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中国的“普世公知”

　　看看这些事实：《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美国研究报告称，由于燃煤造成飞污染使中国北方5亿居民折寿5年。美媒9日刊文称，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昂贵代价，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杀着中国民众”、“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记日期是2002年8月8日，最后一页日记没有日期，上面写着：一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回锅肉、烧白……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长得十分漂亮，曾是该厂的厂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针织厂倒闭，被迫下岗，当时只领到下岗补贴四千元钱”、“厂里有的女工沦落为妓女，靠卖淫为生。张苏玉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愿与她们为伍，无奈之下省吃减用”、“成都青白江区妇女李桂芳由于长年吸毒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无情和相互推诿让只有三岁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独自锁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2003年6月21日被发现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一次次绝望地拍着窗户”、”“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坐牢，爷爷奶奶已去世，母亲吸毒”、“暴露的不仅是孩子母亲绝望的无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会生存的无情残酷”……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的凭空捏造，“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变改革代价”、“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庆下岗女工被饿死”、“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南京两幼女被饿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普世公知”控诉共产党毛泽东，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编造拼凑出林昭、张志新、王实味等几颗炮弹滥竽充数;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价”站出来说话，轻轻松松就能有近上千万——“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每年死于癌症250万”、“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120万”、工伤事故受害的、病死饿死的……想想近上千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满腔悲愤怒不可遏扑上来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摧残自己的情景，能不让“普世公知”们不寒而栗肝胆俱裂吓得满裤裆拉稀吗?能不让他们发狂般不顾一切要避免这种前景吗?而要彻底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灭亡中国——只要中国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国搞好，一旦有机会就不可避免要当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当真着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就不可避免追究“顶层设计”者的责任——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最基础的一环是“中国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彻底逃避自己“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消灭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明确，没有任何动摇的余地。不管他们如今如何东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编理由，核心只有一个——胡搅蛮缠，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其他全是废话。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这撮“毛”要么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吃饭，要么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吃饭：“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一个“附”字，彻底道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把他们的行为特征、气质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经济上不独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来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装的。依附于人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农大众，怎么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有多党制，能想像文人知识分子凝聚起一个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是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政党吗?——就凭“文人相轻”，别说“吸引广大工农群众”，连“容纳广大工农群众”都不可能。)这样的群体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极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独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是个客观规律，并非毛泽东的编造。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根本体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说了算，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听吆喝的份，根本方向大主意从来轮不到他们拿。比如中国自汉朝以来不论哪朝哪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从来都是统治者规定好了再让文人知识分子照着执行，决轮不到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三道四决定取舍。凡“有为之君”其实都心中有数：文人主要的现实作用是制约武将、平衡权力，只能当狗用，不能挑大梁——乾隆皇帝公开宣布，文人“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国家的根本体制、根本决策决容不得他们说三道四。中国如此，美国其实也一样。据2000年统计，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五大财团中有三家是犹太老板。美国虽然号称“言论自由”，媒体无数，但所有的媒体言论都不能违背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一切不利于犹太人、宣扬公有制的言论都休想自由发表，谁不老实谁丢饭碗，甚至蹲监狱——“2013年6月27日讯，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40岁的美国人杰夫.奥尔森在人行道上用水性笔涂写了反大银行的标语，他现在因此面临13年监禁。法院已经拒绝了其律师援引美国宪法关于自由言论的条款进行辩护的要求，裁定律师不准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来辩护”。可见中国外国、古代现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一样，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必须附在统治阶级的“皮”上吃饭，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

　　不承认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猪粪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实现“刀枪不入”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和政府保持距离”等等就能实现“知识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样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当代中国这撮自命为“皮”的“独立毛”(或曰“炸刺屌毛”)们另有一个名字，叫“普世公知”。

　　当年靠猪粪狗血喝符念咒对抗“刀枪不入”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有“太后老佛爷”的鼓励撑腰;如今靠“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风，是因为有“胡乱邦”的煽动保护——西太后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需要利用义和团;胡耀邦为了打倒毛泽东篡夺权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为此他干了以下几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从表面上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错，但实际上搞的却是一场权术阴谋。客观实际的规律是：一时的具体的实践可能否定真理体系的个别具体结论，但不可能否定整个真理体系，因为整个真理体系已经过经过长期、全面、普遍实践检验过了。用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结果去推翻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实践结果是一种卑劣的权术诡计——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只收集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专门有利于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实践”。等达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立刻就变成了“不争论”、“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誓死捍卫真理”了，更绝对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一切主张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是“解放思想”，实际只许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权威实际也随即破产，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再闹“四个坚持”也无济于事。从此思想意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泽东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泽东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识分子从不错，出错唯有毛泽东”的气氛。

　　3.在1982年版宪法中删除了“惩办一切卖国贼”，实际取消了卖国罪，为“解放思想没有禁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扫而光——反对自己的，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清洗掉;没有反对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轻化”的名义清洗掉，工农干部以“知识化”的名义清洗掉，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别想跑掉。

