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事实说话 ——与郭松民同志商榷 一丁 在文化革命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郭松民同志给远航一号写信，提出关于文革造反派的七个问题，这在“如何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问题”上，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郭松民同志是近期左派圈里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他拍案而起，和《炎黄春秋》叫板，捍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令人敬佩。但是，从他所提关于造反派的问题来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如：造反派的阶级路线、破四旧、军队“支左”、武斗、文革后造反派的现状等等。第二点，对文革中“革”与“保”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不是一般地模糊。没有看到革命造反派坚持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大方向，把支流当主流。正因为这样，松民同志才提出一些严重有悖历史事实，甚至幼稚可笑的问题：如：①造反派 “组织严重不纯，有大量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 ②造反派“分裂了文革大军，相互之间发展到了武斗的程度，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以‘三支两军’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导致反文革的林彪集团掌控了很大一部分文革领导权”； ③“你让他破四旧，他就去砸孔庙，你让斗走资派，他就搞打砸抢、喷气式。结果严重败坏了文化革命的声誉，也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④当毛主席去世，华-汪阴谋集团在北京发动政变后（笔者认为：“华-汪”应是“华-叶”），他们又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坐看北京的文革领袖被一网打尽，自己也引颈就戮，束手待毙，毫无反抗能力；80年代以后，面对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文革的恶浪，他们完全没有反潮流精神，不敢挺身而出为文革辩诬……。 “不知者不为过”，松民同志的愿望可能是好的。尽管造反派被走资派妖魔化，还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但是，讨论文革问题，必须在弄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必须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问题。 文革造反派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学校、机关、工厂、农村、商店，包括军事院校，各行各业都有造反派组织。就人数而言，称“亿万”也不为过。本人就是这亿万造反派中的普通一分子。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上学的机会。1966年，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喊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在火热的斗争中，献出了真诚、青春、激情。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意义的真正理解，还是失去领袖后中国的社会现状给与的启示和教育。毛主席逝世后，文革功臣被抓，千千万万的革命造反派被投入监狱，在取消“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造反派进行残酷的资产阶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取消“四大”和“不争论”后，造反派被戴上“三种人”的帽子剥夺了话语权，文革造反派被妖魔化。我的丈夫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捕入狱的。当时我一边搞技术工作，一边拖儿带女奔波在探监路上，整整8年。就在那时候，我下决心要在晚年收集文革资料，研究文革，思考文革。20多年来，我在契而不舍地收集文革资料和对文革亲历者进行采访的同时，也关注国内外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网络上关于文革的讨论，让我对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不断有新的认识。然而，由于自知人微言轻，不敢轻易对郭松民同志说三道四，这次所以在这里谈谈看法，是郑州几位新老同志鼓励的结果。 郭松民同志对文革造反派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组织严重不纯，有大量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对此说法，笔者不能苟同。下面以湖南、湖北文革为例，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谈一些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文革时期是非常重视家庭出身成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成立组织，并写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曾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和支持，在那段时间起到先锋作用。但是，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宣扬和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把“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子弟骂为“狗崽子”，显然是违背党的阶级路线的。1966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后，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少数派”，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十六条》的感召、支持下，起来造反了。革命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荀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这时，一些以“自来红”自居的老红卫兵因“老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被打成“走资派”遭到造反派的批斗，致使他们不仅“接班”的愿望落空，而且还有当“黑崽子”的可能，于是，就气急败坏把矛头指向“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以此干扰造反派斗争的大方向，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被批斗致死和大兴县300多名“四类分子”被杀事件就是他们所为。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的行动完全符合这个大方向，因而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眼看着造反派羽翼丰满，队伍壮大，一部分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就成立了“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企图从上到下把全国干部子弟组织起来，扭转文革的方向，与中央文革抗争。他们穿着褪色绿军装骑着自行车喊着“油炸江青”、“打倒中央文革”等口号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联动”逆潮流而动显然是螳臂挡车。中央文革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进行一场“防修反修”的演习的。 “血统论”虽然被批判，但流毒依然很深。保守派组织推行“歧视性阶级路线“（见北京大学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谭力夫关于“血统论”的讲话被大量翻印。家庭出身“不好”又想革命的“热血青年”在被保守派排斥的情况下，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出身不好参加造反派的人大多数都是跟着活动，极少能进入造反派“勤务组”（群众组织领导层）的。我们学校有个例子，有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同学，先是要求参加保守派组织，被拒绝。又找造反派，造反派头头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以参加，但不能佩戴我们的袖章”，这位同学高兴地答应了。本来造反派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才吸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群众参加的，但仍是屡屡成为被走资派镇压的借口。