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还是“全民所有”？

路在何方？

   竭力回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问题，证实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道义与理论上的虚弱，也证实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虚伪。今天尖锐无解的社会矛盾，是30余年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在《新平衡：希望与现实》中，我指出“此刻，逻辑上的选项有四”。其中的前三项是：

  “其一、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结果是底层公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它本质上是“人之道”触发“天之道”。无论结局是精英镇压屌丝，还是造反者推翻精英。在大量杀伤人口、毁灭财富的基础上，将已经无法运转的货币、债务系统清零，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社会如西西弗斯重新从山底下向上推巨石。许多史家称此为“革命”，它其实是轮回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在劫难逃而已。

 其二、精英集团竭力向外扩张，靠外部的资源、市场、劳力、利润，缓和内部矛盾。当年欧洲各国推行的殖民主义，德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今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皆属此类。它本质上是以“人之道”避免危机。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其一，存在可供扩张的空间；其二，扩张者比其目标对象强势，不但能征服对方，还能有效管控被征服者，从其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劳力、利润等。即使这条道路一时能走通，它也是在更大的范围推行“人之道”，今后必将有更强烈的“天之道”来纠正之，今天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主义”就是征兆。

 其三、精英集团拿自己开刀，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降低资本聚敛的程度及其对社会的危害。西方的高额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和大规模的慈善事业以及富豪的“裸捐”，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福利制度等，即属此类。这是“人之道”意识到“天之道”后，主动进行的改良。它能放慢矛盾积累的进程，但无法阻止矛盾的积累。”

   目前看来，当局在同时试探第二、第三选项。

   试探第二选项最典型的举措就是“一带一路”，其实质是为国内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

   “一路”的周边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防止中国的势力溢出大陆本土，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所以它着力经营第一、第二岛链。目前东海、南海的紧张局势和中南半岛的政局变换，背后都是美国狙击“一路”的战略安排。

   “一带”的周边更复杂，它既是前苏联的遗产，又是突厥-----伊斯兰势力的大本营。由于目前俄罗斯处于弱势，它不会正面反对“一路”战略，但它肯定会以警惕的目光注视这块前苏联的遗产。至于突厥-----伊斯兰势力，历史上就与中华文明敌对，今天更是新疆动乱的外部源头。而且，亨廷顿早就指出，美国的战略应是：防止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而对抗基督教文明。由此，这必将是一个不断动荡的地区。

   试探第三选项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反腐。习近平讲“打铁还需自己硬”，这“自己”就是执政党，“硬”就是获得百姓的认可，至少不要被否认。缺乏这个条件，一切改良措施均无法施行。说是“改良”，也势将触及强势集团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它照样是“头颅掷处血斑斑”，自身不硬，根本无从下手。目前既得利益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经、学、传媒领域，连军队最高层都抓出一堆贪官。让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从上世纪80年代提到人大讨论，直到现在依然“条件不成熟”，可见改良难度之巨。

   至于第四选项，不到第二、第三两项碰壁，是不会提到当局的日程上的。而那时，当局是否还有能力提日程，尚未可知。这第四选项就是：

   “其四、利润极大化导致生产资料所有权高度集中，这一态势为真正的‘革命’创造了可能性。只要将这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化，就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是马克思的思路。然而，公有化的生产资料，只能靠公权力运行。中国远古历史表明，存在过公权力私有化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阶段----夏、商的奴隶制社会，它后来演化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见王中宇《另类史鉴》第一章私有制的形成 1.2 “大道既隐”之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9714.html）。因而，不解决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马克思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我在这里提出的公权力公有化问题，网友“长空雁叫”批评道：

   “王老师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总是深刻精辟的，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总是显得模糊悲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怎么还‘我们走向何方谁知道’？马克思的道路，本身就是解决‘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原理后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对‘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早已进行了若干的原则性的表述。它的具体实践，和具体理论的阐述，是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早已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践。今天的我们已经历经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足以来对之进行最后的完善和巩固（只是可能需要通过再次革命）。王老师对这些不可胜数的‘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的解决历程，为何茫然无视呢？也许王老师目睹到的我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状况比较消极悲观。那王老师不妨很简便地了解一下古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干群关系状况。或许王老师会惊叹，在那里早就不存在‘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了。”（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5/08/350526.html）

   我显然不如这位网友乐观，毛泽东似乎也不那么乐观。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谈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1975年底毛泽东又谈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0--197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显然毛泽东关注到两个要点：

   其一，几千年的私有制在社会全体成员的意识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其二，公有制的社会同样需要公权力，公权力只可能由极少数社会成员实施，而这些人一旦将其私有化，社会成员很难制止。

   文革中的“经济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各地群众起来后，最本能的诉求是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反感文革的当权派们，顺水推舟，以支持群众的面目出现，迎合一大批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差点将经济搞垮。

   后来的改革派，也是先从迎合群众经济需求入手，获得拥护。等他们大权在握，就将数千万工人赶到大街上去，用专政手段压制农民工，以保障“投资环境”，而此刻工、农拿他们毫无办法。

   因此，保障公权力姓公，绝非轻而易举、“早就不存在”的问题。本文不可能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只能涉及与“全民所有”资产相关的方面。

