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

全球劳动套利－生产全球化的主要驱力

藉由切断南方国家中数以亿计工人、农民与土地的连带及铲除他们在民族产业中受到保障的工作，新自由资本主义加速了一种可受超级剥削之巨大劳动力供给池的扩张。抑制工人流动和与该劳动力供给池庞然激增的相互作用更造成国际工资差距急遽扩大，而世界银行研究者指出：该差距“超过国界所导致之价格落差的各种形式，其为数量级的，亦或更有甚之”。[7]陡峭的工资差距为北方的资本家提供了增加获利的两种不同方式：经由迁出生产至低工资国家，或由其它国家移入劳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当精确指出这层关系：“经由进口和移民，先进经济体得以利用全球性的劳动力供给池”，IMF并同时观察：“贸易是更为重要且较为快速扩张的管道，其因在于许多国家中，移民仍受到高度限制。[8]

IMF所说的“利用全球性劳动力池”，其他人亦或称之为“全球劳动套利”，而就Stephen Roach观点，其基本特徵是“以海外素质相似的低工资工人取代本地高工资工人”。[9]时任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亚洲业务负责人Roach辩称：“一种独特且强劲的三大趋势之汇流正驱动著此全球套利”。该等趋势为“海外外包机制的成熟……基础网际网路的连结性……及成本控制”。[10]其中，“成本控制”－即较低的工资－是使全球劳动套利得以生存的要素。罗奇进一步阐释：

在供给过剩的年代裡，企业前所未有地缺乏制订价格的槓杆。因此，企业必须无情地追寻新的效率。毫不讶异，企业所下的工夫著眼于劳工，这在已开发世界中代表著生产成本的多寡……。故而，经由海外外包获取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工资工人的产品，对先进经济体的企业来说，已成为一种越趋迫切的生存策略。[11]

相较于先前IMF技术官僚的说法，此一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驱动力之描述，显然较为充分。但我们质疑，为何Roach以“获取产品”（extracting product）描述，而非“榨取价值”（extracting value）－毕竟资本家并非著眼于劳动的产品而是内含其中的价值。我们推断，“榨取价值”一词使得低工资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远高于所得工资一事昭然若揭，换言之，工人遭到剥削－就主流经济学者而言，此为异端见解。Roach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在先进经济体的企业”究竟如何从孟加拉、中国和其它地方“获取产品”？在“先进经济体”中，这些工人对企业获利唯一可见的贡献是从FDI汇回母国的利润，但H&M或通用汽车的获利并无一分可以回溯自它们在孟加拉或墨西哥的独立供应商；相反的，全部的获利似乎是由企业自身活动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此一难题，主流经济学因难以解释从而忽视，只有以佔有价值（value captured）重新定义附加价值（value-added）方能说明；易言之，企业的“附加价值”并非体现于它所生产的价值，而是经由交换所成功佔有整个经济体的价值之分额，包括自遥远国家的活劳动中所榨取的价值。佔有价值非但不同于主流理论所主张的创造价值，两者之间并无对应关系－例如、银行并未生产价值，却大量佔有价值。一国的GDP无非是国内企业附加价值的总和，GDP统计数据系统性削弱了南方国家对全球资源的真实贡献并且夸大“先进”国家的贡献，因而遮蔽层出不穷的寄生、剥削及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称此为GDP假象（the GDP illusion）。[12]

第二部份：剥削理论

依附理论及其批判者

1960和1970年代的依附理论是最早也是最终一个持续致力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建立帝国主义理论的论战。“依附理论”的崛起受二战后席捲亚、非及拉丁美洲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启发，并旨在寻求解释何以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瓦解后，帝国主义的剥削却依旧延续。

依附理论横越了广泛的光谱，从冀望于移除南方国家独立资本发展障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如Arghiri Emmanuel及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即日后的新自由主义的巴西总统），乃至于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资本主义，为本质上的帝国主义，即是它自身障碍的马克思主义者，像是Samir Amin与Ruy Mauro Marini－以及部分人士超脱了理论批判范畴，以领导革命斗争对抗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党羽，最知名的如Fidel Castro和Che Guevara。如此洋洋大观的改革者与革命者亦有其共同点：首先、他们意识到已开发帝国主义国家和当时被称之为第三世界（苏联与其盟国构成了第二世界）间“不平等的交换”导致财富经后者大规模的移转至前者；其二、在帝国主义和受其宰制国家的工人间持续扩大的工资与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广泛反映出剥削率的国际差异（Marini的理论贡献对第二部份特别重要）。

其影响－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暂时从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移向了受支配国家－引发了欧洲和北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对抗，他们辩称，从边陲地区所榨取的资源微不足道，并且一概否认南方国家工人与农民相较于北方更遭受彻底剥削。故而，John Weeks及Elizabeth Dore在1979年与Amin交峰时称道：“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劳动生产力，并不明确示意著在该等国家工人高水平的生活中构成生活水平的商品交换价值也比较高”。[13]Charles Bettelheim则较为轻率，他在批判Emmanuel的《不平等的交换》（Unequal Exchange）时指陈道：“生产力越是发达，无产阶级便益发遭受剥削”。[14]Nigel Harris也类似地评论道，“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越高，支付给劳工所得也就越高（因他或她的再生产成本比较高），他或她遭剥削的程度也更高－此即，劳动者产出的越多，遭其僱主所据为己有的部分也更多”。[15]

