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重提“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党性要求，他沿用毛泽东“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说明道路问题是党的生命，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并一再提醒全党要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昭聋发聩、令人深省。去年纪念建党93周年时，笔者曾撰文指出：

　　——共产党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革命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先进性、群众性的必然体现。执政党与革命党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并存融于一体。尤其是在长期执政和领导改革建设的环境条件下，时刻面对着党可能变质、政权可能变色的现实危险和挑战，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告别革命”的思潮影响下，思想舆论界追风似地，一讲执政党意识，就批判革命党思维，好像不取消党的“革命性”，那就是极左，就搞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文革”复辟。其实，这完全是形而上学，不懂历史辩证法。众所周知，当今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难道党领导的军队还是“革命军队”，党却不是“革命政党”了?逻辑都讲不通!执政的共产党建设目标，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能力和反对敌对势力颠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党。

　　——革命党和执政党绝不是对立或替代关系。共产党在一国或多国执政,不过是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在我国，虽然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建设任务也始终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较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必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甚至伴随着曲折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能否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这是攸关党的生命，攸关人民政权命运、攸关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一个自弃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无异于自杀。

　　然而，“革命”一词能否重归我们党的生命词典，困难得几乎连讨论的余地都难见一席。

　　正如石冀平教授此文所述：“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理论需要的不是转型，而是需要更新基本内涵”，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挑战和苏共变质垮台的教训，党“需要新的革命理论构建”，而我们却将“这一探索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一并被否定了，从而成为理论探索的禁区”。其实，“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不仅仅是党的信仰，也体现的是党的革命属性。它实际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党的革命属性完全丧失。”他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主流知识精英也是相当清楚这一底线的，多年来他们对公有制的彻底否定，对革命由告别到批判的历史指控，对共产党转型的所谓理论建构，其真实指向都是要突破这一底线，苏共的历史演变脉络对此已经给予了鲜明的证明。如果至今还不愿承认或不敢明确指出这一点，那就不是理论的悲哀，而是历史的悲哀。”

　　建议有关领导和同志们认真读一读这篇基于历史客观实际、进行系统理性分析的文章。在我们党直面重疴、刮骨疗毒的今天，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关键时期，希望像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见地，无论是否完美无暇，都应该能够得到善意的对待和重视，而不要遭受苏共垮台前那样的理论乃至历史的“悲哀”。

石冀平：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提要】“转型论”与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苏共由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是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其革命属性主要体现在革命的纲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精神上。革命纲领，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的丧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历史教训和新的历史经验。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执政体现的是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两者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转化或替换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革命精神为立党之本。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本经济关系的变迁近于完成，主流学术精英与媒体精英极其热衷于将加快所谓政治体制演变(改革只是托词，演变是本质)作为主导的学术主题和文宣主题。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和理论逻辑，这些理论元素的本质功能实际是为他们认同的政改模式提供理论路线图和合法性解释。而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此类精英的政治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要改的不仅仅是政体，更主要的是国体(只不过体制内精英稍加掩饰而已)。因此他们炮制的这些理论元素，就应当认真对待。当然，全面辩诘非本文之目的。在此只对其中最具迷惑性的理论逻辑——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之论略加辩诘和分析。

一、“转型论”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

　　所谓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本理论逻辑是：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取得执政地位后，就不再是革命党了，而是向执政党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内容，一是转型为建设党(1)，二是党的政治文化转型，因为过去在执政意识上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2)。由于此类说辞的理论指向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目前仍将自身定位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其最高目标仍是共产主义。所以对此类以党建理论文本形式出现，似乎为共产党长期执政出谋献策的理论建言，还是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以共产主义目标为标杆来衡量才合乎逻辑。而这也正是此类言说者刻意要回避的，之所以要回避，是因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离开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来谈党的转型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任何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必须以党所信奉的理论为指导，除非这种路径选择是以最终废除党的最高纲领，摈弃党的指导思想为目的。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并以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为衡量的基准，那么针对“转型论”，起码会有这样一些推论。

