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2015-8-3 22: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00| 评论: 0|原作者: 石冀平|来自: 昆仑策研究院

摘要: 革命始终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如果在共产党的最终追求——共产主义远未实现之前，就主动改变这一政治本质，将革命纲领、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置入历史的橱窗，那么党自身连进历史橱窗供后人凭吊的机会都没有。

二、以苏为鉴，鉴什么？

　　多年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两者具有同一性)的原因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看法：

　　一是经济决定论，即经济没有搞好。这一度成为主流说法，至今还有广泛影响。但这种解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缺乏大跨度的历史分析，很难得到历史验证的支持。苏共接手政权时，苏联是一个历史起点很低的国度，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比较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苏共在国家初始状态很差，外部环境极其恶劣，又没有外援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在“二战”中受到巨大战争创伤后，又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急起直追，成为连美国都颇为忌惮的超级大国，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示范压力，迫使它们二战后也广泛实施社会保障。试问历史上在其他制度背景下，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如果仅仅由于后期经济发展放慢就必然垮台，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会得以幸免这样的命运。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近年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常识，这是不是常识?事实上，经济决定论的所谓正面意义充其量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选择做注脚，但这个注脚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常识，基本没有学术价值。

　　第二类解释是苏共僵化保守，没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所谓没有理论创新一说，起码从文本考察是不完全成立的，这将在后面加以说明。至于没有制度创新之说，也并不符合事实。苏共不但搞了制度创新，而且动作很大，这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此改革力度之大，甚至使它成了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直接导火索。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不是一直在为这种改革喝彩吗?实际上，实际上此类解说的意义指向还是中国自身，即为目前颇为红火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做注脚。

　　第三种解释是认为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就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党员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最终抛弃党的最高纲领和指导思想，导致瓦解。这种解释应当说最接近事情的本质，最为靠谱。但是判定苏共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从学术角度也应有一个文本验证问题。同时更重要的问题是：苏共为什么会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党员干部为什么会官僚化特权化?仅仅是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背叛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背叛只是赫鲁晓夫之流背叛的一个最终结果，从学术角度看，研究意义并非一般认为的那样大)?笔者手头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但如果考察当年苏共官方最高层次的政治文献——苏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和官方颁定的苏共党史文献，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讨论的。这也可能会为深化第三种解释提供思路，为回答上述疑问提供一种解答的视角。

　　首先，如果考察苏共权威政治文献，自苏共二十大直至上世纪70年代，起码在最高层次的政治表达上还看不出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迹象，尤其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更是如此。例如，苏联官方颁定的党史教科书最后部分都要引用苏共中央权威部门所做的历史经验总结。在这种总结中，对重大原则问题的阐述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和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总结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革命态度、对一切压迫誓不两立、对妥协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不受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沾染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才能解决赢得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5)。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总结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即只有在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政治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基础上，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6)。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总结认为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任何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决不调和，坚决反对各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企图。”(7)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总结指出：“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内生活的主要指导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8)在意识形态方面，苏共23大指出要：“十分注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非政治倾向、私有制残余和市侩习气，反对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成果。”(9)苏共24大进一步指出：“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企图，今后仍然应成为党的思想工作的中心。”(10)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总结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所以强大和不可战胜，就在于它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1)以上这些对重大原则问题的表述，显然是正统的或者说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共起码在官方文献中也是要反修正主义的，而且还被定为“党的思想工作的中心”。实际上，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最权威的政治文献的表述一直与上述表述基本一致，除“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提法外，在最高政治文本中几乎看不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变就变，又是改党纲又是改宪法，对这种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举措，为什么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反对者甚少声音甚微?这才是真问题。

　　其次，认为苏共执政时期教条主义严重缺乏理论创新，也是很难得到权威历史文本的充分支持的。如苏共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种凝固僵死的东西，是教条的汇集。它同任何科学一样，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结论和原理来丰富自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掌握它的实质，学会在解决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时运用这个理论。共产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同时也更换它的某些过时的原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进行的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新的原则性的理论原理”(12)。这一表述与目前我们关于理论创新的权威表述基本一致。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提法就被说成是创新，被认为是：“用党在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新结论和新论点丰富了革命理论，树立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榜样”(13)。由此可见，在权威文本表述上，苏共也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根据实践发展进行理论创新的。此外，苏共执政后期一些理论提法和理论思路与中共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创新性提法和思路也颇相似。例如，苏共提出：“发展社会基础是各级党组织活动中的新现象。加强党的队伍、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这就扩大了各级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加强了它们同群众的联系”(14)。这与中共目前提出的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基本属于同一思路。又如苏共22大通过的第三个新纲领中指出：“纲领要实现党的口号：‘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纲领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15)。“苏联共产党保证把个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的目的”(16)。这一提法的内涵与中共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内涵也是基本一致的。再如，苏共也是先于我们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该党纲指出：“科学正成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它将完全成为一种直接的社会生产力”(17)。总之，起码在理论文本意义上，苏共并非那样僵化保守，也是有新思路新提法的。

