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事件？

二﹑广东案例：“把工人当作假想敌”﹖

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8日报道﹐广东省广州市“高度重视”这种局面的表现之一是：

东区公安分局组织防暴演习﹐保安扮“工人”游行﹐锻炼警察整体协作能力。

由此﹐一位读者在网上发出深深的叹息：“防暴队﹐你为何只把工人当作假想敌﹖”但这确实是政府对劳资冲突压力的自然反应﹐而非作秀。因为﹐之前广东省总工会主席早已直言：“从目前来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中﹐最大量的案子﹑最集中的问题是劳动关系问题。”[32]

问题是﹐还应该有其它更多﹑更优的选择。因为﹐缓解劳资关系的基本机制﹐是建立和有效地应用政府﹑工会﹑雇主组织的三方协商机制。但是﹐在2008年初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玖龙纸业张茵是否“点血成金”的争论中﹐人们看到﹐广东省的雇主组织没有出来维护雇主张茵的“权益”﹐而是阴阳颠倒﹐省工会副主席在大众媒体上奋勇当先﹐力排众议﹐充当了张茵的辩护人。接着﹐就是广东省另外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全国三个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手机关闭﹐不接受来自劳工求助的新闻铺天盖地﹐数月不歇息。如此乱象﹐令人啼笑皆非﹐除了反映当地三方机制不健全﹐还能说明什么更实质性的问题呢﹖

进一步的问题是﹐改革30年﹐全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进入了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单位工作。在这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工资低﹐社会保障覆盖面低﹐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不健全﹐以致发生大规模维权的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在眼前。这对改进30年后的改革提出了警示。

主要原因何在﹖一句左右皆宜﹑官学皆说的大白话是：思想不解放﹐改革不彻底。所以﹐解决它的办法是：

—“解放思想”﹐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束缚﹑资本的挟持中杀开一条血路﹗

—“深化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建立有规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来解决﹗

—“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干”。当然﹐要正视党规﹑政纪﹑行业自律和道德﹑风尚﹑民俗等必要的约束因素﹗但是﹐罢工可以不﹖“群体性事件”式的罢工好﹐还是法律允许并规范下的罢工好﹖

三﹑“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释放的积极信号

对61％的职工表示愿参加“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的传统解读是：“高度重视”（实则首偏于警惕）。新的解读是：

第一﹐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团结意识已经在快速增强﹐并且已经达到不可忽视的水平。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无所作为﹐怨天尤人了 — 这原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德行﹐仅仅是转轨国家中的暂时性现象。自私自利的资本促进工人成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合作的基础是巨大冲突”。执政党要高度正视这种变化﹐依靠工人阶级﹐因势利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借用〈总报告〉的语言表达﹐就是当前“职工的主体意识更趋于鲜明”。“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主体意识在特殊情境下的特殊表达方式。它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另外﹐在参与企业管理的层面﹐这种主体意识一样有鲜明的表达：

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民主选举的职工占71.3％﹐认为职工参与企（事）业管理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的占95.9％﹐认为应当让职工都有机会参与企（事）业管理的占91.1％﹐认为职工参与企（事）业管理是职工应当享有的权利的占91.7％。[33]

由此看来﹐第一﹐在正常条件下﹐职工愿意通过现有的制度手段解决自身的合法权益问题。第二﹐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由于法律没有禁止罢工类活动﹐许多职工也可能选择团结一致﹐采用“群体性”争议方式（往往导致工作停止﹐形成事实上罢工）来解决自身的合法权益问题。第三﹐在企事业单位的日常运作中﹐绝大多数职工具有明确的积极参与意识。这么好的工人阶级﹐应该取得“善待”。对他们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历炼和反复比较﹐觉悟已在心中﹐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忽悠的岁月已经不再。

可以验证这种判断的另外一个相关的侧面信息来自香港凤凰网：

凤凰网投票结果：

对胡星斗等14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将12月18日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日”﹐你如何看待（总票数12655）﹖

选 “反对﹐这种做法有点哗众取宠” 项的票数9307张，比例为73.5％；选“同意﹐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 项的票数3348张，比例为26.5％。

请记住﹐这里是73.5％比26.5％﹐质疑的是绝对多数。

以至于力图捍卫改革开放的胡星斗不得不评论说：中国人民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现在﹐大部分工人农民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许多知识分子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反对瘸腿的畸形的改革……。[34]

所以﹐今天党﹑政府和工会要善解善用工人阶级的新觉悟﹐加强思想引导和组织领导﹐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团结雇主组织和其它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在5~10年内﹐基本建成富有成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切实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建立具有自我调节和平衡功能的社会﹐为可持续的﹑公平的改革﹐以及为可持续的﹑公平的增长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

第二﹐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由此推论﹐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当然是社会层面最具主导性的稳定机制。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开宗明义的第一体制特征﹐就是适合它那个国情的强大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中国体制内一些自由派倡导的所谓“北欧模式”﹐人家放在首位的社会协调机制也是优势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而极端自由派提倡的劳动力市场自由调节﹐就是在英﹑美﹐也只是部分洋书生的纸上谈兵﹐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踢开梯子”﹐要你“不学它做的﹐做它不做的”。要在这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张夏准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的〈富国陷阱 —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倒真是值得一读﹐以利脑子“急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