“全民所有”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字面上的“全民所有”意味着“全民”应该是这些资产的所有者。作为所有者，他至少应知道这些资产的量与使用状况，知道其盈亏变化。因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自己管理的国有资产的预、决算报告。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公布的《中央企业2014年度经营情况》，仅寥寥113个字：

   “2014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5.1万亿元，同比增长3.8%；累计上交税费总额2.1万亿元，同比增长4.4%；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269.2亿元，同比增长6.9%。”

   在国资委网站上，分别用“预算”、“决算”搜索，没找到一份完整的预算或决算报告。这等于剥夺了“全民”对“全民所有”的知情权。坐实了“国有”其实是“官有”的判断。

   资本家作为私有企业的所有者，依据其资本获得利润。逻辑上“全民”作为理论上的所有者，也应获得“全民所有”企业的利润。事实上谁获得过“全民所有”的利润？“全民所有”的利润到底怎么运用的，“全民”能够知道吗？可有置喙的余地？

   当年淮海战役时，60万解放军消灭了80万蒋军。蒋军将领不服，说解放军背后还有数百万后勤民工。那时的共产党能动员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参与到与蒋军的战争中，可见它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原因何在？土地改革，给农民以实在的利益，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可见，共产党成也人心，败也人心。当初几乎一无所有，靠解放军解放工农，就赢得了工农大众的人心，取得成功。建国后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全民所有”资产，本应成为共产党的另一支军队---为人民谋福利的军队，如此方能维系民心。可惜计不出此，却搞成了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全民所有”成了虚伪的招牌，人心焉能不失。

   得人心者得天下，那失人心者又会如何？

   网络上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争得沸反盈天。其实不过是私人资本家和官僚之争，关普通百姓何事？人们议论起国企，多是诟病其“垄断”、“高福利”、“高工资”。几乎看不到那个国民认为国企自己也有份。如果落实了“全民所有”，国企才是真正的“民企”，而现在标榜“民”的私企，不过是私人资本家的企业。

   由此，国企的出路，乃至社会的安稳，归结于落实“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属性。

   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资本主义式的：以利润极大化作为社会要素配置的核心准则，而劳动者不过是“要素”，与另一“要素”资本并列。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特征不可能根本变化。国企的经营者和员工，与私企的同类人员无质的差别，都是为老板打工。所不同者，非国企的老板是私人资本家，国企的老板是“全民”。而老板与经营者的关系都是“委托代理关系”。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存在了数百年，在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都应当借鉴吸取。所谓国企经营不善，根子在经济官僚。当他们实现了私有化，还是那个企业，还是那个班子，就盈利了，不奇怪吗？

   向社会公开国企的预决算报告，是落实“全民所有”属性的必要前提。从技术上看，这也了无问题。上市公司年年公布财务报表，私人企业可以做到，国企为何不行？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是受托代理“全民所有财产”。作为受委托人，必须向全民负责，必须向社会说明：国有资产投向何方，为何如此投资，预期的收益如何？国企经营者是如何遴选的，其绩效如何？国企的经营收益有多少，来自何方，用于那些方向，各占多少比例，为何如此分配？

   应有法定的机制和程序，让公众对国有资产的运用、收益分配和国企经营者的优劣进退做出评判，以保障各级代理人对社会公众负责。必须让社会公众由此真实地体验到，“全民所有”资产的使用自己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其经营好坏直接影响自己的利益。从而认同其“全民所有”的属性，进而关心而不是反感国企；希望国企发展壮大，而不是冷眼旁观它与私企斗法。随着国企的发展，它应为社会劳动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现在的区区百分之几。一个社会的性质，归根结缔，取决于其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处境。当国企能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全体国民由国企经营中得到生活保障时，才有资格说，“全民所有”不再是名义上的虚构，而是全民认同的经济现实。

   资产的经营和使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业务，需要不同的机制与能力，不同的监督考核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背景下，“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与私人资本的经营无本质的差异，都是利用已有的资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因而须有类似的经营原则和机制。不能将“全民所有”企业理解为企业全体员工的企业。南斯拉夫这样干过，失败了，因为企业员工追逐自己的私利极大化。

   而“全民所有”资产的收益，必须归属全民。其处置权只能由代表全民利益，并受到全民切实监督的机构拥有。当“全民所有”被分为全国和地方两级甚至多级时，处置权亦应相应分开，并由相应范围的“全民”监督。

   “全民所有”资产应以利润回报全民，而非股权。在股权上打主意，逻辑上最彻底的是苏联的办法：用股权证将国企分给每一个国民。事实证明，这给大多数国民带来的是灾难，而成全了极少数权势者。目前有人主张将国企股权划入社保基金，此乃昏招。社保基金是用钱的单位，不是赚钱的单位，给他们赚钱的手段和职能，只会给官僚们以上下其手，从中谋私的机会与手段。况且，“全民所有”资产的利润到底应如何使用，需从全局系统考虑，周详安排，还需经过全民理性而公开的讨论，最后从法律上界定其利润的运用原则和具体规则，不能任由官员们自由裁量。否则“全民所有”就是欺骗，国企就是官僚私产。

   “全民所有”资产与全民的关系不是带有施舍恩惠色彩的“反哺”，是国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否者宪法里就不要标榜什么“全民所有”，执政党也别称自己是“共产党”。让我们牢记毛泽东的遗言：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文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