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主席，善抓主要矛盾 ——再评《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 五百二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深入中国人骨髓，影响了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思维方式。毛式哲学语言风格处处可见：对立统一、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坏事变成好事，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拥毛还是反毛，无论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只要稍微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都得承认这一点。 《矛盾论》更是哲学著作中的明珠。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谈到：“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但列宁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发挥。毛主席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学说，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未完成的任务。 《矛盾论》创造性地论述了矛盾运动的一系列规律：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及其转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斗争的不同形式等，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因此，跟着毛主席学抓主要矛盾，是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面。 甚至我们可以说，《矛盾论》一文本身就是善抓主要矛盾的体现。唯物辩证法博大精深，怎样能从一系列的规律、范畴中抓住最核心的部分，并使之掌握千百万革命群众，运用于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去，《矛盾论》正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主要矛盾”这个概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品格，即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指导一段时间内的工作方向。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有着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即谁来抓、怎么抓的问题。比如，同样面对“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华的局面，国共两党的提法就完全不一样，有着各自鲜明的阶级性。国民党反动派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论，是极端反动的，然而却是符合它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因而也是违背了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 近来有个“左派领军人物”，写了一篇《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的文章，洋洋洒洒十余万言，重点谈到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以及如何抓的问题。因作者在左翼群体的知名度很高，文章传播面较广。因此，对照毛主席的《矛盾论》，谈一下这篇文章，并非是多余的事情。 文章的标题是“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这里首先就发生第一个问题，即主体性问题，即谁的“生死抉择期”，谁的“机遇、法宝和任务”？我们知道，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最痛苦的阶段，也就是从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奴隶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无论是被私有化的，还是现存的已改制的国企，都实行了严酷的雇佣劳动制度。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除了失去锁链，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既然如此，这个“生死抉择期”从何而来？谁的“生死抉择期”？ 细看下文，对所谓“生死抉择期”，作者列出多达九条的系列风险，包括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环境危机、三农问题，等等。哦，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生死抉择期”！可是，在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不改变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这些危机、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这些危机、问题无非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的“新常态”，在无产阶级真正掌握政权之前，“生死抉择”的问题隔三差五就得来一下，根本就没有解决之道，而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不知作者在为谁担忧呢？ 回到主要矛盾问题。作者分析了现今中国的几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参加，但又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两面性。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我们既要争取和他们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又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向无产阶级施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特别要注意防止他们掌控统一战线的主导权。” ——作者好一张伶牙利齿！恩格斯曾经挖苦某类人说：“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位领军人物大概以为在“资产阶级”加上“民族”二字，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了。不错，不错，国内外资本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绝不会停止，但又如何呢？我们要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管你是血管里是否流着道德的血液。难道这位先生还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横插上一段“民族革命”的阶段以体现“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革命性？这难道不是这位先生所反对的“二次革命”乃至“N次革命”的翻版吗？ ——好一个“爱国统一战线”！好熟悉的名字！中共历史上根据各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曾提出过不同的统一战线：国共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抗日民族统一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爱国统一战线”，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确认的提法，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这段时间，爱国主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提法大行其道，但丝毫没有阻止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丝毫没有阻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泛滥。也就是说，脱离了阶级分析，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不过是用以欺骗群众和转移矛盾的美丽幌子而已。这位“领军人物”重提这种陈词滥调，当作法宝一样到处鼓吹，想什么呢？难道是想套用走资派的逻辑“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深化改革的解决”：回避阶级斗争所产生的问题要用进一步回避阶级斗争来解决？ “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明显地从一般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主要由买办商人、买办官僚、买办文人构成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是通过卖国求荣不仅速度特别快而且规模特别大地暴富起来的，就是说这个阶级实际上是最大的腐败群体；由于他们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后台；由于他们特别害怕共产党有朝一日再领导人民清算自己的罪行，所以这个集团不但大搞私有化，而且拼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甚至公开主张实行联邦制即分裂中国，以便逃避制裁。这就决定他们是中国人民现阶段最反动、最疯狂、最凶恶的阶级敌人。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的资改派即走资派，实质上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既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抵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权谋私，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腐败变质的人，还有国内外阶级敌人‘拉出去、打进来’者等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使苏联发生党垮台、国解体、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灾难；中国的资改派不仅使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而且使中国经济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附庸，便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资改派实质上就属于党内资产阶级。在逐步变成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资改派也逐步分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资产阶级。赞成还是反对在政改中搞西方式的多党制，是区分这两个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党内的西化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党内的“特色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从阶级根源上决定，西化派是比“特色派”更凶恶的敌人。由于西化派是中国人民现阶段最凶恶的阶级敌人，由于这个阶级敌人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打着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旗号骗人，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者。” ——好一个“最反动、最疯狂、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好一个“最凶恶的修正主义者”！真是坏到了极点。但是，想想毛主席的教导，《矛盾论》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他没有使用“最好、最坏”这种主观性极强的词语，而是用“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的用语。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非但不是“最坏”的，简直都是大善人，哪个走资派不是战功赫赫？哪个没为人民立过汗马功劳？哪一个不在改开之后的“平反”中赢得了群众的大把眼泪？哪一个不比“地富反坏右”强一万倍？但是，在毛主席看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恰恰是这些曾经功勋卓著、后来又不想继续革命的人，恰恰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旧社会的统治者们。而像日本战犯这样十恶不赦的人们，因其不构成主要矛盾，在适当的政策下，反而能为宣传和平、促进中日友好出一份力而转化到人民的方面。而以刘邓为代表的另一派路线的人们，恰恰是最善于回避主要矛盾，也就是最善于“打死老虎”的、抓“地富反坏右”的人们，在反右、四清、文革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整个历史中，两条路线、两种不同地对待主要矛盾的方法，难道不是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吗？这位“领军人物”到底要站在哪一方面？ 再说说文风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分析主要矛盾，正是要从纷繁芜杂的事物中抓住最核心的部分，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效果。我们这位“领军人物”，一篇“雄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旁征博引，迂回包抄，无所不谈，似乎不是要将事情说清楚，而是要将事情弄复杂。不是是要谈主要矛盾，而是要让人弄不清什么是主要矛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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