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

一、变迁中的国有企业生产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模式是集政治整合、社会控制与生产激励为一体的“单位—工厂制”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国家对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直接规范：一方面，通过指令性生产指标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另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推行“鞍钢宪法”等管理方法，对企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进行强制性的规定。上世纪90年代，国企生产的“单位—工厂制”模式出现了明显松动。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彻底地改变了“单位—工厂制”生产模式。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取消终身雇佣制度，并争相推行如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生产维护、5S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赵炜，2010），国有企业在劳工管理和生产管理控制上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趋于一致（玛丽·E·加拉格尔，2010）。与此同时，随着国企下岗工人的“波兰尼式”抗争逐渐被社会吸纳，曾经辉煌的工人阶级湮没于历史中，有关国有企业生产模式的研究也逐渐淡出了学者的视野。

但是，历史的脚步不曾停下。国企改革十余年后的今天，国企生产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至2013年间，笔者在对A市的一家国有重型机械生产企业——南厂——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该企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协包工队”：管理者将包工队引入生产车间，为其提供场地、板材、设备、电、气等一切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包工头则招收劳动力、负责部分生产任务。因为包工生产是发生在企业车间而非私人作坊，所以本文将这种形式的包工制称为“入厂包工”，并将采取了这种包工制的生产模式称为“入厂包工”模式。

本文不仅将介绍包工制在国有企业中的运作方式，呈现案例厂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转型的影响下，其生产模式从“工厂制”向“入厂包工”转变的过程，还将通过历史的、微观的和劳动过程的视角分析国企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

二、南厂与“入厂包工”模式下的生产组织方式

（一）南厂简介

南厂是一家始建于1953年的全资国有重型装备企业，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A市。笔者于2010年11月到2011年7月间在该厂S分公司进行工业民族志的调查，并于2013年7月与11月对其进行了重访。在计划经济时代，南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部第一工业局下属的6所重型机器厂之一，是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20个世纪90年代，南厂开始施行多种经营、并组建了43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2000年，南厂陷入了困境，其银行欠债高达7.8亿元。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盘活企业，南厂于2002年—2003年间对超过三千名职工进行了下岗分流处理。

2001年，在A市市政府“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下，南厂开始与全球最大的隧道掘进机械生产商之一——德国H公司展开合作。与德国H公司的合作改变了南厂的主营业务。南厂S分公司是珠三角地区少数拥有AR1级别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资质的厂家之一，2001年之前，其主营业务为自主设计并生产耐酸泵与各类金属压力容器，其生产方式以机械加工、高精度的火煀和铆焊为主。与H公司合作后，S分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变成生产盾构机的机体、刀盘、拖车等结构件，成为盾构机生产跨国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二）“入厂包工”模式的运作状况

2001年，南厂S分公司开始引入少量包工队补充铆焊工种的缺口，2008年后，外协包工队的数量迅速增加，2011年，南厂开始在赶工时期引入下料包工队，2013年，南厂车间有4支铆焊外协包工队，超过了本厂班组数量。目前，在“入厂包工”模式下，外协包工队承担了S分公司生产任务的四分之一、铆焊生产的三分之二。在日常生产中，铆焊工段大概有八十到一百名外协工人进行生产，而在赶工时期，外协工人总数能够达到二百人以上，而本厂铆焊工人数量仅为五十多人。

1. 外协包工队在生产中的作用

在南厂盾构机生产中，采购部门购买规定规格的型材后，下料工段划线组会按图纸在这些型材上做出标记，割焊组负责将大型板材裁剪成适合生产的大小与形状。在车间调度进行生产工序登记、工序分配与工票发放后，绝大多数板材进入了铆焊工序。南厂铆焊单元的生产中大量使用了外协包工队，下料单元与机加工、装配单元也酌情引入了包工队。这些包工队利用南厂的工作场地、使用南厂提供的原材料和工具进行生产。

2001年到2008年间，与南厂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正式工是生产主力，外协工仅是辅助。但2008年后，外协包工队的重要性变得与本厂班组难分伯仲。南厂S分公司某管理者告诉笔者：“只要有准入制度和考核制度，再加上市场， 盾构机不用本厂职工都能做出来。”利用本厂工人威胁外协包工队，或利用外协包工队威胁本厂工人成为有效的管理策略，结果，无论外协包工队还是本厂正式工都认为自己在生产中只是边缘和补充。

