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历史不能假设,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昏庸无能的晚清政府留给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目前美国对我国的军事、经济包围。2014年不只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任仲平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我认为他这种看法太乐观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贾根良:任仲平的这种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没有消亡,帝国主义怎会消失?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任仲平说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肆虐,特别是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财富的史无前例的掠夺,在这方面,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和宋鸿兵等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谓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不过是美国通过军事强权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权为新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已,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殖民主义。 你刚才讲到了历史不能假设。确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引以为戒。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将有可能重演,这就是我作为一位经济学者而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因为早在2006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我就已经发现,中国在1993年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与历史上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进而发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按照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阶段,“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所有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国家致富原则,凡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形成“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经济结构的国家,最后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虽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五大高收入国家,但由于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缺陷,最后也不得不沦落为依附型国家。日本在东亚为了建立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崛起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上,“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任仲平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崛起国家所遵循的上述准则是否就不成立,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否已经翻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特点,所以,后发国家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原则已经不再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了。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已经修正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是因为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在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同时,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所掌控的所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上,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所谓殖民地就是沦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它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帝国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就从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进出口交换关系转变成了发达国家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低端产品的交换关系,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并牢牢地控制住全球价值链报酬递增的部分,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同样实现了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相同的经济目标。 我在上面之所以这样大段地讨论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与“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种“全球化新时代”的国家致富原则背道而驰的。如果说在老的帝国主义阶段,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旧式殖民地”的悲惨地位,那么,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我国现在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是否也存在着沦为“新式殖民地”的必然?从英国到韩国这样落后国家的勃然兴起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发展战略上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就是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历史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遵循这种客观历史规律,迟早要遭到其惩罚。我在前面谈到的阿根廷是这样,洋务运动时的晚清也是这样。在近代史上,我国沦为了“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半殖民地,现在我国又陷入了“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新国际分工陷阱,这哪里有什么“中国崛起”的事情? 我在2008年就已经指出,所谓“中国崛起”或“北京共识”,不过是外国人忽悠我们而已,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跟着瞎起哄,殊不知危险已日益迫近。看看我国周边,现在已经不是狼烟四起了吗?在这方面,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洋务运动时期正好是西方主要国家忙于在国内发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掀起对中国的第一轮殖民主义热潮后,西方主要国家减缓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侵略,暂时的和平使洋务运动滋生了自大的情绪,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政府就陶醉在了“同光中兴”的盛世幻觉之中,而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漠然置之。在过去二十年中,喧嚣的“和平崛起”理论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幻想,盛世情怀不也是同样在我国周边狼烟四起的今天仍在流行吗? (编辑 水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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