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严肃盘点小官雷人语录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官员的脾气大小与其官位高低无必然联系，再小的官员也有可能妄图通过暴脾气端端架子，摆摆官老爷的威风。由此而言，与“小官巨贪”相比，官员的暴脾气对政府公信力和形象的破坏未必逊色。

如今，官员的一言一行随时随地处在广大网民的注视之下，互联网上不时出现的关于官员或嚣张跋扈、或毫无逻辑的雷人语录得以快速传播，一定程度上丑化了官员群体的形象，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

盘点小官雷人霸气语录

霸气外露、唯我独尊型

“我是处级领导，谁敢查我的车？谁敢查我？我是处级领导！”

——2013年7月25日，原信阳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姚世斌在交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时高喊。

“威胁我就是威胁党！”

——2014年1月8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了四川达州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在接待村民来访时发现还有记者参与后顿时暴怒喊出。

“一打都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2011年8月，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在接受女记者电话采访时突然发飙。

嚣张跋扈、出言不逊型

“你做回好人不行吗？做坏人是要下地狱的。”“你就是看门狗。”

——2014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女科长开着车回家，到自己小区的时候要从后门逆行进去，看门的是位60多岁的老保安，保安坚持原则不让她进，女科长脱口而出。赵师傅听到此话后，十分生气，于是倒地不起，后抢救无效身亡。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为了招商引资、强迫百姓拆迁，2004年湖南嘉禾县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挂出了此横幅。

“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2010年初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合法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

无理狡辩、与民为敌型

“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否则，一切发展免谈。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山西宜黄官员。

“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09年6月17日，面对媒体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发出上述质问。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09年3月初，某省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在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之后，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

——2008年新泰县政务网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在总结“怎么依法处置信访工作”时这样写道。

闪烁其词、逃避责任型

“我没有受贿动机，是为了发展。”

——11月4日，重庆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潭新生涉嫌受贿一案。庭审中，潭承认收受“礼金”“奖金”的事实，但他辩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问之前咱能不能先沟通”

——今年7月6日，当地曝出高考体育加分乱象后，央视记者采访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袁军时问道：“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审查具体由谁来做？”该处长犹豫了一会儿如是说。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2008年一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感慨：“以前不来报导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官员形象亟待风险管理

现代官员都感觉到媒体力量是强大的，他们期望通过媒体来塑造良好的形象。然而，政府官员的形象并不是惟一的，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空间、媒体渠 道和公众内心。（见图1）客观形象存在于现实空间内，它是政府官员活动的原始形象；媒体形象是媒体“把关人”对客观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编码后产生的官员 形象，它是符号化的形象；公众形象则是公众接受媒体信息后，经过自我信息加工，在头脑中形成的官员形象。

从政府官员公众形象的形成过程看，公众难以直接认知政府官员，他们必须通过媒体中介，才能形成官员的“公众形象”。

图1：政府官员形象结构图 （来源：人民网）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闻媒体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中枢”，政府官员必须提高新闻素养，懂得更多的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媒体把政府信息准确告知给广大人民，从而提升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公众形象” 。

语言是实现劝服功能的重要工具，媒体化时代的政府官员必须要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改进语言表达技巧，这样才能塑造比较好的“媒介形象”，进而形成良 好的“公众形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天生具有创造活力，政府官员必须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达方式。（见图2）

图2：政府官员话语模式结构图 （来源：人民网　）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官员的话语模式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他们必须多方考量话语模式的选择。比如，官员们在公共场合、谈判桌上、宴会厅里的说话 方式和手段应该是有区别的。在公共场合，官员们必须要考虑到媒体报道后的影响，谈判桌上要据理力争，而在宴会厅里的语言则是更加生活化。

了解官员话语模式的决定因素只是第一步，重塑形象，需要对官员形象进行分类管理与优化，以便更加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正常开展。

事实上，科学的分类既是官员形象塑造和优化的前提，也是客观考评和规范化管理的关键。

首先，依据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距离远近，官员形象可划分为贴近群众、面对面开展服务的基层官员，和以内部决策、管理为主的官员。调研表明，与群众关系越近，官员形象越受到“挑剔”，被批评指责的程度也相应越深。因此，对于“群众身边型”官员形象，一方面要把握群众预期、积极顺 应民意，优化官员形象；另一方面，努力从行动上改变群众最讨厌的官员形象，用好全面风险管理。

其次，依据官员工作属性，又可区分为服务类和执法类的官员形象。前者应似“春天般的温暖”，但后者则应秉公执 法、铁面无私，对此应当采用不同指标分类 管理。比如，以民政等领域为代表的服务类官员，其重心是公共利益，带给群众更多实惠和幸福。对于他们，可重点考核服务过程，用群众对服务的满意度直接评 估，从开放公共服务的多元选择、透明程度等方面多做文章。而城管、公安等执法类官员，其重心是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应重点考核执法效果，用社会秩序改 进状况等指标进行评估，其形象塑造则可在鼓励全民参与社会秩序维护的过程中着力。

再次，依据舆论导向，官员形象可分为正向的“标杆官员形象”和负向的“问题官员形象”。作为榜样或经常“出镜” 的官员，应以公信为基础，打造三种良好 的形象品质：以公共利益为定位的公益形象、以公平正义为工作原则的公正形象、以承担社会责任为言行准绳的公德形象。调研表明，在转型期，群众对于官员形象 持更加开明的心态，只要官员坚持上述“三公”，是可以允许个性化、多元化的形象展现。官员也应用好“聚光灯效应”，与群众积极沟通，让群众多了解、更喜欢 自己。对于问题官员，不仅应严肃查处，更要查漏补缺，逐步形成官员形象风险管理制度。只有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方能更有效捍卫官员形象的公信。

官员内在素质的提高是关键

一是认知与心态。目前一些官员的内心对互联网一是怕，二是恨，常常会发泄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不满。原铁道部 部长刘志军因贪腐问题曾遭到网络 舆论的质疑与谴责，招致他曾在下台前在一次会议上破口大骂。时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武和平针对其失态表现写下了一首诗：“劝君少骂互联网，是非曲直待商 量，何不把它当镜子，面对镜子帖花黄。”因此，在认知上，广大官员要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的发展已彻底终结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的局面，

在心态上，官员应当适应并自觉接受网络监督，因为今天的网络监督实质上是以互联网为手段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公民监督，官员在接受党内监督、党外监督(民主党派及非政府组织等)、新闻媒体监督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来自公民个体和群体的监督。

二是素养与技能。这里所说的素养是指媒介素养，包括网络媒介素养，它是指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 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今天的官员应该具备“直面批评的包容心与纠错力的素养”;具备“更加平民化、人情化的语言素养”;具备 “获取、分析、评估微博上各种信息 的信息素养”等。现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同志在主政湖南时就指出，“在现代社会，一个不能熟悉掌握和运用网络与群众打交道的领导干部，不是称职的 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将懂网、上网、用网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来落实，真正使‘上网交心下网服务’、‘网上问题网下解决’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诚然，今天的媒体如同窗外的树木一样“自然”，它与生俱来，常被忽视，但却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法则，只有顺应媒介时代新规则，并做到内外兼修，我国官员的形象才有可能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