　　5.独创性地发明了个“第三梯队”，明确规定选拔的标准是“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硬性规定出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工农干部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开大肆宣扬选拔“第三梯队”应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处理三种人”干掉了，而且“除恶务尽”，一个都不留。因此实际上只有“内举不避亲”才是真的。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亲”合法化公开化，从此大规模提拔亲属的官场腐败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名曰“扩大下级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从此“天高皇帝远”，一把手只要笼住顶头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别人谁也管不了，“一把手”变“一霸手”。

　　胡耀邦虽然垮台了，但“恶魔的遗产”——“不要工农要‘公知’”、“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不但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而且不断自我繁殖发扬光大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面劫持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各要害领域——不创造财富、专靠主观夸张制造“真理”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们垄断了话语权，个个眼睛比眉毛还高，不但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嗤之以鼻，而且当真把自己当成了活上帝，趾高气扬重新安排整个中国，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顶层设计”。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然而“普世公知”们并不把玩笑当玩笑，而是假戏真唱，一本正经地“用改变事物的名称来改变事物本身”——用把婊子改名为“性工作者”来“消灭卖淫”;用宣布“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来改变“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的客观存在。

　　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普世公知”们如何声嘶力竭宣布“知识分子不是‘毛’而是‘皮’”，照样改变不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存在，照样改变不了“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状况，照样不懂就是不懂，但“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却迫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结果就是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摸着石头过河”、猴子般模仿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

　　“当官的一张嘴，小兵拉子跑断腿”。只有当过“小兵拉子”、对“跑断腿”的滋味深有体会的人当了官才会懂得一个常识：当官的这张嘴不能乱动：稍微歪一点，轻则人仰马翻，重则血海尸山。一贯脱离实际、脑子里只有教条没有人、靠胡乱邦的反毛邪风突然一跟头翻上天当上“领导阶级”的“普世公知”们当然不可能有这点常识。他们跟那个乱邦小丑一样，骤登高位，全身膨胀，趾高气扬，乱蹦乱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视亿万生灵如粪土，拿国家大事当儿戏，“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随随便便一开口就轻松愉快地把十几亿中国人变成了“改革代价”，把无数家庭的生存福趾一笔勾销——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如意：一切交给资本家就万事大吉，自己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坐享其成了。然而实际的发展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自作聪明到处碰壁：“普世公知”不是独立的经济力量、对经济体系的运转没有发言权的依附地位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不复存在，资本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文明”就改变运行规律而乖乖按他们的愿望运作，资本家并不因为他们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就乖乖听他们安排指挥。他们原以为可以“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卖就灵”，灵了就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实际结果不但不灵，反而激化了各种现有矛盾，制造了无数新生矛盾，按倒葫芦浮起瓢，四处起火八下冒烟，搞得“普世公知”们焦头烂额狼狈透顶，最后不得不乞灵于权力——靠权力维持神话，靠权力拆东墙补西墙、靠权力借新债还旧债、靠权力撒新谎圆旧谎，靠权力“把蛋糕做大”延缓矛盾爆发，靠权力制造GDP装点门面维持住“‘公知’懂经济”的神话，靠权力强行“维稳”……在毁灭环境、压榨百姓、出卖国家、损害子孙的祸国殃民大泥潭里越陷越深。

　　违反客观规律，明明“烂泥巴扶不上墙”却非要往墙上扶;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有独立性却非要硬充“领导阶级”、“领导一切”、“全面专政”，不懂装懂瞎指挥，结果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普世公知”后院起火，连做学问的基本环境都彻底毁光：

　　——“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整个上层建筑不再有任何原则底线——只要用主观夸张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的“实践结果”，就可以随心所欲否定推翻任何真理、任何原则底线，凭空捏造出任何“真理”。这导致整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泛滥成灾：无所谓真理，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底线，无所谓做学问——只要善于编辑材料、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肆意夸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就能想否定什么否定什么，想肯定什么肯定什么，一切易如反掌，全看利益需要。这就开创了一个学术变权术、学者变流氓、教授变“叫兽”的知识流氓一统天下的无赖时代：不需要任何真理，不需要任何原则底线，可以以“实践”的名义否定任何真理，用主观夸张编造任何“真理”。“普世公知”用这种办法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全盘否定了辛亥革命，全盘否定了中国历史，全盘否定了爱国主义，全盘否定了民族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华民族……既然有如此简便易行方便有效的“创造理论”和“颠覆理论”的捷径，那谁还肯辛辛苦苦做学问?又何必讲求什么科学严谨客观理性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结果：“公知无知”，知识水平全面退化——逻辑混乱、文不对题、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信口开河、颠倒黑白、弄虚做假、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成了司空见惯，一言不合即破口大骂，群起而上泼妇骂街，没本事争取盟友，有能耐制造敌人，一代不如一代。

