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科技讯 3月30日消息，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及数十万工人的生存状况一直牵动着公众的视野，不少民间组织都来到富士康展开实地调研。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于2010年牵头发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在内的20所高校100多名师生参与的大型调研组今日发布第三份调研报告。该报告题为《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该报告展现了富士康在“连环跳楼”事件发生后，在招工用工、学生工、管理方式、工作环境以及加薪等方面对社会所做承诺的落实情况。 调研组持续的跟进调查发现，尽管富士康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管理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地方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招工；富士康、地方政府及职校，共同损害学生工合法权益；严苛管理未改，工人自杀继续；加薪实为空头支票。此外，调研组还发现，富士康部分生产车间存在安全隐患，但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 而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今日公布了对富士康的最终调查报告。FLA称在经过全面、独立的调查后发现，苹果主供应商富士康3家工厂的工作条件存在重大问题。为此FLA要求富士康承诺，将工人的工时减少至法律限制范围内，同时不降低薪酬；改善卫生和安全条件，制定可真正为工人讲话的机制，并持续监控执行情况。 此前苹果公司已于周四表态，同意与富士康共同努力，大幅度提高富士康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 以下为调研报告全文： 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 ——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 2012年3月 转眼间，距离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已经过去近两年了。在此期间，社会公众从未停止对富士康管理模式的讨论和对100余万富士康员工处境的关注。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富士康也采取了包括加薪、内迁、成立员工关爱中心等一系列措施，以图改善企业形象。2012年2月，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LA）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消息，使其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不禁要问：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富士康有效地改善了管理模式吗？滥用学生工等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加薪后，富士康工人的处境得到改善了吗？为了掌握富士康的最新动态，自富士康“连环跳”以来，“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先后开展了多次大规模调研和重点调研。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大学等20所高校100多名师生奔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多间厂区进行实地走访：2010年6月、7月，调研组对富士康的14个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2010年11月和12月，调研组重访太原与深圳富士康厂区，并对佛山厂区进行了调研；2011年3月，调研组还跟随富士康西迁的步伐，调查了重庆与成都富士康新厂区；2011年7月，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富士康对学生工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2011年8月，来自台湾三所高校的调研组成员就深圳富士康工人的生活社区与社会网络情况进行了调查；2011年11月，2012年1月，调研组成员再次前往深圳与成都富士康，了解两地使用学生工的情况。 在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调研组深入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19个厂区，分布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的14个城市：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重庆、成都、佛山、郑州、常德。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的方法，我们共获得有效问卷2409份，访谈案例500多个。调研组将调查地点选择在厂外的生活社区或者工人家中，这些场所没有来自富士康官方的监督和压力，工人得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此期间，先后有20名调研组成员进入富士康打工，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富士康的生产管理模式。我们还与部分工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与他们及时沟通在富士康生产生活的情况，记录下了他们的真实心声与生动故事。正是这种深入普通工人的长期跟踪调查，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富士康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并得以探知这家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代工帝国”成功的奥秘所在。在上述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5月先后发布《“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和《西进——富士康内迁调研报告》，指出富士康存在滥用学生工、招工陷阱、管理粗暴、工伤怪相等一系列问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富士康对外宣布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然而调研组持续的跟进调查却发现，尽管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富士康管理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一些地方政府在针对富士康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的现象，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违规使用学生工问题，还助长了社会不公。 二、以实习之名，滥用与剥削学生工，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实习生与未成年工人进行高强度、超时限的劳动，损害了学生工的合法权益。 三、生产体制与管理方式严苛，将工人等同于机器，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和尊严，导致工人跳楼自杀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 四、富士康部分生产车间存在安全隐患。更严重的是，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通过私自解决的手段解决，导致受伤的工人虽然购买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依然得不到保障。 五、富士康虽然对媒体不断宣布大幅加薪，但并未真正全面兑现，且在加薪的同时采取削减工人福利、克扣加班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厂区内部调动等措施削减成本，工人所得并未明显增长，涨薪承诺亦至今尚未完全兑现。 我们认为，富士康存在的问题不仅与其用工方式、管理制度有关，还与跨国品牌公司的采购策略直接相关。在电子行业全球生产链中，苹果等品牌公司过度压低产品采购单价、缩短产品生产时间，导致其供应链中出现使用学生工、低工资、长工时等不合理的生产条件，严重损害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利益。 一、富士康扩张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本 2010年，处于“连环跳”阴影中的富士康，非但没有如其所言有可能关闭国内工厂向外转移，反而加快了其向内地扩张的步伐。2010年7月，成都富士康项目开工建设，两个多月后的10月份，首个生产性项目投产；2010年9月，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开工建设，2011年底已有员工逾10万人；2010年底，重庆富士康投产，翌年上半年用工规模已达3万人。 富士康在内地的急速扩张，既是为满足其生产扩大之需，亦是降低生产成本之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型企业落地所带来的巨额投资、GDP增长和就业规模，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下，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主要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亲资本的政策导向也就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这种亲资本的导向不仅体现在土地、厂房、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上，在制造型企业用工荒的背景下，亦体现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富士康招募工人上。