　　首先，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革命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有相近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模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理论继承关系，但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路径选择和诉诸的社会主体性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选择是革命，所诉诸的社会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体性——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定义的共产主义不但是对数千年私有制的否定，而且要与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使人类彻底摆脱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法则，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复归。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只能由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以往历史中新兴阶级都曾具有革命性，但历史赋予它们的革命性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使它们的革命性最终会在本阶级的统治确立之后归于消解，并进而随着历史的演变，该阶级也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通俗的讲法就是：可以革他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否则就要反革命。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政治特点是革命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身的命。非如此，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其理论初创时期就意识到了：“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决定了其革命观既诉诸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诉诸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在观念形态上也就是革命精神。因此起码在理论逻辑上，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消解或丧失革命精神即等同于消解或丧失共产主义目标，两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事实上，这一逻辑已经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苏共的历史演变就是典型案例，关于此点后文还将涉及。

　　其二，既然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那么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也就并非革命的终结。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政地位的取得对无产阶级政党实际具有双重效能，正面效能是为实现最高纲领提供了客观条件。负面效能则是可能导致革命精神的泯灭，由于革命精神与党的最高纲领具有逻辑同一性，因此这也会同时导致党的最高纲领的最终消解。这种负面效能展现的逻辑是：脱离国际资产阶级力量长期占优势，并且社会主义制度起始状态过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环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效能做出过于局限化的解释，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的局限于取得执政地位，取得执政地位就等同于革命的完结。进而将共产主义的实现完全诉诸于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共产主义是建设起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概念就是苏共取得执政地位提出的)。由此革命让位于建设，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型，党对自身的评价标准自动转为生产力标准，而且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由根本标准推演为唯一标准。但问题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自然之果，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真正人类社会的现实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者就曾预见过旧社会残余及传统观念对以新人为主体的新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但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所展现的历史制约性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见。这一基本历史背景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无一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在这样一种初始状态不佳的条件下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演进，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清除马克思所讲的旧制度的残余，更关键的是要被迫做出历史妥协：使旧制度的基本经济要素——商品货币关系保留或复归(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存身之地。因此目前国际共运的颓败之态，尚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一模式至今尚未真正实践过，所以并无成败可言)。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内在逐利机制的经济关系，居执政地位而掌控政经资源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面临强烈的利益诱导，同时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以其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可以施加有效的意识形态扰动(之所以指出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扰动是以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是因为主流知识精英普遍认为这种扰动之所以有效，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确而普世。但试想一下如果西方世界贫困的象海地或索马里那样，还有多少知识精英信奉那个套路的解释?上世纪大萧条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多大吸引力，连资产阶级自身都曾大加怀疑)，这种利益诱导和意识形态扰动会与所谓旧社会的残余共同生成巨大的叠加效应，如果不能正确化解这一效应，完全可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偏离它的最高目标，并最终放弃之。这是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未曾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历史新课题。