　　综上可见，我们对苏共瓦解的原因的探讨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笔者在对苏共编撰的党史权威文本的阅读中，产生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苏共执政地位稳定之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自那时起(除了卫国战争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及苏共后期权威党史文本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完全体现了一个执政党的角色。其基本文本表达是：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列主义，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全面的公有制经济关系，并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这些完全体现了现代执政党的一般执政要素：确立主导意识形态，建立和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保经济发展。这些执政要素是所有执政党的共性所在。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以及当代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仅仅秉承这些一般的执政要素，从而充当执政党的角色是不够的。执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是达成目的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不是历史使命的完成，而是新的开端，这一开端曾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万里长征第一步。就历史条件而言，内部初始状态低下，外部环境长期不佳。这些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如资产阶级政党那样，在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完成华丽转身，实现由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而应始终保持革命党的政治本质和革命精神。但是在苏共权威历史文献中会发现，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共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后就认为：“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的胜利解决了”(18)。“共产党人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实现列宁的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19)。以此为开端，革命的内涵及革命的对象逐渐在理论视野和政治视野中淡去，革命意识转型为建设意识，建设意识最终转化为纯程序化的，纯技术的理性操作，并成为党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赫鲁晓夫时代将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就是这一转换意识的典型体现)。这时苏共文献虽然也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这种纯建设意识下的教育已经抽调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革命。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革命，它不能止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不能止于在低初始状态且外部环境严酷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也会面临如何避免形成自身利益机制的问题，这就与党的自身定位密切相关。如果以建设型党定位，那么有建设就要有付出，有付出就要有回报并且起码是对等回报，即所谓物质利益原则。苏共干部待遇的等级制高薪制就体现这一逻辑。如果是革命型定位，又是革谁的命呢?应当是革自身的命，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集中体现于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才能勇于否定和拒绝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有革命型政党的定位，共产党执政后的共产主义教育才有精神内涵，才有现实感染力，才是有源之水。这支队伍才能保持革命精神，才能在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中体现政党追求的先进性，才能使宣称的东西与实际行使的东西相一致，才能真正使人民信服。可惜的是，自苏共执政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在苏共文献中几乎找不到革命的字眼，更谈不上现实安排了。由此观之，苏联民众对苏共瓦解的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苏共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并非如通常解释的那样不提阶级斗争，认识不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至少在文献文本中，苏共对此是有认识的。但是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影响，苏共运用的是“外部归因”法，将阶级斗争的原因和影响归结为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帝国主义。它正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原则、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破坏活动。帝国主义庞大的宣传机构在腐蚀个性，企图使群众脱离政治。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是不妥协的斗争，因为这是阶级斗争，这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地的斗争，这是为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斗争”(20)。苏共后期始终没有认识到内部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没有认识到或不愿认识到，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必然引致政治上的蜕变。这本质上就是特殊历史形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要在这种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保持革命型政党的定位是必要条件，这时革命首先是革追求自身利益的命，这就需要彻底革命的精神，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仍能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唯一途径。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献中还讲：“它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1)。但苏共瓦解时群众的冷漠显然证明它并未做到。革命精神先是懈怠终至丧失后，就只能是自身功利的追求，以致最后不惜以自身瓦解为代价将这种追求合法化。

