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新动议的提出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开启了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末，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迅速吸引众多国家的关注，到2015年4月中,共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一时间，以这两组制度安排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

对于上述宏大经济战略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解读众多，意见不一。一种解读将这个计划视为中国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持剑经商”有逻辑上的自然性和道义上的合理性。另一类解读将这些计划置于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迁之中考察，希望这些新经济倡议帮助中国摆脱海洋时代霸主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的约束，实现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第三类解读则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对于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体系的反动之外，更看到了未来全球社会主义和新国际主义的希望。

如此分歧背后核心在于如何判断以下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近期中国崛起的性质：中国内部国民经济、“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二)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体现的内部体系性特征和进展中的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尤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性质之间的关系?

做出上述判断的复杂性，在于中国作为“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性质本身的复杂性。对有些人而言，冷战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乏走狗，其经济增长背后就是顺从融入这个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冷战和9-11其实都帮助中国赢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因此，当下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上不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摩擦，或者是两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霸权之间的斗争，但是其本质对于体系中的其他单位并无区别。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中国的崛起裹挟着历史上独特的国家关照社会的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遗产，加上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选择性的使用，使得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复合体不但焕发出资本主义意义上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了自我保护的功能，并将有可能将这些特征移植到自己的海外经济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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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前景与期许

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双重性和由此对外生发出的平行体系内部的胶着状态，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现有概念和模式中间的。从原有两分体系的视角，既可以寻找到自己期望获得的，也可以轻易找到批判的对象和悲观期望的指向。然而，单纯的规范性期许在“应然”之外，未必能够回答实证上的可能性。汪晖等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意义阐释，基本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希望中国经济扩张不要重复“持剑经商”的老路 ，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与此同时，对于“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得到支持。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 一方面，中国在包括赞比亚等国1990年代初获得的矿产资源，实际直接得益于“华盛顿共识” 迫使赞比亚进行国有铜矿私有化，以这种方式，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缓解了资本在中国国内继续积累和扩张面临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资本在非洲的垄断地位，为部分非洲国家的部分产业和地区提供了制度选择的空间。而后者的效应，恰恰也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体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规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让部分中国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单纯追求短期的资本回报。

由此，对于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内的中国经济外交新动议，既要肯定它的进步潜力：中国提出的新经济动议肯定将促发关于当下全球资本、劳动与国家间关系的讨论和创新实践，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同样有强大的为资本积累、增值和扩张服务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与当下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又有所不同。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之一，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的经验。此外，中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同时，以新兴经济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新发展观建设也在进展当中。

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在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层，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独立发展的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层精英网络所接受。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