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真民主

2015-5-7 23: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35| 评论: 0|原作者: 田文林|来自: 北斗深度智库

摘要: 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无法解决贫富分化，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能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相互割裂，看似表面公平，实则很容易沦为寡头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实行公有制经济，才可能实现经济平等，进而实现人民当家作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真民主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巴林顿·摩尔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40]而且，这三条发展道路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41]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出现后，中国已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42]

　　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仅靠给农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更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43] 魏巍的小说《东方》中，就描述了在农民占有土地的小私有制背景下，很快会出现新的贫富分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并最终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4] 公有制是确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济平等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谈论民主，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民主。

　　政治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西式民主由于是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说”，从不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只能在选举投票、权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说”，公开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5]这种民主理论和实践透彻得多，实在得多，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事实证明，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装备处于劣势，却敢于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正面相抗，并将其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以弱胜强，秘诀就是制度优势，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将昔日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锻造成一支钢铁之师。毛泽东1951年5月谈到抗美援朝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46]中国的这种独特优势，是西方国家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在随后的建设时期，中国同样是凭借这种所有制优势，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毛泽东曾专门谈到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47]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公社从制度的结构上，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土地和劳力资源的潜力、为使千百年来横遭勒索的剩余产品白白地流入非生产性渠道的历史宣告结束，提供了一条途径。……最终结果是，1956年，中国所耕种的土地(16.77亿亩)比1933年时所耕种的土地(15.33亿亩)面积扩大了9.3%。……中国的净积累率由1949年的1%至2%上升为1953年的20%。[48]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就从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同样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余论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须是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照搬支离破碎的西方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就是巩固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结构，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49]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使我们过分注重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属性，结果“倒洗脚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公有制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99%，下降至现在的20%左右。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使中国贫富分化水平，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均质化，导致贫富分化日趋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达到0.55)。中国四千富豪一年收入等于10亿农民和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50]这种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和贫富分化状态，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大资本力量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比重越来越高。据报道，中国最富有的前五十名人大代表的资产总额，是美国最富有的前五十名国会议员资产的60倍。过去我们常说西方议会是“富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比他们有过而无不及。——正是因为全国人大中代表大资本利益的比重越来越高，才使我们每年都会出现如此多的“雷人提案”。更值得警惕的是，尝到权力甜头的大资本力量，希望进一步打破社会主义制度的藩篱束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目的就是放任资本力量为所欲为。邓小平曾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51]当前的中国远比“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更有可能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在西方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前提和独特优势，失去了所有制优势，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要想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防范“颜色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走共同富裕道路。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强调依宪治国的今天，中国要捍卫宪法的尊严，也亟需巩固和提高国有经济比重。“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再社会主义化”，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水到渠成。

　　[1] 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2](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第611页。

　　[4] (美)卡莱斯·鲍什著，熊洁译，王正毅校：《民主与再分配》，2011年，第2-3页。

　　[5]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8页。

　　[6] 《列宁短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7](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8](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张东东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48-349页。

　　[9](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82页。

　　[10](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8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