2. 外协工人的构成与收入

绝大多数的外协工是没有A市户籍的农民工，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年龄集中在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全部是男性。这些工人往往来自同一地区，大多存在亲缘或血缘关系，他们分享着同样的语言、饮食习惯和穿着习惯，形成了一个个与南厂单位社区格格不入的“包工头王国”。外协工大多教育水平不高，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跟随队中的老工人学习简单的手焊、氧焊和二氧化碳焊技术。他们没有与包工头签署劳动合同，亦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与保障。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这些通过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人成为了高度灵活的劳动力。

外协工拿的并不是计件工资，而是月薪，具体金额由包工头根据工人技术、劳动情况而定。以一家来自湖北的包工队为例，工人最高月工资水平为6000元，最低水平的为2500元，大多数工人月工资处于3500元到4000元之间。南厂往往遵照产品合同按时向包工头支付费用，故而包工队基本不存在工资拖欠的问题。

3. 外协包工队的管理状况

包工队多以两班倒的方式进行生产，每班工作十小时左右，包工头通常以家长制的方式管理手下工人。还是以湖北的铆焊包工队为例，负责进行管理的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工头，工人悉数服从于这位中年男性。工头的月工资为6000元，享有五险一金，并配备了工作车辆。工头每天很早就来到南厂，负责工人的签到事宜，如若工人没有按时到厂，就会遭到批评或呵斥。在工作时间中，除非与车间调度商量进度、讨论图纸，与车间管理者沟通材料配备、工具、场地事宜，工头如影随形地守在工人身边监督生产。外协工的工资悉数由工头决定，他还有权力根据工人劳动状况进行扣罚。如果工人工作懒散，工头会对其进行批评与劝诫，如若工人不加以改正，工头可以扣罚其工资，如果这种处置不奏效，这名工人就会被“炒鱿鱼”。“黑名单”是更严厉的处罚方式，如果工人怠工或闹事，他就会被“拉黑”，包工头会告知其同行不要雇佣该名工人。

南厂对“入厂包工”模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生产的灵活性：第一，劳动力使用灵活性的增加。外协工与包工头和南厂都未签订劳动合同，是一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有利于雇主根据任务量调节劳动力数量；第二，劳动控制灵活性的提高。包工头对外协工的劳动控制既不依靠刻板的制度，又不在工会、职代会或党委会的监督之下，而完全交由工头或包工头个人进行；第三，劳动力价格灵活性的提高。企业管理者与包工头不仅可以根据经营状况调节外协工的月工资，而且不必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总之，采取这种生产模式后，企业资本周转时间得以缩短、劳动力成本得以降低。

三、中国社会的双重大转型：“入厂包工”在国有企业出现的政治经济基础

南厂的“入厂包工”生产模式并非管理者的有意设计，而是在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影响下，产生于企业生产管理制度转变之时，建立在国企“单位—工厂制”的废墟之上，并成长于旧体制与新体制冲突的缝隙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前，处于城市的用工企业只有通过具有帮会背景的包工头才能够获得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城乡隔离助长了包工制的气焰。但是，与传统包工制不同，今天各类包工制度在中国国有工业领域得以复兴的政治经济基础是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转型。

随着中国入世，曾经大门紧闭的国有工业企业也被裹挟进全球市场，成为跨国资本的代工厂，满足迅速变动和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市场需求。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从放权让利为主，转向机制转换、制度建设”，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正式宣告了这场变革的开始。此后，国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造，并采取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改造。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最终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这一转变完成后，增加资本积累、提高企业利润率成为中国国企的目标，而管理者能够通过自主决策来达到这一目标。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双重大转型构成了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政治经济基础，那么迥异的地方性实践则决定了它的实际走向与结果。中国双重大转型下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是推动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向包工制迈进的根本性力量，但正如历史制度主义所认为，制度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各种事件及行动过程的结果充斥其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塑了特定制度的发展走向（凯瑟琳·西伦，2010：262）。从这个意义上看，结构性力量具体以怎样的逻辑推动南厂生产模式从“单位—工厂制”走向“入厂包工”，只有回到劳动过程的历史性实践中才能够被理解。

