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乡村调查——环境污染严重、种田不挣钱

乡村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最近几天，蒋家庄、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里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依然我行我素。

　　“现在真是怪了，打这么多药，虫子好像更肥了”(肥，沂蒙山语，横，霸道之意)。农民蒋寿登如此说。

　　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有些害虫，据说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这个发现的代价是每年成吨成吨的农药倾倒在上述几个村庄的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恐慌，吓唬农民而出现的，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大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管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立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即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然而，与石桥等村民大农药不同的是，这次玉米钻心虫爆发，蒋家庄村民有些根本没有打药，有些也只打了一遍，而石桥村的村民打了至少两遍药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差异呢?原来，自从2008年，我们给村里装上了诱虫灯，每年都抓，预防为主，雌虫交配后不能回到土壤里产卵，害虫不少反而越来越少。

　　“那些灯很管用”。这是村民对我们科研成果的最大褒奖。在弘毅生态农场试验田，我们100%禁止了农药，在有诱虫灯保护的农民农田，农药减少量最高可达90%。

　　可恨的是，一些小偷偷去了我们的放置的2盏太阳能诱虫灯，价值6000多元。现在农村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小偷小摸很多，去年我们的有机果园被小偷洗劫，损失3万多元。

　　即使损失，我们也要做给农民看。昨天，笔者带研究生又增加了4盏太阳能诱虫灯，当晚。四盏灯都有斩获。每盏灯诱捕害虫约50克，减少了几千只第二代害虫数量。

　　蒋家庄村民自觉保护我们的科研成果，研究生早上收害虫称重的时候，就会有人前来制止，以为有人搞破坏。我们为村里免费装太阳能灯，蒋家庄村两委在欠款生存的前提下，免费为我们装水泥底座。

　　但愿有一天，政府有关部门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一起来推广这种不用或少用农药控害虫的生态预防办法。我们发明的这种物理+生物、非对抗防虫的成本只有农药成本的18%左右，全村每年购买农药就得花十多万元。今后农民种地，政府是否将害虫统一管理起来呢?

　　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努力能够感动上帝，派“神仙”下凡，搬走农业生产上的一座座大山。

乡村调查之四：老人与妇女种地

　　看到几个老人和妇女在锄草，就趁他们休息时攀谈起来。

　　这个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锄草小组已在地里干了快一个星期的农活，这个活是弘毅农场安排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家的地，他们才不愿意费这样的功夫，10元的除草剂解决一天都干不完的锄草活。

　　当然，他们也知道除草剂不好，因为打除草剂的时候他们会感觉浑身不舒服，但由于很快完成这个活，抗一抗就过去了。他们不断地抗，各种疾病都抗出来了。

　　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快80岁了，是村里的勤快人，我喊他叫五老爷。五老爷话不多，相信勤劳才能够致富，他常年在农场干杂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人也聪明，不仅会除草，还会扬场，干泥瓦活。他的儿女都已结婚，最远的嫁到北京，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在一起，除了伺候自己家的五六亩地，还抽空来农场打工。五老爷家的大儿子在枣庄煤矿上打工，因事故被机器吞掉了一只手，面对如此明显的工伤事故，打官司竟然没有赢。对方律师是谁给的钱多向着谁，白的能够说成黑的。这是老人的一块心病，不能提这个话茬。

　　妇女中有一位我叫她三婶子的，善言谈，也60多岁了，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她的儿女也已结婚，在外面打工，打工收入每人月收入在三千月左右。

　　我问三婶子现在好，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好，三婶子快言快语地说：“还是现在好啊”，她指的是生产队的时候很穷。三婶子来除草，也不走路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

　　但当聊到水不能喝了的时候，三婶子开始怀念当年的水好。“那个时候河里的水多清啊，我们都到那里洗衣物，现在不行了”，她叹一口气。现在的河水成了臭水沟了。

　　“不能生病啊，到了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沂蒙山人说“乌央”一般都是指成群的动物的，三婶子形容临沂医院里的病人。

　　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好日子就是用那些乌央乌央的病人，加上发臭的河水等等为代价换来的。农民容易满足，他们感觉科学技术解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在城市里，还不如水贵。还有，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够让他们省力气的科技发明，会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癌症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和三婶子一起的叫不上名的老年妇女结过话茬。

　　面对低廉的粮食价格，他们更不愿意向地里投入劳动了，能省事就省事。农民种地，没有定价权，今年西瓜2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了。

　　上述3个妇女和一个老人的锄草小组，平均年龄65岁，这个65岁组合，在全国或许不是个案。

　　这么多年来，农民都是忙完自己的活，才来我们的试验田干灵活，而干灵活的大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和妇女，最小的50岁，最大的79岁。我们在低产田上实现的吨粮田，就是靠这样的老人，在他们忙完自己的农活后，来实现的。如果有机农田里投入的是青壮年的劳动，再更好地利用农时，精耕细作，玉米小麦实现3000斤/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为我们劳动的老人和妇女有的恐怕等不到我们实验成功的那一天。几年前，一位为我们打零工的蒋建议老人已经去世了，去世时也就70多岁。

　　城里的老人和妇女，每天都在打太极拳或跳广场舞，甚至年轻人有力气都不知道望那里使，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却要为他们生产粮食，社会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万能的市场，将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出农场，再将妇女和老人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打压到水和沙子的价格，如果粮价稍微升高，再进口粮食、油料和饲料，乃至非常进口过期冻肉，继续逼迫农民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农田，于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激素源源不断地进入农田。有些人仍嫌不够，还要搞什么规模化家庭大农场，让中国的老年和妇女农业大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的农业大军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