　　苏共革命精神的懈怠和由此导致的功利性追求，以及价值标准的功利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际已成为苏共的主要存在形态。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一批左翼青年留学苏联，后来他们根据留苏观察出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苏共的这种存在形态已经表现在各个层面。比如在精神表达层面，连在“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这样的政治性节日都摈弃任何革命歌曲：“在学校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摇摆乐，扭摆舞音乐”。“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22)。在政治行为层面：“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来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如果是按照群众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23)。苏共功利性追求的定位使：“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容易的多了。但是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爬上去。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入党”(24)。“苏联现在实施各式各样的的经济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来越高，工资差距越来越大。高锯在人民头上的苏党高级党员的所作所为，无不为了保持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政策”(25)。这种现象又形成了诱导机制：“只要当了党员又有了地位，就能领取高的工资。所以普通人就拼命想成为党员。青年学生也把入党作为他们拼命争取的目标，努力自我修养。可是，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想的却是入党就有了一切”(26)。功利化定位还使入党的价值评价标准异化，政治标准事实上放弃了：“在苏联，吸收党员，只侧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的人。这和日本通过国家考试来吸收那些拼命用功读书、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学生，本质上是一样的”(27)。这种筛选机制运行二三十年后形成的党员主体显然与共产党员的本质要求不相干了，甚至其核心领导成员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就是典型代表)。这些留苏学生当年就就敏锐指出：“从外表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员，他们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28)。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共领导的政治选择和广大党员的冷漠表现果然印证了这一预判。日本留学生们的这种洞见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批左翼青年是抱着革命热情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的，结果这个革命故乡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毫无革命精神和革命色彩可言。当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时，就完全丧失革命性，其结果还能是什么？这应当也是苏共兴亡史中可以借鉴的重要方面。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的政治逻辑同样站不住脚。革命是党的政治属性，经济建设是党的任务和职责。两者同样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转化关系。一些学者难道真搞不清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吗?

三、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的革命属性何在？

　　纵观国际共运史，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是有革命对象性的，其革命属性也往往直接表现为以革命手段夺取执政地位。在取得执政地位初期，其革命性尚且有所归属，一般表现为抵抗和镇压内外敌人的反抗和进攻，以及对经济基础的革命性改造。在此之后，执政的合法性解释就由革命让位于建设，这充分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上(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时党的革命性似乎随着革命对象消失而无所依归。问题由此出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远未实现，革命却隐退了。因为这时已将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完全诉诸于建设，当年苏共就是依此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和任务，其后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基本源于此逻辑。然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法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无法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国际历史环境——资强社弱——完全对应，因此这种提法的历史合理性是有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完全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不能完全与之等同。严格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靠经济建设是立不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经济建设只为其提供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量的度量并不是它们的唯一性标准，它只是维度之一，甚至不是本质性维度，谁能给共产主义规定一个物质丰裕度的量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在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上定义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才是本质维度。而这一维度所体现的历史内涵，所昭示历史路径只能是革命。因此，真正认同这一本质维度并将其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始终是革命的主体。其革命的主体性不仅仅体现于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取的执政地位后，如何继续体现党的革命属性。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也是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的重大问题。如果理论上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为依据，现实中以国际共运的巨大挫败为借鉴，居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起码要始终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基本纲领应当始终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以公有制为基本内涵的社会模式的历史追求就不能最终放弃，也不容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完全虚置。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历史目标，也是以革命为基本路径的现实追求，同时也是最具革命内涵的社会模式。因而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不仅仅是党的信仰，也体现的是党的革命属性。它实际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党的革命属性完全丧失。这时不管党的名称归向何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的历史价值就将完全归零。主流知识精英也是相当清楚这一底线的，多年来他们对公有制的彻底否定，对革命由告别到批判的历史指控，对共产党转型的所谓理论建构，其真实指向都是要突破这一底线，苏共的历史演变脉络对此已经给予了鲜明的证明。如果至今还不愿承认或不敢明确指出这一点，那就不是理论的悲哀，而是历史的悲哀。

　　其次，革命应当始终在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据核心地位。对革命理论内涵的界定不应仅仅局限于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如果做这样的理论归属，随着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任务的达成，暴力革命理论失去实践意义就直接等同于革命理论失去实践意义，这正是革命理论转型为建设理论的基本逻辑。依此逻辑，革命理论的归宿只能是进入历史橱窗，成为历史告别的对象。这种告别论的进一步延伸则是否定革命理论的合理性正当性，并最终将革命理论的历史实践指称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偏离普世大道的非正常行为。结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历史行为遭到指责，进而对这一行为导致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多年来，主流知识精英在这一议题上所展现的不正是这一逻辑吗?这一逻辑得以展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将革命理论仅仅归结为暴力革命论。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对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或历史适用性的认知上，即认为革命理论只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治统治权具有历史价值。然而事实上，政治理论范畴的产生和存在价值取决于历史现实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理论不可能也不应当转型为建设理论，因为这两种理论回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现实历史需要，都具有历史现实性与合理性，两者不是转型或替代关系，建设理论属工具理性的范畴，革命理论属价值理性范畴，后者的价值追问和历史探求非达共产主义而不能停止。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理论需要的不是转型，而是需要更新基本内涵。更新的本质就是重新面对革命的基本问题——确定革命的对象，即以自身为对象，以及如何革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应对执政地位挑战的根本之道，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不再赘述。这显然需要新的革命理论构建，可是自从这一理论构建的早期探索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一探索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一并被否定了，从而成为理论探索的禁区，“天下从此无文章”。然而缺乏革命理论导向的执政实践所画出的历史轨迹将伸向何方，起码苏共的历史结局已经有所昭示。