四、“入厂包工”的源起：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

借助于全球化，西方企业采取了“空间调整”策略，将生产安排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以规避国内工会的强大力量，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本跨国流动（贝弗里·J·希尔弗：2012）。资本跨国流动使得产品生产过程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资本灵活积累的趋势下，跨国劳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流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拆分和精细化，这种拆分方式与全球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将劳动密集型的代工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借由全球市场，盾构机的生产也进行了跨国化的重组。H公司的产品被拆分成不同部分：关乎核心技术的产品在德国研发；技术复杂的部分由H公司控股的合资厂制造；机体所需的大型结构件则由南厂S分公司生产。随着南厂S分公司被裹挟入跨国劳动过程，其生产过程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从生产技术看，代工厂承担的是跨国劳动过程中被拆解的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所需要的研发能力、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与德国H公司的合作改变了生产的技术要求：一方面，生产图纸均由上游品牌商提供，而这些图纸已经被拆解得很简单，在生产中基本不需要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因为产品较为单一、工艺相对简单，工人仅需基本技能即可胜任。

第二，从生产周期看，南厂产品生产时间急剧缩短了。南厂与德国H公司合作后，成为品牌商“及时供应系统”（JIT）的一部分，需要达到后者“加速生产”和“及时生产”的要求，否则就会被罚款甚至撤销订单，结果南厂产品生产时间变得非常紧张。

第三，从生产协调看，个别工序成为生产核心。南厂为H公司代工生产盾构机后，不同工序配合协调的需要降低，如何提高个别工序——尤其是铆焊工序——的生产速度成为极重要的问题。

南厂S分公司的生产过程原本是按照成组方式进行组织的。2001年后，南厂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生产重组、改变“成组生产方式”，就难以应对上游厂商的灵活生产要求。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上一直活跃着承揽“钢结构”生产的铆焊包工队，这些包工队以掌握专项技能的熟练工人为主力、以数人互相配合的小组为单位、以能够灵活调整劳动力数量为优势，恰好契合南厂生产的新需要。于是，南厂S分公司于2001年开始向车间中引入少数包工队协助其生产。

可见，“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是最初促使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若要分析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还需要分析在市场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企业“生产中的关系”的转变。

五、“入厂包工”的发展：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

（一）国有企业改革之前的“生产中的关系”

国企改革之前，工业企业作为“单位”，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还以国家的名义赋予人们合法的权益、身份与地位，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维持人们安稳的生活，并担任着整合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功能（Lv & Elizabeth， 1997）。在单位制下，工人与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即国家向工人提供永久雇佣与各种社会福利，相应地，工人则以 “主人翁”身份积极投入生产，并在政治上保持对国家的忠诚（Lee， 2007：12）。车间领导作为“道德—政治”权威，需要向工人提供庇护来获得后者在生产中的配合，而这种相互依赖拉近了双方的社会关系（华尔德，1996）。在计划经济时期，领导很尊敬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进行家访、聊天，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在生产中，要协助工人解决技术问题、与工人共同商议对策。这一时期的“生产中的关系”以干群互惠为特征，冲突往往在不同工人群体之间展开，例如，华尔德所描述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间的矛盾，或者南厂常见的因调资升级而产生的职工利益冲突，但这些矛盾基本不会影响工厂生产的进行。

（二）工人利益受损与车间政治的兴起

国企改革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是劳动力商品化与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而具体方式是下岗分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南厂入选广东省现代企业制的百户骨干企业，并于2000年—2002年间减员2349人，随之通过一系列新制度的推行而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结果，南厂的管理权力集中到最高管理层手中，工人丧失了计划经济时期曾享有的利益：大部分单位福利；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工资过低。