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时，保守派编的顺口溜“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一例。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整党内走资派，是发动群众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可是文革初期相当一部分当权派矛头向下，把敢于对他们提意见的少数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企图把文革搞成57年“反右”运动的翻版。当少数派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当权派反的时候，这些当权派又拉拢一部分群众起来保自己，这部分群众被称为“保皇派”或“保守派”。“革”与“保”两派由此产生。保守派群众大都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把当权派当作党的化身，以为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再加上当权派对造反派的抹黑宣传而加入保守派组织的，因而文革中称他们为“受蒙蔽的群众”、“站错了队”。毛主席说：“两派群众都是革命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而造反派是同当权派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他们是被当权派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戚本禹同志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说：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那些名人的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笔者认为：戚本禹同志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实，有时把群众推上“造反派”位置上的，恰恰是某些当权派的拙劣表现从反面起到了路线斗争的启蒙教育作用。以湖北为例；1966年8月下旬，北京大学学生南下来武汉串联，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等号召人民保卫湖北省委，并大抓“南下一小撮”。省、市委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着军装坐着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老红卫兵。关于应不应该“炮轰湖北省委”的大辩论真正地发动了群众。王任重对炮打“南下一小撮”公开发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的威胁。张体学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张体学还在洪山礼堂声泪俱下地控诉“南下一小撮”中的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参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61-71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文革中这些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当权派大都作了检讨，对所犯错误供认不讳。 从1966年8月开始，造反派队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到66年底，大多数地区保守派组织基本瓦解，造反派由少数成为多数派。 1967年1月，在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时候，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指示。可是，由于北京几个老帅对文革不理解，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在“二月逆流”影响下，全国不少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后，镇压造反派。青海省西宁发生的“二·二三”事件，就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副组长赵永夫，在1967年2月3日，调动武装部队，武装夺占报社时，下令向已经夺权控制《青海日报》的“青海八一八”造反派开枪射击造成的。此次事件，打死群众（多为学生）169人，伤178人，其中包括15、16岁的孩子。当日，叶剑英听到赵永夫的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后来，毛主席知道后指示要调查处理。像赵永夫这样赤裸裸地向群众开枪的毕竟是少数（据说说江西有此情况），大部分省军区是采取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拉起队伍，给他们发枪，围攻造反派，挑起大规模武斗。“文攻武卫”的口号就是河南“二七公社”在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挑起武斗死伤惨重的情况下提出的。有人指责武斗是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讲话挑起的，不符合历史事实。河南军区镇压造反派、围剿造反派在先（3-7月中旬），江青讲话在后（7月22日）。况且，江青在讲话中首先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做深入的群众工作“，然后才讲“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用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你们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是要吃亏的。”显然，江青讲话的出发点是对“革命小将”的关爱和同情，并不是在挑起武斗。 关于军队“支左”这段历史，军区的《检查》白纸黑字，已经留给了历史。有一本书《赣水苍茫——动乱中的江西》（程万里编著，时代文化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就是站在军队“支左”角度，详细叙述文革期间江西大规模武斗的。 以下以湖南和湖北的例子，窥见一斑。 “湘江风雷”是全国有名的湖南全省性革命造反派组织。湖南省委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1966年8月24日，省委书记张平化作了一个“抓黑鬼”的动员报告，把运动以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省、市委提过意见，向本单位领导提过意见的人，打成“黑鬼”、“反党分子”、“右派”，这些同志被迫写检讨，挨斗争，有的甚至被迫自杀。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全省，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地的工人、干部大批进京告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情况。这些同志进京以后，在首都三司“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的鼓舞下，于1966年10月14日，由长沙一中语文教师叶冬初（后改名叶卫东）、人民电影院画工张家政和一部分工人串联起来，在首都三司同学的支持下，宣布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后来，由于红卫兵有年龄的要求，而参加“湘江风雷”的以工人为多，就改称为“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在北京成立后，于1966年11月回到长沙，立即揪斗了张平化，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许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工人纷纷要求加入组织，“湘江风雷”很快由初期的80余人，发展到30多个支队，成员近千人。1967年元月，随着湖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湘江风雷”吸收了一部分教师、学生和革命干部参加。于是将原有的支队一部分按行业系统扩大为战团，其他较分散的支队分别隶属于长沙市东、西、南、北四个区分部。同时设立了农村司令部，联系长沙市郊区的农村组织，设立了各县、市司令部，联系各县、市的组织。到元月底，“湘江风雷”已发展至80万人左右，号称百万。全省各县、市都有它的组织。“湘江风雷"是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组织，总部“组织条例”明确规定：“队员以出身贫下中农、工人家庭的革命工人为主体。吸收革命干部，初中以上的革命学生和其他敢于造反的革命群众参加”。湘江风雷的领导成员（当时称为勤务组）先后约有9人组成，其中3个共产党员、2个共青团员，大都出身工农。只有发起人之一的张家政出身“自由职业”，很快，因家庭出身复杂原因他主动退出勤务组（附表） 附表：“湘江风雷”领导成员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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