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关于我们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求，探求和追求；是，真理。所以我们这里是大家一同追求真理的地方。而取名叫学会不叫协会，是为了区别一般的兴趣类或公益类社团，取“学习研究”之意，我们不是一个事务性的社团，而是会员共同学习成长的学生组织。

　　学生求是学会成立于1992年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此引发了许多热血青年对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反思。一批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青年学生，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一同学习讨论，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学会曾多次获得校“十佳社团”“五星级协会”等荣誉称号，是我校学生党建系统“两会一刊一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实践、争鸣、战斗”的口号集中说明了学会的主要活动。学会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分小组读书讨论，学期内是每周一次，假期还会就某专题进行集中学习。在周末与假期，学会组织会员深入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学会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做讲座，或与会员们面对面交流。遇到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我们会组织大家一同分析批判，以增强会员们的辨别力。

　　在学会，物质方面的收获可能会非常有限。通过读书、实践，你能够学习到更多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增加社会阅历，结交很多志同道合、共同探讨问题的朋友。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我们将拥有一段意气风发、激情四射的无悔青春岁月，我们将共同推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大门！

　　在这里，有丰富的理论，但没有僵化的教条；

　　在这里，有真情的激荡，但没有昙花似的冲动；

　　在这里，有理性的飞跃，但没有圆滑的世故；

　　在这里，有大量有抱负、有理论、有能力的同志，但没有为一己之私利而称兄道弟的朋友！

　　阿根廷铁路国有化的反思

（2015年3月16日）

小  强 

　　阿根廷官方公报当地时间3月2日颁布政府决议，宣布从当天起废除所有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全部铁路国有化。同时，阿根廷内政和交通部长兰达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府有理由解除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绝对不会向这些企业支付任何赔偿。他指出，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

　　这样的消息如果发生在中国，可能又有大批“公知”会指责“国家干预市场”、“垄断危害人民利益”了吧。阿根廷的铁路国有化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从国有——私有——再国有的历史过程。历史的事实证明，铁路产业的国有化比私人专营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提高。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阿根廷经济之前从国有到私有的两次经济大变动。1945——1946年，当时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实行了全面的国有化。一方面包括金融行业的国有化，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化，国家为银行储蓄担保，掌控工农业生产、信贷、保险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建立一系列国有企业，包括工业、航空、海运、铁路、天然气、通信、钢铁、石油等企业。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取得成功，在1945——1948年期间PIB增长29%，年均增长7%以上。庇隆政府后来被军事政变推翻，其经济政策也宣告失败。

　　第二次大的经济政策变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梅内姆政府时代。梅内姆政府上台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地区泛滥的时期。梅内姆政府全盘接受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程度，几乎完全放弃了宏观调控；同时市场对开开放程度极高，被当作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然而这样改革带来的结果是90%以上的经济活动被外国公司控制。第一产业单一化，第二产业衰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合理。到2000年为止，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电煤气所占经济比重不到10%，其他全部集中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完善，贫困趋势急剧恶化，经济与贫困现象同步上升。

　　在经历了90年代年以来的多次经济困境以后，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迷信开始瓦解。在克里斯蒂娜政府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国有化策略开始付诸实践，最近触及的领域包括石油能源、社保、铁路等等。

　　以铁路国有化进程为例。阿根廷铁路系统的重新国有化始于2008年，当时为了重组阿根廷铁路系统，国家运营公司和阿根廷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应运而生，而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和海岸线是最先两条被收归国有企业管理的铁路路线。在阿根廷铁路私人专营期间，阿根廷城铁的车辆和设备大部分很陈旧，安全系数大为降低，铁路系统事故不断。如2012年2月22日，阿根廷城铁萨米恩托线发生火车撞击站台的重大事故，造成50人死亡，700人左右受伤；次年6月13日，同一线路又再次发生城铁相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155人（一说300多人）受伤。民众纷纷指责私有化后的铁路缺乏维护，导致事故多发；而私营企业则回击道，票价过低，政府补贴太少，维护资金不足。既然要高票价和政府高投资，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安全可靠的铁路系统，那为什么不政府代表民众自己管理铁路线路呢？难道还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那套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鬼把戏么？克里斯蒂娜政府正是这样去做的，其内政和交通部长兰达佐也公开声明，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去年底，在阿根廷最早收归国有的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中，中国南车也获得了17亿元的订单。种种行动表明，国有化的铁路系统有实力和能力去给民众一个全新的铁路交通环境。

