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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表明，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农民工平均年龄由2010年的35.5岁上升到2014年的38.3岁，在4年内增长了2.8岁。从年龄段来看，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2010年仅为 34.1%，2014年则上升到43.5%，在4年内该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则增长了44.27%（具体算法为：（2014年农民工总量×4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2010年农民工总量×4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1，下同）。更值得注意的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增长了49.92%。与之相比，16-20岁的农民工数量则下降了39.10%，21-30岁下降4.86%。考虑到2014年农民工总数相比2010年增长了13.10%，30岁以下年龄段农民工群体数量的变化趋势不可忽视。
应该说，计生政策和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导致30岁以下农民工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推迟了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大大提高了年轻人的预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弟几乎不可能考虑进入蓝领市场。
因此支撑所谓“中国奇迹”的仍然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仍然是世界工厂的脊梁。中国不断上涨的房价、物价，子女在住房、教育、生活品味方面不断增加的需求，不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国家近年来增加了这方面的投入），以及资本体系不断构筑的消费欲望，形成了农村家庭沉重的生活压力。
但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在强大的结构压力面前似乎无比脆弱。高强度异化的工作环境和低廉的待遇，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而换工这一举止本身，则进一步减少了其有效的工作时间，加剧了其生活成本，降低了其人力资本和工作前景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最终限制其收入水平。即使有少数农村子弟通过高等教育进入白领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学历价值也因为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和自身社会资本的缺乏大大折扣，最终不得不接受低薪待遇的岗位。一方面是低收入水准，另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的起飞，农村子弟与资本、与世界工厂、与城市、与国家的所有矛盾最终不得不通过农村家庭来消化，而农村家庭的重担最终不得不落到年老的农民和农民工身上，他们努力寻觅着城市社会任何一点工作机会以补充家计。另外，许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脏乱差、临时性的工种（建筑类工种最为典型），年轻工人不愿进入，老一代农民工是其中的绝对主力，在这类工种、行业中，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代际更替，或许这也是他们迟迟不能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大原因。
中国的老一代农民工仍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的绝对主力，他们仍在以自己年老的躯体支撑着以“低人力成本”为基础的“中国奇迹”。权力与资本对他们的透支或许会到最后一刻，只是在他们悄然倒下之前，中国是否能够找到一条更加合乎人性的发展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