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黑帮与青年社会学家的奇妙邂逅

“勤劳致富”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

　　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而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的店面，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上一代人大部分迫于生计加入帮派，但对年轻一代而言，混黑帮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城市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娱乐场所塞满了每一条街。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卷入帮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与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这里气候干燥，经济落后，但黑帮行事的规则，倒是极为相似。尽力“洗白”自己的黑帮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汪建华在这里认识了一个黑帮老大，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还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这个头目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他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给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他们会仔细研究“绑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时间标准，以确保可以在不触及定罪的时间之内逼问出钱的下落。碰上欠债的人在另一派势力的地盘，或是距离较远，他们不得不把路上的时间也给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他们的心中，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在开始调查时，汪建华遇到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