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民主话语建构
田文林
【注：原载《经济导刊》2015年第3期。此文是作者提供给北斗深度智库(微信公共号：bdsdzk)的原文，发表时有删节】
(内容提要)“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密不可分。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无法解决贫富分化，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能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相互割裂，对“民主”进行狭义化理解，这种被阉割过的西方民主，看似表面公平，实则很容易沦为寡头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实行公有制经济，才可能实现经济平等，进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中国巩固和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就是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西方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话语建构
(作者介绍)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东政治和战略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基本摆脱了“挨打”和“挨饿 ”命运，但仍未摆脱“挨骂”阶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领域，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病诟的弱势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标准重塑中国政体的声音不绝于耳。“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权意味着提出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主导权。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通过考察民主概念变迁以及西方民主实践，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和前行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一、西方民主理论阉割了民主的本意
“民主”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被滥用得最厉害的概念之一，探讨民主话语构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最终诉求是什么。据考证，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其含义等同于“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 )。[1]此外，无论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语(popolo)、法语(peuple)，还是英语(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2]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将美国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中，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认为“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3]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绝非党争选举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旨在实现多数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与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国矢志追求的核心价值。
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也就是通常说的共同富裕。“只有在一国经济平等或资本流动性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民主制度才得以实施。……相反，威权主义盛行于经济不平等、资本流动性差的国家。”[4]列宁也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5]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政治变革本身，而是看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撇开经济基础问题谈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痒。
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足够丰富，才可能承担得起政治博弈本身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当年西方国家基本都是先致力于经济发展，后从事民主建设。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的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到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花了150多年，英国实现普选用了两个多世纪。只想实行宪政民主，而不肯经历发展阶段，就是列宁所说的“既要洗皮毛，又不让皮毛下水”[6]。另一方面，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多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平等占有劳动成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政治领域的平等与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们赞成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观点，那么自由就变成了平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与平等有着潜在冲突的独立的政治理想。”[7]
进一步分析，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劳动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8]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认为，“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上的变革”，或者说是旨在促进群众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没有群众参与，经济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9]《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称，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贵族精英地位至今稳固，由此导致英国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因而该国在大革命后民众收入明显平等得多。[10]
但总体来看，指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实行公有制，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权秩序和体系，无不将保护产权列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而在不彻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列宁曾指出：“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11]在没有变革生产关系情况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是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12]换句话说，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实际是典型的“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先天不足，当权者又没有能力自我修正，只能对原本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进行狭义化理解：先是将经济与政治内涵彼此剥离，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从思想源流看，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原本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密尔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13]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则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并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14]这种表述，意味着“人民的统治”已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15]现在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总体看，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部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16]脱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使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事实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阶级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阶级性才是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17]但西方民主只强调民主选举、代议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而有意无意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当权者打死也不愿承认阶级统治的本质，这是因为，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如果当权者公开承认阶级专政，其现行统治很难维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18] “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19]——不少人对西方民主津津乐道，殊不知其谈论的民主概念，距离民主本意已越来越远，西方民主理论的盲区也越来越大。
二、西方民主实践已变成寡头政治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首先是公众参政范围扩大了。雅典时期，总人口中一半是奴隶，但奴隶没有公民权，仅被视为是财产，外来居民、妇女和孩子也没有公民资格。[20]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参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少数族裔等也日渐被赋予公民权。其次是支撑民主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和数次科技革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这种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均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具有因果关系。[21]
然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摆脱了有形的传统人身依附束缚，却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的控制和盘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造成这个巨大落差仅用了50年时间。[22]当前，美国总收入流向所谓“经济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3.2%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下跌了3.8%。[23]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24]而且，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5]这意味着，在可见未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将继续拉大。
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使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26]理论上说，在实行了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政客们当选所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就越需要富人的赞助，这些赞助者对他们当选后的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27]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28]
亚里士多德曾将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视为区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倘若占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占有权力的人数是多少，这都是寡头政体，如果没有财产的等级拥有其权力，那么，这就是民主政体”。 [29]换句话说，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国民主日趋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沦为金钱主导的民主。美国总统选举花费巨大早已尽人皆知。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共花费了6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
从操作层面看，防止金钱支配政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政客对金钱的需要。1974年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确实对此进行过限制。但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裁决这种经费限制违宪。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的做法，进一步增强了金钱和大资本家对竞选的影响力。这种日趋明显的“金权民主”倾向，令西方民主越来越名不副实。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30]
这种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不搭界，而成了“资本当家作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31]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90%以上民众拥护，但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32]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33]毛泽东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34]
在贫富分化加大背景下，西方民主质量下降乃至失灵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8月初，奥巴马在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话时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这是当今我们政治体制的本质，正在削弱我们共同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曾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调转枪口，称“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叹“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35]
只有经济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罗尔斯当年质疑美式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后得出结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36]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是常态现象，从金权民主到人民民主虽然只隔一层纸——消灭私有制，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平”根本不可能。因此，“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却越显暗淡。” [37]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冷淡症”明显，投票率下降已成顽症。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投票率只有36.4%，为72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42.5%，创1979年以来新低;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4%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列宁)。西方民主明明日趋破产，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硬是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并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是，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无形中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38]2014年《经济学家》刊文感叹，“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据“自由之家”统计，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