　　阿根廷铁路以及能源系统的国有化的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要谈“国”色变，不要迷信新自由主义的种种“万能药”。一方面国企改革也有不同的方向，并非深化改革就仅仅意味着私有化和市场化。与此同时，有很多领域本身是不适合开放给私人和外企的，阿根廷的铁路系统是一个例子，我国兰州的自来水系统又何尝不是一个教训。没有原则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的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民众的权益损失，这已经是被国内外众多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两天，云南省委副书记书记仇和被调查。其主政宿迁时曾一夜卖掉所有的公立医院，公共医疗体系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医疗问题。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谁杀死了查理？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2015年1月29日）

王  琪　　

　　查理周刊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球对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国内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如言论自由的界限、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等等。笔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查理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恰恰在同一时段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才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所讲的“大转型”。劳动力商品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当国家政策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正是因为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还包括了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在这种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随着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阿拉伯各国纷纷沦落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从西方大量涌入的商品和资本的冲击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庇护，沦为了城市中无依无靠的贫民，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二战之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保护型的国家政权。在埃及，纳赛尔仿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领域对主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实行国有化，保障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平，限制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同时还推行免费教育、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收入标准、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政策，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带动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也相继走上了 “阿拉伯社会主义”之路。在通过社会的保护限制，削弱市场的消极作用之后，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着政权。

　　纳赛尔死后，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国家让位于市场之后，原有的保护型的福利体系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大批工人变成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也被废除了，农民日益陷于破产的境地。公共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大规模削减，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阿拉伯国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市场力量的扩张使劳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随时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兴起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复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的复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恰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这一进程的产物，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城市贫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农村）以及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市场霸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中“社会公正”的信条相违背，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种市场之外的替代性的选择，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组织则为饱受市场侵夺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归属感和庇护所。在政府退出之后，宗教组织开始填补政府的空白，充当了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广泛的组织网络，给大量的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只有四百万人的小国家里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和40所伊斯兰教学校。而在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营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宗教、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拥有600万成员的穆斯林团体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通过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得到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也是从70年代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从这些人群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5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猎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评论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与二战之前的状况有某种相似之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2008年之后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失业、贫困、骚乱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世界无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市场化，还是抵制市场化？

　　在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扩张所造的后果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市场乌托邦来为市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辩护，正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后，辩护者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客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布洛克）

　　撇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自欺欺人的梦呓不谈，在如今的全球大环境下，人类将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一种是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对这两种原则持不同态度的阶级之间，“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 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另外一种是走向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面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在法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高，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党在法国赢得近25%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2013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仇视伊斯兰的勒庞式种族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主导的市场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产物。但是他们把斗争的目标不是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剥夺弱势群体的社会强势阶级，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种族冲突取代了阶级政治，从而遮蔽了实质性的社会矛盾，保护了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后一种冲突的产物。如今法国的失业率高达24%，族群冲突就成为转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加图指出：“‘伊斯兰化’为萨科奇政府成功分担诸多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而这一工具，也被奥朗德政府完美的继承下来，因为政治家发现，无论面对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举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大多数法兰西民众就会重新和政府团结起来，为了法兰西的生存，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查理事件后，以国民阵线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把穆斯林从法国赶出去的纳粹式声音，而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情绪也持续升温，巴基斯坦等地相继爆发了对查理周刊的抗议活动，法西斯式的种族冲突若隐若现。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后，阶级政治让位于族群冲突的产物。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笔者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政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