其理论结构的两个支点，它们分别对应美国所发展起来的去地缘化的单极全球化，以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地缘问题在古典欧亚主义时代还只是若隐若现的话，那么杜金则把它张扬到了极致，成为他所发展的新欧亚主义的核心部分。杜金的地缘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奠基》一书中。这本在军方协助下完成的著作，被美国学者John B. Dunlop誉为后共产时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俄罗斯多所军事院校选为课堂教材。而作为一个学术现象，该书的出版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俄罗斯的正式确立，至此地缘政治学在俄国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冷门学问，开始演变为普遍接受的政治科学。以下简要介绍其在本书的基本观点。

（一）空间与地缘政治、陆地与海洋

尽管杜金将地缘政治学整合进其新欧亚主义的论述之中，但作为一个学科和知识体系，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欧，尤其是德国。在其著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杜金对地缘政治学做了思想史的研究，详细阐释了该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如Friedrich Ratzel、Rudolf Kjellen、Friedrich Nauman、Halford Mackinder、Alfred Mahan、Vidal de la Blache、Nicholas Spykman、Carl Haushofer、Carl Schmitt、Petr Savitsky，详细分析了我们业已熟识的基辛格、亨廷顿、乃至福山的基本观点，以及稍许陌生的欧洲新右派的地缘政治观。在这个意义上，杜金将自己视为学术“嫁接者”。就杜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来说，他认为地缘政治是有关权力的世界观和科学，同时也是有关如何统治的科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是精英导向的，因而只可能在政治家层面进行运作，因而在本质上是反对民主原则的，因为知晓事物意义的能力勿容辩驳的尽可能限于领导者。第二，地缘政治家是有党派属性的，他们看重民族感情，并奉行爱国主义；第三，地缘政治是类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世界观，通过人的空间属性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在环境上决定于地形、地貌等空间差异。空间对地缘政治分析而言，如同于金钱之于自由民主、生产关系之于马克思主义；第四，地缘政治尽管在今天以科学的面目示人，但并不是一门纯世俗的学问，总是和神圣地理密切相关，因而地缘政治学是神圣地理学的部分世俗化。

借用Carl Schmitt关于空间秩序（nomos）的界定以及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杜金将世界历史描述为陆权和海权、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殊死搏斗，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有必要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而每一个中心都自成一个大空间体系，因而这多个大空间的结合，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由于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而在这个结盟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人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独特的欧亚主义使命的历史担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