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刘金华同志的《联合起来，复兴左翼》一文，提出几个问题，与刘金华同志商榷。 首先，刘金华同志呼吁左翼团结，他说左派内部有人老是纠缠在内部争论，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挑起左翼内斗，以此来阻止左翼成为实际的政治力量”。 刘金华同志呼吁团结，倒是用心良苦。刘金华同志还说：“前不久北京几十位同志专门为左翼问题开了一个‘团圆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就在这个所谓的“团圆会”上，不止一人发言对左派的另外一个会议进行公开批判，甚至最近，有人还嫌不过瘾，又公开发文对另外一个会议进行公开批判，硬说人家是“主张左右合流”，而且说“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主张‘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敌对分子的”。文章不仅对另外一个会议的纪要公开批判，而且对“赞同纪要者中的骨干清源”指名道姓进行公开批判。 刘金华同志是否应该问一问这个“团圆会”的主办者，以及尔后发文公开指名道姓批判别人的人，为什么“老是纠缠在内部争论”？是不是准备“故意挑起左翼内斗，以此来阻止左翼成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如果刘金华同志能够如此公正、磊落，我们就尊敬他。否则，我们就要问一句，到底是谁“老是纠缠在内部争论”、是谁要“故意挑起左翼内斗”？ 其次，刘金华同志说：“现在，左翼把策略的分歧作为路线对立起来”。他说：现在左翼对共产党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一种则完全否定，一种是“促帮看”，或者“看促帮”。但不论是哪一种态度，不管要“拥护”的，喊“打倒”的，提出“促帮看”或“看帮促”的，对毛主席逝世后党是否搞了修正主义，中国社会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认识并没有不同；在行动上也没有不同。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打个比方。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主张抗战到底的（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种是消极抗战、主张“攘外先安内”的（如蒋介石），一种则是主张“曲线救国”的（如汪精卫），但是可不可以说，不管要“抗”的、喊“救”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认识上没有什么不同？能不能说这里边“没有根本的矛盾，不过是策略的差别而已”？ 当然，比喻总是不太贴切的，这里还望刘金华同志海涵。我们要问的是，既然明知“毛主席逝世后党搞了修正主义，中国社会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还要“拥护”？到底要“拥护”什么？“拥护”谁？毛主席逝世，到现在已经39年了，还要继续“促帮看”？准备“促帮看”到何时？面对重大的路线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不是忽悠群众又是什么？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左翼队伍内部引起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难道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路线分歧，而仅仅是策略分歧吗？ 第三，刘金华同志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无产阶级革命，那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危机暂时不能引起革命，怎么办呢？刘金华同志说，那么他就要尽可能促帮中国共产党回归社会主义，避免发生经济危机。 刘金华同志说：“中国现在的左翼还没有能力制造‘革命’”，那么我们要问刘金华同志，您就有能力“促帮中国共产党”？就有能力“避免发生经济危机”？ 刘金华同志说：“对于经济危机，如果能引发革命，哪怕是不成功的革命，我也会有朋友送来的恩格斯语录所表现的心情，‘惬意’、‘高兴’，但如果不是引起革命，而只是给人民带来困苦和社会动荡，给国内外反对派肢解中国、取代共产党的统治的机会，我冒左翼之大不讳说：我不希望中国现在发生危机。”问题在于，刘金华同志不希望，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吗？ 刘金华同志说，左翼可以“利用危机来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行动”，但是不能制造“革命”。但是，刘金华同志又没有说清楚“宣传革命”和“制造革命”的区别何在。是否那些批评刘金华同志不该为当局救市操劳的同志，就是“制造革命”而不是“宣传革命”？ 刘金华同志说：“我再冒左翼之大不讳说：现在左翼的我们这些人的状况难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内左翼的兴起，根据现在左翼和民众的状况，危机不可能引发真正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也许，刘金华同志的真实思想就在这里，他寄希望于“党内左翼的兴起”。 其实，寄希望于“党内左翼”也好，寄希望于群众也好，也许属于思想认识分歧。按理，可以照刘金华同志所希望的那样，联合起来批修反资。可是，为什么目前的左翼队伍如此不团结呢？ 事实是，确实是“有人故意挑起左翼内斗”，他们从2011年起，就提出“保”的主张，并强迫左派队伍里所有的人表态、“站队”，凡不同意者，一律斥为“带路党”。一直到最近那个“团圆会”上，还在公开批判其他的左派会议，还在有人发表文章指名道姓公开批判其他左派为“左右合流”。 我们确实要说，“尽管受其影响者甚至与会的一般人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宋江式的投降分子的”。 望刘金华同志明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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