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吗？--兼议抓革命促生产

第三节  粮食增长靠什么

中国粮食产量从解放初的11318万吨迅速增长到1958年的近20000万吨。1952-1958年（1952年前属于恢复期）年均增长3.2%。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及恢复期后，1965年恢复到1958年水平。此后开始了一轮快速增长。1998年达到51230万吨的高点。1965-1998年年均增长3.0%。在长达30多时间年均增长3%是个很高的数字。1970-1995年，世界粮食产量从12.13亿吨增加到18.84亿吨，年均增长1.8%。[5]

图3-11  1949-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万斤）

能够实现粮食持续增长一定有内在原因。我们肯定不能仅仅从精神角度来探讨，只能按世界粮农组织说的那些：耕地的增加和改善、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用毛泽东总结的话是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增加和土壤改善，化肥的应用、水利条件的改善和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这些方面有哪些改变。

土：

土对增产来讲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土壤条件的改良。

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立即着手“铸剑为犁”，将大批部队转为建设兵团，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随后在60年代又组织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6]。农业学大寨时期，开荒造田达到高峰。围湖造田和开垦荒地也进行的轰轰烈烈。虽然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有影响，但在人尚未肚子发愁的时候，不会在意别的选项。

1953年全国查田定产，测出全国耕地面积为10853万公顷，1957年统计为11183万公顷。“六五”期间国家组织多个部门核查土地，综合数据为八十年代初我国耕地面积为13250-13790万公顷。

美国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资源：1987》估计：中国耕地面积1950年为10800万公顷，1960年为11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0%），1970年为12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2%），1980年为13400万公顷（年均增长0.54%）。这些数据与中国普查数据接近。也就是说，前30年是一次中国规模最大的垦田运动，耕地面积从解放初的16.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亿亩，净增3.9-4.8亿亩，增长24-31%。净增加的这些耕地不仅为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粮食总量奠定了基础，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建设用地提供了空间（目前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

中国有大面积的盐碱、沙荒田，而且大量耕地在山区和浅山区。解放后，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1964年后，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中也有一些“无用功”和浪费[7]，但是，大寨人的做法就是现在的“小流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大规模的学大寨运动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小流域治理运动和低产田改造运动。大量山区坡地被改造为梯田后，抵抗水旱灾害能力大幅上升。“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经过多年、多点的观测统计，发现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8]

耕地面积扩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产田被改造为中产、高产田，这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这个成就至今为中国人享用。

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多旱多涝的中国农业区，长期缺少灌溉和排涝条件是农业单产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缺少水或者庄稼被浸泡，再好的良种，再多的肥料也白搭。

解放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就开始了。在当时，水库是抗旱排涝主要手段。解放前解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这些水库至今是中国农业抗旱排涝的基础（八十年代后兴建的主要是以发电、防洪为目的的巨型水库）。

同时，以水库为中心的灌区体系开始建立。从七十年代开始，一些没有灌区体系的平原地区开始通过打机井方式实现灌溉。据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回忆，文革时期，中央投资水利建设，每年打三十多万眼机井。七十年代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七八百亿元，而每年水利总投资就达一百多亿元人民币。[9]中国灌溉面积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见图3-12）

图3-12   解放以来有效灌溉面积及机灌面积[10]

注：九十年代开始统计中没有了“机灌”口径。

到1978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497万公顷，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灌溉密度为13%）。从1952-1980年的28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此后28年年均增长0.95%。我国农业灌溉条件基本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

水利史学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所著《《“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对1966年-1980年期间的中国水利建设成就，有很专业的描述：
　 “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1966-1980）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

徐海亮教授的研究与江西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的看法一致：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人民日报）

肥：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对数千年实施精耕细作的中国人来讲，土肥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粮食实现大幅度增产，关键在于化肥的施用量和使用的科学性。“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曾公布过一个数字：全球化肥施用的增产作用达到40%”。[11]中国农业大学王兴仁教授认为目前化肥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达到50%。[12]有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13]

化肥施用量取决于化肥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五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化肥生产能力。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化肥产量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大型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先后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建成投产。同时，中国在文革后期开始进口化肥。（见图3-13）

图3-13    中国化肥产量及施用量[14]

注：施用量高于产量主要是通过进口。

可以看出，中国化肥生产和施用量的显著跃升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人均粮食大幅跃升的阶段。两者之间显然有高度关联。

种：

良种的培育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培育，一个是推广，缺一不可。我国小麦、水稻、玉米良种的培育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形成品质好产量高的两种体系。此后这些良种虽然继续改进，但对粮食单产增长影响已经减弱。

60年代河南省偃师县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开发成功并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全国小麦单产迅速从1965年的亩产68公斤增产道1979年的143公斤，年均增长5.45%。1979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培育出的“小偃55-6”小麦获得成功，并迅速推广1.5亿亩。小麦单产从1979年的143公斤增长到1986年的203公斤，年均增长5.13%。（此后到2009年小麦单产年均增长2.04%）[15]。

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水稻良种在六十年代就发挥了作用。中国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26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83公斤，年均增长2.73%。七十年代中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迅速得到推广。到1986年，我国水稻单产继续攀升到356公斤，年均增长3.33%（此后到2009年亩产432公斤，年均增长0.84%）。[16]

解放初玉米不是我国主粮，良种玉米培育较晚。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1965-1986年，我国玉米单产从101公斤增长到247公斤。年均增长4.82%。李登海先生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他的良种玉米。我国玉米亩产2009年亩产达到327公斤，年均增长1.22%[17]。

由于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中国各类谷物单产到七十年代就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

密、保、工、管：

八字宪法中的“密”开始主要指密植。因为此前中国谷物种植下种量偏低，小麦每亩下种不足10斤（现在为15-20斤）。后来，“密”所包含的兼作、套种等内容开始重要起来了。60年代开始，农村大面积推广兼作、套种技术。加上后来农膜的应用，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大幅提高。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这接近让耕地面积增加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达到158%，提高4%）。

防止病虫害是大田保护的主要内容。中国化学农药产量从1949年接近零的生产量，到1966年就达到19.3万吨，多数病虫害都得到防止。1979年达到53.7万吨的历史最高点。（见图8）

图3-14   1952-2000年化学农药产量[18]

保墒是北方农业大田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中国通过中耕锄地来保墒有3000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流传已久。尤其是人均耕地缩减为三四亩的近代以来发挥得更精细。中国有句农谚：“锄三省一”——锄三遍可少浇一水。有人做过实验，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在九十年代前，频繁锄地是保墒的基本措施。（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后锄地基本消失。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今年来北方频繁发生干旱的重要原因。）[19]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程度一直很低，所以农业机械化推广一直比较慢。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所谓农业机械化主要体现在耕地和机灌上。利用畜力的比例还很大。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18万千瓦发展到1980年才有14746万千瓦。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82190万千瓦，基本摆脱了畜力。

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大量应用化肥、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方面的努力，中国农业从资源条件、生产条件、工业品支援和农业技术应用等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