　　——“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使“学历”、“文凭”、“知识分子”身价百倍，“应试教育”横行霸道，急功近利、实用主义、“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统治整个教育界，整个教育界的学风、素质、水平全面退化恶化。

　　——“硬性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导致各级干部纷纷以权谋学历，教育界学术界纷纷做起了文凭学位买卖。以此为突破口，学术造假、文凭造假、学历掺水、学术教育机构官僚化权力化、职业道德破产、学术诚信扫地、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横行……上层建筑全面性道德败坏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后果是“一切皆空”，丧失一切信仰——什么理论原则都是假的，只有眼前利益是真的;什么理论原则都不管用，只有眼前的权宜之计管用。毛泽东说：“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就只剩了盲目的实践;丧失一切信仰、放弃一切原则底线，人就退化成了没有思想、只有本能的动物，只会“摸着石头过河”。

　　“普世公知”坚决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不能自立而装自立当不了饭吃。拒绝附在劳动人民的公有制的“皮”上吃饭，就只能另找“皮”依附吃饭，只能附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皮”上去。只是“普世公知”们还瞧不上中国资产阶级的“皮”，嫌小。结果就只能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去，于是有了“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改革攻坚”、“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有了上述种种“顶层设计”。虽然“普世公知”们对经济运作一窍不通，但“附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皮’上吃饭”的利益需要、“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弥天大谎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胡乱邦奉送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想像一下一个江湖骗子强行给人开刀的场面：根本不懂医，从来没开过刀，拿着本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不知哪个朝代的“人体解剖图谱”手抄本就自称包医百病的“学术权威”“专家神医”，平白无故硬说别人有病，满不在乎就拿刀子往人身上乱戳，戳之前先用权力把人绑起来不准躲避，用“不争论”把人家嘴巴堵起来不准叫疼，每戳一刀还说一声“这是‘改革代价’，忍一忍吧!”然后再来一刀、再说一遍……千刀万刀把人折腾得遍体鳞伤却还说不出来人家到底是哪儿有毛病。到最后自己都说不出来该往哪里下刀子了，就说你这病不是我不会治，而是必须你的脑袋当药引，否则没治……

　　江湖骗子的无赖逻辑至此已经昭然若揭：“用脑袋当药引”不过是个借口——不给，那就不能算我不会治病，是你没满足我的条件;给，你照样活不成。而这正是骗子想达到的目标：无缘无故把人家戳得死去活来遭了那么大罪，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就凭这也非把受害者弄死不可。睹徒输急了就要掀桌子赖帐，骗子走投无路了就要杀人灭口。“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面临彻底破产了就要毁灭国家推卸责任——他们用十几亿中国老百姓做了那么残酷的实验，让国家受了那么大损害，让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罪，心里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切败露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现在他们最着急的就是赶紧灭亡中国。大喊大叫“宪政”为的是“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为的是“共产党下台”——也就是“用共产党的脑袋当药引”。不答应，“普世公知”们正好把自己先前一切“顶层设计”的责任赖个精光：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不是我的“顶层设计”造成的，而是“共产党当权”造成的。答应，中国立刻四分五裂陷入战乱——在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社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能在组织上维持中国统一的力量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去掉了共产党，严重对立的中国社会不分崩离析才怪——稍不如意就要破口大骂的“普世公知”们能凝聚几个人?有几个工农群众会跟他们跑?他们又能容纳几个工农群众?而“普世公知”需要的恰恰正是这个结局——中国完蛋了，还会有人追究他们“顶层设计”祸国殃民的责任吗?

　　为什么“普世公知”们如今那么起劲地叫嚷“宪政”、“政党轮替”?贼喊捉贼推卸责任倒打一耙——他们“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顶层设计”了“贫富悬殊有理”，“顶层设计”了“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好事”，“顶层设计”了“污染有理”，“顶层设计”了一切坏事，如今一闹“宪政”，一下子就把自己“顶层设计”的一切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一切坏事全是“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跟他们的“顶层设计”半点关系没有。就这么一闹，舆论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他们故意转移到“宪法”“宪政”之类笔墨官司上去了，还有谁记得一切问题全来自他们的“顶层设计”?当初用“顶层设计”拼命制造腐败的是他们，如今用“宪政”拼命反腐败的也是他们;过去唱红脸的是他们，如今唱白脸的还是他们。所以鲁迅说：“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普世公知”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一撮杂毛明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非要当顶梁柱;不自量力硬充“领导阶级”、“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知识分子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独立性”……“独立”来“独立”去，“独立”了半天，还是得附到别人的“皮”上——拒绝依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皮”，就只能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皮”。为了改换门庭，用“顶层设计”瞎指挥乱折腾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无恶不做，闯下了塌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冲天民愤，等见势不妙便急着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普世公知”死皮赖脸不肯还，要赖帐，所以急着杀债主，所以急着灭亡中国。这就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能做不能说”的如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