依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来临之前兴起并陨落，当“发展中国家”正出口原料及进口製成品时，全球化生产仍在孕育中。讽刺的是，该酝酿期－在1970年代南韩与台湾出口导向工业化正快速地发展－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用Gary Howe的话，“依附理论顿失所依”，因为这些早期工业起飞的案例似乎驳斥了依附理论所主张，帝国主义的宰制阻碍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之观点。[16]

然而，依附理论的努力依然为发展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型大幅削弱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辩称将生产全球性的朝向低工资国家移转之事无关紧要，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索性置之不理，并且把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课题留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在此同时，北方国家有较高生产力意谓著较高工资与较高剥削率相互对应的论点已然遭到一个简单事实所否定：北方工人的商品消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南方低工资的劳工所生产。正是南方工人的生产力、南方工人的工资，大抵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及剥削率。

不过，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却持续传布至今。因此，Alex Callinicos辩称依附理论的“重大错误是忽视先进经济体中高水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而Joseph Choonara认为，“主张印度或中国工人比美国或英国工人遭受更多剥削是一种谬见”。[17]

但在孟加拉製衣厂、中国生产线与南非铂矿坑中，极端的剥削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亦为低工资国家数以亿计工人每日的亲身体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曾道：“共产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运动；它并非从原则推进，而是从事实出发”。[18]剥削率广泛存在的国际性差异、生产朝剥削率最高之处进行庞大的全球移转，乃至南方兴起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重心，是新的、重要的事实，而我们必须从中著手。这些事实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决定性的转变，亦为理解全球危机的本质及其动态的关键。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的理论查考新的事实，从而援用且批判地发展其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而非依託马克思对19世纪生产的评论去否认21世纪超级剥削（及以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秩序）的现实。

列宁及帝国主义

列宁就民族间（nations）系统性不平等，而导致无产者之间难有系统性平等一事耿耿于怀，他曾指出：“划分民族为压迫与受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质”。[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写于一战期间；此书为一行动纲领，旨在揭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何以于一战开始之前已然投降、何以一战的发生，并非脱序或意外、世界的社会革命何以有其客观之必要，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列宁陈指了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徵，这些特徵在帝国主义阶段初期已历历可见，财富集中、金融资本兴起、压迫与掠夺弱小民族以及军国主义肆虐尤其明显。列宁当时未能探究价值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系如何产生，因为这过程只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阶段才出现。后果为，时至今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二者间不免脱钩。连贯两者是一重要工作，此处篇幅仅能约略说明列宁所观察到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阶段的二个关键特徵：垄断与资本输出。

列宁一再重申区分世界为压迫和受压迫民族，及该区分之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涵义，而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往往偏废，却侧重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间的竞争与“帝国主义之经济本质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论点。[20]垄断一词普遍出现于资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以描述与生产、分配、品牌权利金、金融、资本集中、政治与军事力量相关的种种现象，和其它。其中大多关乎价值的分配，却无关价值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价值理论必须明确区分两者，此外，体察帝国主义利润的来源并不在于任何形式的垄断－即使垄断型的企业足以助长垄断条件的形成－而在超级剥削，这个事实使我们回到民族的压迫的主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一书写道，“资本输出，即帝国主义首要的经济基础之一…为以剥削海外国家和殖民地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戳记”。[21]此一观点与当代资本主义正相切合，帝国主义的跨国企业及零零总总的服务提供者及受僱者瓜分了自超级剥削而得的战利品，国家又取得其中的绝大部分。不过，援引列宁的深刻见解据以解释当代帝国主义时，却发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苹果及H&M并未输出资本至孟加拉与中国－iphone手机和成衣系由一臂之遥的生产过程产所产出。[22]

著眼于事情的本质，而非形式（资本输出为其形式）即可解决此一问题。列宁曾道，为了剥削海外工人的劳动，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输出部分资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者所积累的财富已达特定规模，庞大的剩余价值需要转化成为资本，例如、自我扩张的资本，已超出自其国内劳动人口所能榨取的剩余价值。一如Andy Higginbottom所言，资本输出与民族压迫习习相关。“资本输出表示资本、劳动关系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再再显示资本、劳动关系于民族压迫的条件下输出”。[23]资本主义演化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跨国企业，尤其是自1980年起，得以佔有从低工资国家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却又毋须输出资本至该国。至此，先将上述对列宁就帝国主义理论贡献过于简短的讨论作一小结，眼下亟待解决的工作为概念的形成，此一概念须结合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政治本质（划分世界为压迫及受压迫民族）。二者皆须以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发展出的价值规律加以体现。就Higginbottom所言，整合，是一条达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合题（synthesis）的道路。为了展开合题，我们必须将时间再回溯半个世纪，使其与马克思的巨著紧密连结。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帝国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