本文用车间政治指代冲突性的“生产中的关系”在生产场所的实践。从2001年到2013年，南厂的车间政治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1年—2005年间，利益受损虽然引起工人的不满，但出于对惩罚的惧怕，工人仅以发牢骚这种“弱者的武器”回应严苛的管理。2006年后，车间中出现了工人与管理者的个别冲突。2007年后，车间中的劳资冲突愈加频繁。工人同管理者对抗的策略包括：第一，故意违反规定。铆焊工人有时会聚在一起吸烟、说笑，有时会借打开水之机到机加工班组串岗。第二，怠工和拒工。在生产中处于核心位置的铆焊班组工人以家里小孩生病、家里有事为理由拒绝在晚上和周末加班。第三，争论与挑衅。管理者在国企改革后曾以“炒鱿鱼”威胁工人，但2007年以后，这反而成为工人挑衅管理者的方法。一次开车床的阿巴因琐事与管理者起了争执，管理者威胁说要炒了阿巴，阿巴反道：“我正想早点退休，给我两万我就走！你今天炒我，我明天就请你吃饭！”

南厂工人对管理的抵制属于反冲式抗争，这种抵制因为中国转型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而被加强。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企业面临资本积累与守法遵规之间的张力、面临自身经济利益与国家要求之间的张力，还使得工人在地位丧失的情况下，能借助各种政策法规与管理者进行博弈。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正式工不仅拥有20年到40年不等的连续工龄和社会保障，还重新获得诸如高温补贴、技术津贴、住房补贴、用餐补贴等政策性福利。在《劳动合同法》的限制下，南厂必须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不能随意安排工人加班，且不能随意扣罚和解雇工人，否则就会遭到检举。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解雇工人。解雇工人需要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和劳动局批准，还要到社保局申办失业保险，如果不能证明工人违规，还需要按照工龄、工资对其进行补偿，再加上工人自己会把多年前的补休单拿出索取补偿，所以企业基本不去自找麻烦。

南厂管理者也曾试图通过大量招收新工人的方式填补劳动力的不足，但这些年轻工人要么被老工人劝走了，要么在老工人的影响下习得了消极怠工。在正式工的抵制下，管理者发现，任何指示都难以得到积极服从，通过提高生产强度、增长劳动时间达到“及时生产”和“加速生产”的目的障碍重重。

（三）“劳动力置换”逻辑与“入厂包工”的发展

随着正式工的反对愈加直接与激烈，管理者决定，采取“劳动力置换”策略予以应对，即用临时的、灵活的、无契约和社会福利的边缘就业群体替代具有永久身份、受法律保护、享有社会福利的核心就业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并没有解雇正式工，而是增加对外协包工队的使用，以在生产中将正式工边缘化。

2008年之后，南厂S分公司加大在生产中引进外协包工队，在铆焊工段将厂内外协包工队扩大为四支。更重要的是，2011年1月起，南厂取消了以往的结构工资制度，在铆焊工段和下料工段推行吨位计件工资，在机加工工段推行工时计件工资。工资制度改革后，正式工任务量的减少导致其收入显著减少。此后，正式工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外协工人在抢他们的生计。结果，正式工拥有的工作场所讨价还价能力迅速丧失。微薄的基础工资令他们感到一种背弃感，但是，即便是曾经最积极的反抗分子也对现状感到无可奈何。此后，尽管正式工心存不满，但不得不加快生产速度、增加加班时间、提高生产强度，成为国有资本灵活积累机器中快速运转的齿轮。2013年以后，随着正式工逐渐退休，管理者基本扫除了正式工的阻碍，掌握了生产场所的控制权，提高了利润率，步入了资本灵活积累的轨道。

六、结论与讨论：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政治经济意涵

本文从结构性环境影响下的劳动过程变化入手，呈现了在2001年到2013年间A市南厂生产模式从“单位—工厂制”向“包工制”变迁的具体过程，并归纳了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即“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与“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南厂就是在此逻辑下大举引入外协包工队，其生产模式随之转变为“入厂包工”模式。

南厂故事的结局并不新奇，国有工业企业得以通过劳动力置换和生产模式变迁加快了生产销售速度、减少资本周转时间、降低劳动力成本，成功地将自身纳入了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国有企业为发展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同时，也走向了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随着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中不再依赖技术工人，转而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外技术，也将自身放在面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地位。这可能意味着，一旦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卷土重来，不仅企业生产系统会遭受巨大打击，而且在劳资双方社会信任被破坏的情况下，企业与工人难以团结起来应对危机，而是在各自具体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彼此之间的社会冲突。

（原文标题为《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以A市南厂“入厂包工”模式兴起过程为例（2001—2013》）

（本文经破土删减，如需阅读全文，请查阅《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