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成功的关键。调研组在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厂区看到，尽管厂区内还噪声轰鸣、施工机械往来穿梭，但成批的年轻工人已经被一车车地送到厂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属于政府代招，或者由各市、县的职业学校组织进厂。由于产线尚未完全投产，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入职程序后被送往昆山、深圳的老厂区，或者在长时间的的军训、打扫卫生等无聊的工作中来打发时光。 为了能够吸引富士康到本地落户，地方政府不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提供招工服务。在河南，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各级政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且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参见洛阳市扶贫网http://www.ly.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lysfpb/cate1-8/201008/44039.html）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档显示当年的9、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为了招工任务，该档还规定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200元发放给职业介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600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于组织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单位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1600万元。 以河南内黄县为例。上级下发给该县的招工任务是1000人，在《内黄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参见内黄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neihuang.gov.cn/info/news/zfxxgk/info_content/57913.htm）的文件中，该县提出要将“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成立了“内黄县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员工工作协调小组”，常务副县长亲自任组长，其组成人员涵盖了人社局、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农业局、民政局、交通局、广电局、公路局、卫生局、扶贫办等部门，可谓是“全民总动员”，从宣布、组织、招募、培训、体检到社保、运输，提供“一条龙服务”，甚至连交通运输部门都被要求保障富士康员工运输车辆畅通无阻。该档明确规定，“实习学员实习期不低于三个月，三个月后向相关培训机构发放培训补贴”，明文规定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纳入到富士康的劳动力供应之中。 同样的做法并非特例，而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惯例，比如在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新乡招聘工作的通知》（参见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xxrsrc.cn/newshow.asp?id=502&mnid）中亦将职业学校纳入到重点的招聘管道中，并明文规定“每日加班不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与国家关于实习生“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不得加班、不得从事夜班劳动”的规定明显相违背。 在南宁富士康，同样的招工战也在上演。在一份2011年12月30日《隆安县进一步做好富士康科技集团劳动用工服务工作方案》（参见隆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网站http://www.lax.gov.cn/zhengfuban/contents/5827/127070.html）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为了“帮助富士康南宁项目缓解劳动用工紧张的问题”，该县成立了副县长牵头、包括人社局、宣传部、教育局、经信局、财政局、总工会、团委、妇联、各乡镇政府组成的“隆安县促进富士康南宁项目劳动用工项目劳动用工工作领导小组”。为完成上级所分配420人的招工任务，该县将重点放在“校企合作”上，要求“引导学校积极开展短期培训，及早制定招生、培训计划，与企业对接”，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9月份学校开学期间，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并指定隆安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责任单位。在重庆、成都等富士康新建厂区，调研组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地方政府以促进就业、实习、扶贫等名义，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其目的不过是配合招商引资，为富士康的投资落户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这种政府直接出面大张旗鼓的招工行为，造成了三方面的严重后果。 其一，公共资源被滥用，为一家企业服务，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权利，也不利于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公共资源，本应用于向全体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招工本应为企业之责，地方政府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招工服务。然而从上述的调查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原本属于富士康企业的责任和投入，如今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被转嫁到了地方政府和纳税人的头上。仅上述河南省2万人招工计划一项，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就达1600万，还不包括人力成本等方面的投入；不难想象，要满足富士康在该地高达十数万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为此投入的公共资源还远不止于此，这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富士康这家资本巨头赚取利润服务，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无过于此。 其二，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政治化，助推了职业学校的商品化，使之沦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职业中介。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对于职业学校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同时也完成了就业指标、兑现了就业承诺。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送进工厂的，而实习则是教学内容的法定组成部分，尽管这里所谓的实习与他们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也无益于他们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于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职业学校更加彻底地沦为富士康们的劳动中介机构，职业技能的提升则无从谈起。 其三，政府的强力推动，阻碍了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按照经济规律，劳动力供应紧张，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机。然而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大量的学生工强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产体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缓解了用工荒的压力，进而丧失了通过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劳动力的动力。纳税人的税款和本属工人的收入，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用来为资本逐利服务。 不仅如此，在重庆、成都和郑州的调研发现，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有地方政府开出如此的优惠条件，富士康当然乐享其成，其扩张成本可谓是极其低廉。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公共权力助推下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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