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后蒋经国时代的终结

历史就像一条大河，奔流不息。作为看客，往往我们关心的只是时代的弄潮儿，看到的只是激流处转瞬易逝的浪花，而忽略了隐没在河床下的坚石，那是平民百姓有血有肉的社会生活。近日来，随着洪秀柱以高达46.2%的民调成为代表国民党竞逐2016年大位的候选人，在跌破眼镜之余，所有人都被迫要调整自己的视角，从讪笑到怒骂者有之，从隔山观虎到无措手足者有之，从勉力而为到心存侥幸也不乏其人。虽然，国民党在明年大选能否赓续其政权尚属未定之天，但洪秀柱的出线却意味着国民党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标示着后蒋经国时代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国民党垂衣拱手、三敦四请的政治文化的结束，是危机但也是国民党转型的契机。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面对的是美国战后第二次东亚战略的转型，是从大陆防线和第一岛链对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对抗，转型到“联中制苏”，以自由贸易和遏制政策作为战略手段的和平对峙。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外部的危机提供了蒋经国开明专制政体登台亮相的契机：在经济上，大搞第二次进口替代，以“十大建设”建构出“垂直分工、市场在外（美）”的重化工业体系，牢牢掌控金融、交通、电信与一级加工的战略管制高地；在政治上，培养技术官僚体系、拔擢本土政治人才（催台青），通过资源下放拢络地方派系，形成上层权力集中、下层相互制约的扈从结构；在文化上，全盘接受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思想改造，形构出“亲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识形态主流。

这种在威权体制下，通过高度国家投入、结合跨国资本和民营垄断资本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依附型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在“美元／黄金汇兑体制”崩解的冷战后期，帮助台湾社会渡过几次石油危机，也实现了资本积累和集中，让台湾挤身新兴工业体之林。但随着九○年代苏东波转轨、冷战对峙时代的结束，美国在全球范围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首要冲击的就是掌控经济管制高地的党国资本，排除一切阻碍资本与商品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因此，以李登辉与民进党联手执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就是要铲除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经济基础，用“本土化政策”来篡夺并重新包装“亲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识形态。

二十多年来，国民党的危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受制于“亲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识形态，国民党的领导阶层无力于抵抗美国的外部压力，以及民进党所代表的本土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不断的自我解消对资源与经济领域的控制力；一方面又沈湎于蒋经国时期高度权力集中的党国一体化，将党内夺权视为是掌握政权的前提，热衷于宫廷内斗而忽略了人民利益与感受。后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少了党国资本利益均霑这个物质基础，党内三大成分（技术官僚、催台青和地方派系）就拧不成一股绳子，不但形成不了力量，还互相排挤，互相倾轧，提供了李登辉从内部进形分化的条件，也创造了民进党在地方上蚕食鲸吞、招降纳叛的可能。

国民党另一个深刻的危机，来自于它和人民社会生活的脱节。亲美反共，企图依附在美日军事同盟羽翼下延续政权的意识形态，使得它始终不敢拂逆老大哥的意志，不但在后冷战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错失先手，逐渐丧失在东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在屡次的对美贸易谈判中，也不断的以开放农产品进口来换取半导体产业出口的利益，导致城乡发展倾斜、农村破产，半数良田休耕废耕的窘境。土地改革之后，好不容易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原本是国民党政权坚若磐石的政治基础，如今都成为民进党的囊中之物；而伴随着依附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衰微，其发展政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再也无法通过高速经济成长来掩盖，环境恶化、阶级世袭化、产业空洞化，金融垄断化，加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青年人在国民党的身上看不到未来，必然将怨气都指向它的长期执政。八○年代后活跃于社运领域的政治人才，足足有一代人都走向它的对立面。

坦白说，上述的结构性危机绝非洪秀柱一人之力所能逆转，就算倾全党之力，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翻转过来。造就洪秀柱现象的，并不在于她有多少的进步色彩，而是群众对国民党酱缸文化的厌恶。也就是说，洪秀柱的民调有多高，未必能说明她的支持度有多少，但绝对可以说明国民党中央脱离它的支持群众有多远。从长期而言，洪秀柱能够摆脱后蒋经国时代维持国民党权力基础的技术官僚、催台青与地方派系等三大支柱的纠葛而异军突起，并且在两岸问题上跳脱“亲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偏安思维，直白的主张“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确实是对国民党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提供了国民党反省和自我改造的契机；但就短期来看，洪秀柱也还是国民党无法回避的选择，毕竟在2016年大选，国民党最终能倚靠的还是都市中产阶级与中智阶层对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