　　再次，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还要体现在始终具有革命精神，并确保体现这一精神的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其无私性，这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是最有效的精神净化剂和过滤器，是拒腐蚀不变质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推崇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传统道德并不能确保为政者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国历朝历代的为官者，基本是靠读所谓推崇德行的圣贤书进身仕途的，但历史上真正留下清誉的又有几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个“私”——为自己做官而读书。“私”的本质就是拒斥一切道德要求和道德追问，而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虽然不能无视物质利益原则，但起码对无产阶级执政党而言，不能将自身完全置身于物质利益原则之下，使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无所归依，甚至成为摆不上桌面，羞于出口的东西。

　　此外，不能用创新精神替换革命精神，只提倡创新精神，不提倡革命精神。两者不是同层次的概念，创新精神本身就需要高层次的精神统摄，不同精神统摄下的创新精神所体现的利益追求乃至社会追求是不相同的。国民党当年也曾提倡国民革命，并为此搞过体现创新精神，具有社会创新色彩的“新生活运动”。但这种所谓的国民革命具有巨大的阶级局限性——追求和确保维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所谓的国民革命精神统摄下的具有创新色彩的“新生活运动”，不但未能成功，党风、世风反而进一步江河日下，国民党的统治也终为历史所弃。无产阶级政党无私性的精神本质决定了其倡导的创新精神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统摄，这是确保各类社会创新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基本政治前提。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并非完全如主流学者所称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更不完全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有的是与某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所谓“创新”直接相关的。这种创新之所以会有如此效应，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的精神统摄，从而使这类创新沦为追求部门，集团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工具。

　　最后，之所以要确保体现革命精神的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是因为革命历史是共产党的“道统”和“法统”。绝不能以时代特点为托辞与自身的革命历史做切割，这实际等于放弃了自身的“道统”和“法统”。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首先是阶级统治，任何阶级统治都是以其历史作为其“道统”和“法统”的，因而是不能放弃的，更不能拒绝和自我否定。美国会否定独立战争吗?会否定华盛顿吗?在阶级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对自身革命历史的放弃或讳言，必然引致敌对势力进一步的否定和抹黑。就现实而言这方面是不容乐观的，在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上，本来国民教育系统应是主渠道之一，但由于教师的政治素质严重参差不齐，目前已是问题多多。曾登上主流媒体讲坛的某历史教师对中国革命历史及革命领袖的谩骂和肆意侮辱是一个典型，以本人对教育系统的了解和观察，此例远非个案。更严重的是，各类媒体、一些文史刊物和影视文学作品等传播载体对革命历史的揶揄和另类解读乃至抹黑，已经对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形成巨大的阻断效应。许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都认为课本上的革命历史是假的，而从各类文化载体所得到的历史信息才是真实的。可是文宣部门却大谈文化包容，权威报纸甚至提倡包容异质思维。结果包容事实上成了单向度的包容，你包容，对方不包容，完全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思维不对称或者说认识不对称的结果，自己把对革命历史的否定性评价看做文化问题加以包容，敌对势力则将其当做政治操弄。其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道统”和“法统”，阻断其代际传承，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失去历史合法性。

　　总之，革命始终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如果在共产党的最终追求——共产主义远未实现之前，就主动改变这一政治本质，将革命纲领、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置入历史的橱窗，那么党自身连进历史橱窗供后人凭吊的机会都没有，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反共势力始终叫嚣的是：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言犹在耳，忘了吗?

　　注释：

　　(1)蔡永飞：“论建设党、革命党、执政党”《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佚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等”《新华文摘在线阅读》2003年第9期。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4)王东京：“澄清经济学的三大问题”《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5)(6)(7)(8)(9)(10)(11)(14)(15)(16)(17)(20)(21)波诺马廖夫：《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3、815、817、826、738、807、827、708、711、715、716、739、827页。

　　(12)(13)(18)(19)波诺马廖夫等：《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4、706、496、720页。

　　(22)(23)(24)(25)(26)(27)(28)新谷明生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版第35、36、38、39、40、43、46页。

　　参考文献：

　　1、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