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吗？--兼议抓革命促生产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一下中国这几方面发展情况。

医疗：

解放后，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中国农村医疗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全国有2600个医院，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相当多的县城没有医院），县以下没有医院。直到1957年，医院总数只达到4179个，但仍然全部设在县及县以上城市中。公社化的1958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当年医院总数猛增到34379个，其中县以下医院从零增加到29079个。到1970年，医院总数增加到64822个，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27]这个时期，中国乡镇级单位不足4万个，近6万个县以下医院，意味着每个乡都有一个以上的“公社卫生院”。同时，到文革前，所有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有专门医生负责卫生防疫、卫生知识普及和初步医疗。文革期间各生产队都设立了类似部队卫生员水平、拿工分的“赤脚医生”，具体实施卫生防疫、卫生知识普及和简单治疗。也就是说，到1970年前后，我国农村建立了小队（数十到一百多人）、大队（千人左右）和公社（万人到两三万人）三级医疗体系。配合所有县城都有县医院，一个完整的农村医疗体系建成了。

同时，“预防为主”是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大大降低了相对简陋的农村医疗条件的压力。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见表3-12）

表3-12   中国解放后几个时期中国婴儿死亡率[28]

注：将原资料中分别列举的男女婴死亡率合并为婴儿死亡率。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巨型人口国家，能在人均GDP还处于低收入国家阶段使婴儿死亡率降低到40‰以下是非常了不起的。1980年印度婴儿死亡率为115‰，孟加拉为132‰，印尼为90% ，巴西为70‰，分别相当于中国50、60年代水平。

教育：

中国的教育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农村教育。解放前中国农村文盲率接近95%，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等教育是关键。中国中等教育高速发展时期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如果考虑到2008年人口是1978年的138%，初中在校生数是1978年的112%，七十年代末期我国初中入学率应该最高水平。（见图3-17）

图3-17  中国几个时期初高中在校人数[29]

到1975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初中生/适龄青少年）达到87.7%，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3.0%。同期印度中学入学率为26%，印尼为20%，韩国为56%，阿根廷为54%，巴西为26%。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多数国家的两三倍。[30]

人均GDP：

虽然几乎所有40多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市民都对改革前的票证制度深恶痛绝，抱怨不已。但是，正像前面对《短缺经济学》分析的，在食品总量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吃饱吃好的情况下，按照供给制平均分配的降低饥饿水平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正是统购统销过程中对农民留粮基数进行了控制，低于留粮基数的生产队国家给予返销粮，才使这个时期农民避免了饥饿。并且这种平衡方法也让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人均GDP比基尼系数大而且没有实行票证制度的同等水平国家高得多。由于贫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这使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名义上对人文发展指数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但由于农民的收入中，粮食、食用油、蔬菜、肉蛋禽是平价实物折算的，农民又可以将自留地产品高价出售，因此这种差距被削弱。实际上，70年代农村留粮基数接近400斤原粮，折合320-350斤粮食，大部分农民实际消耗热量不低于市民。当时流行一句话是：“一个三级工，抵不上老乡一沟葱”。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城乡居民以现金折算的消费水平在2.3比1到2.5比1之间，考虑到这些因素，实际应该在2比1左右。中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资产拥有者和旧官吏以及富裕市民们对票证的抱怨是可以想象到的。但不值得大惊小怪。

因此，虽然1970年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只相当100美元左右（当时汇率在3左右），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但中国低收入群体与其他基尼系数在0.35-0.5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相比，实际收入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

同时，还有一些因素对妇女生育意愿是有影响的。比如农村五保户制度。六十年代初五保户制度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孤寡老人除了可以分配到必要的生活物资外，生产队会派专人定期料理他们的生活。这种制度坚持到七十年代末，稳定实施了十几年后，“老有所养”的概念基本可以形成。这对必须多生多养的观念会有冲击。男女同工同酬也起到重要作用。当时男劳力与女劳力的工分比大约为10比8。考虑到收获物分配通常是人六劳四，实际差距还要小。在失去家庭为经营单位后，男婴对家庭生活的作用明显降低。这两点因素的作用都可以从实行家庭经营后人口增长率上升中得到证实。

以上这些变化促成了一个结果：按世界银行数据，1971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果然，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见图3-18）

图3-18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生育和增长情况[31]

表六数字清楚表明随着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68年的6.45下降到10年后的2.72，年均下降9.0%！妇女生育率的降低导致出生率从1968年的3.51%下降到1979年的1.78%，年均下降6.4%。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从1968年的2.74%下降到1978年的1.16%，年均下降9.0%。

上面的分析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流行的说法是“错批一个人，多生3个亿”。认为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是反对实行计划生育，最终造成改革前中国人口暴增。即使看了本文的数字，也会有“也许是共产党大跃进期间批了马寅初，让中国人口在六十年代暴增。如果早早实施计划生育，七十年代前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的抱怨。

这种看法必须得到这样的事实支持：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事实。

首先，说当时的中央政府不主张，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事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确实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被批判。但从五十年代开始，卫生部门就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3年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都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实施办法。而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是在1964年1月设立的。同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自解放始，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宣传过“鼓励生育”政策。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对一些地方跨区县合作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表示赞赏的话，根本不是说人口问题。

最主要的是，1979年后中国无论妇女生育率、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没有下降，反而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有小幅上升。换句话说，就是事实不能证明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意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有影响。这也证明了人口学家的论断。（见图3-19）

图3-19   1978-1988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32]

甚至可以这样说：五六十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较快的原因与其说是“生的多了”，倒不如说是“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死得少一样能造成人口增长加快。（见图3-20）

图3-20   1949-1979年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33]

死亡率急剧下降，显然与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高度相关。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死亡对人口总数影响远没有婴幼儿大。因为成年、老年人不再生育了，到一定年龄今年没死明后年也要死。而婴儿活下来往往要在世几十年，长大要结婚生子。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会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同时支撑自然增长率难以下降。即使出生率维持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上升。到197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达到历史最低点。这就是为什么说前三十年人口增长较快“与其说是生的多了，不如说是死的少了”。

婴幼儿死亡率是个双刃剑

婴幼儿死亡率低了，死亡率就低，会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降低妇女生育意愿。

婴幼儿死亡率高了，死亡率就高，会减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提高妇女生育意愿。

这实际是个目标抉择：

图一时之利，婴儿死了就死了，只要眼下增长率降低。

为了人口增长放慢的长远目标，必须减少婴儿死亡，哪怕一时人口增长太多。

当然，当时的共产党并没那么冷血，只会选择后者。正是这种选择，让解放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特别高。但也正是这种选择，让70年代人口增长急剧下降。

说句公道话：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政府“背了黑锅”——不过这确实是他们自己选择背的。

如果我们把前面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线性趋势放在一起比较：粮食线性增长方向往上，人口线性增长方向往下，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的过程就清晰了。（见图3-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