　　力图单纯依赖经济建设摆脱这一历史宿命基本上是文不对题，药不对症。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两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直接的因果关联，这是其一。更关键的是：利用具有内在逐利机制和分化机制的商品货币关系搞经济建设，很可能会在执政团队中形成逐利集团，同时导致社会利益配置严重失衡，而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完全背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来讲是对客观历史规律认识的升华——升华为价值追求，没有这种追求，共产主义这一历史洞见是不能自动生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诉诸精神层面。无产阶级政党应对上述叠加效应的唯一的也是最根本的武器只能是精神，确切地讲就是革命精神，在执政条件下以革命精神体现这种价值追求。因为革命是否定，是批判，是拒绝，是对旧的腐朽之物的颠覆，它始终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落后国家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就无需刻意强调目标的遥远性，而更应注意革命精神的维系和发扬。在向最终目标进发的漫漫征途中，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命之所系，除此之外无所依傍。实际上不要说重任在肩的无产阶级政党，任何政治团队都要靠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维系。据说当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消息传到美国国会时，那些一生反共的资深议员老泪纵横，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反共是他们的价值追求，是资产阶级反共团队精神维系之所在，而这一追求在他们看来终于实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与苏共解散时绝大部分党员的麻木状态形成了鲜明反差，苏共党员的这种精神状态与“保尔”时代，“乡村女教师”时代苏共党员的精神境界相比较，更是恍如隔世。苏共覆亡首先是精神垮了，基本的价值追求放弃了。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团队对精神价值追求坚持不懈，反共不辍，以至取得了他们认为的“最终胜利”，这也许才是这些资深反共议员激动不已的根本原因。这种所谓的“胜利”，并不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实现了什么向“建设党”的转型。任何执政党都要抓经济建设，但这只是其执政的基础之一，抓经济建设是所有执政党共同具有的执政行为，它并不反映政党的政治属性。一个执政党搞不好经济建设充其量会失去执政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抓经济建设不重要)，可是如果这个党放弃了标志其本质政治属性的社会价值观和以这种价值观为动力的精神追求，那么这个党就会瓦解，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颇为成熟，他们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不景气的大萧条时期，也决不放弃反映其政治属性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和对这种价值观的坚守。多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对西方借鉴的淋漓尽致，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当有所领悟?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继续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保持和发扬以党的最高纲领为目标和动力的革命精神，以此阻遏执政团队成员对人民的经济建设成果产生归属感，并进而行使自利型的归属行为，从而使党永不背离人民群众，这才是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之道。

　　事实上，即使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不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为标尺进行权衡，仅按一般的政治逻辑做推论，所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荒谬的。所谓执政党是指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革命党是指党的政治属性，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因而也不存在所谓转化关系。这就犹如蚕能变成蛹的基本前提是两者为同一物种，蚕不能变成麻雀首先是因为不具备这个基本前提。革命党取得执政地位只能表明它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的变化，并不代表它政治属性的变化。还要指出的是，执政党概念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并不是单体性的概念，而是对称性概念，与其对称的概念就是在野党。这一对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所建构的政治体制的反映，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所谓政党轮替。因而从逻辑上讲，接受所谓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同时也就接受了成为在野党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从而最终会接受所谓政党轮替的现实。所以，不管“转型论”提出者的主观动机如何，起码它的客观作用是在理论逻辑上预设了承认政党轮替的陷阱，并以迂回的方式隐喻了多党制的政治前景。在这一点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者是相当清醒的。在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后，一方面强调党要学会过去不懂的东西，学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本领，同时更强调而且是反复强调党要保持革命战争时的那种革命精神，党要继续革命，并为此将革命意志衰退列为整党的重要内容(可惜的是这一切中要害的整党内容被当做“左”的东西放弃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不要因为取得执政地位而消解乃至丧失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否则党的命运就不仅仅是失去执政地位，而且是自身的瓦解。因为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的立党之本，试想一下，党的早期创立者们如果没有革命精神，这个党立得起来吗?立党后如果没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的支撑，在血雨腥风中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取得执政地位后，如果没有革命精神，靠什么抵御诱惑经得起执政的考验?靠高学历?靠把干部送到西方公共管理学院培训?靠最高层党校的教授向受训的党内高干灌输“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所谓经济学原理?(4)事实证明靠得住吗?

　　实际上不仅无产阶级政党，任何政党都要以精神为立党之本。政治含义中的精神是一种有价值指向的落实于行动的追求，而信仰或信念只是一种认同。有信念不一定实践之，有信仰不一定追求之(中共早期历史中，就有一些党员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但面对白色恐怖退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动脱党不再追求这种信仰)。单纯的信念或信仰并不能成为政党的立党之本，只有勇于实践敢于追求信仰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立党之本。关于信仰和精神的关系，基督教立教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早期基督教作为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组织，虽然信仰立起来了，但却是受压制的弱小的。可是众多教徒实践信仰传播信仰的精神，即使在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之后，也延续了上千年，历史上一些传教士为传教不怕艰苦不畏生死的精神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这种精神为最终使基督教成为影响遍及世界的大牌宗教发挥了巨大作用。信仰非现实非人间的上帝的宗教尚需精神立教和精神支撑，以人间现世幸福——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能丧失革命精神吗?丧失的结果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