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篷歌舞咋就成了农村脱衣舞？

4月23日，文化部通报了两起在老人葬礼上的淫秽表演案，分别是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2·15”淫秽表演案和江苏沭阳“2·27”淫秽表演案。整整一个月前（3月23日）葬礼上的“脱衣舞”成为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

从大篷歌舞到脱衣舞

我在关中看过脱衣舞、钢管舞，甚至2008年还在某县城东郊看过一场皮影戏与“脱衣舞”的对台戏。一边是因为扩音设备出毛病被观众喝倒彩，要求退款；一边是“音乐一响，黄金万两”的劲舞，观众多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男子。

前几天与西安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王老师聊天，他说2012年他在西安市某镇的总城隍庙会上，花了两块钱，买票去看了一场脱衣舞。第一个节目是七个女孩穿着比基尼，扭来扭曲；第二个节目是黄段子小品；第三个节目是和尚表演气功；第四个节目是和尚推销佛珠、护身符……方圆十里，到处都是和尚道士卖假药、卖不健康的小食品等，倒是很热闹！

他看到一边在烧高香，一边这么热闹，他感慨道德沦丧，城隍本是人间的善恶之神，更何况是总城隍；歌舞、戏曲原是高台教化，现在乌烟瘴气。他说，大概2000年左右，陕西有一个搞裸体艺术的摄影师带着模特去沙漠、胡杨林、山村拍裸照，结果在关中某个村庄被村老们带着铁锹等农具打出去了……他感叹，仅仅十二年，农村的道德问题竟倒退到如此程度。

可是，我却从他的讲述中发现另一个问题：并非所有节目都是脱衣舞，为什么被统一冠以“脱衣舞”的标题？农村文化活动如何演变成为今天这个模样的？

我发现，在关中农村日常生活中，农民从来不会说诸如“今晚去看脱衣舞”之类的话，媒体所谓的“脱衣舞”在农村被称为“大篷歌舞”，或者简称“歌舞”。

“大篷歌舞”变成了“脱衣舞”是一种媒介生产。一方面，以淫秽低俗的“脱衣舞”对比庄严肃穆和慎终追远的孝道传统，形成鲜明的反差，迫使人们反思农村文化的价值和道德危机；但另一方面，以强调“脱衣舞”、批判农村恶趣味的方式吸引眼球，除了获得收视率和发行量之外，背后隐含着农村即落后、农村亟待改造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我赞同对农村庙会、葬礼上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但我并不赞同在缺少起码的“温情与敬意”“同情之理解”的情况下，将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斥为恶俗和落后。我认为，只有搞清楚一种文化现象从何而来，也才能搞明白它将向哪里去。

大篷歌舞与农村社会

在关中，我认识两个大篷歌舞的演员，刘老师先前从事碗碗腔皮影戏的演奏，后来加入歌舞班子的乐团；吕老师原是歌舞班子的主唱，后因皮影戏受到国家重视，转学碗碗腔。

他们告诉我，歌舞班子的成员主要是农民，他们平时在家种地，或者在县城打工挣钱，一旦有成员接到演出邀请，就会联络其他人，租一套音响设备，前往演出，他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摩托车和敞篷卡车。

这一戏班组织方式，与人民公社时期“半农半艺”的民间业余剧团、半职业剧团的组织方式相似，是一种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之中的戏班组织方式，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自我调整为“半工半艺”。可以想象，几个世纪以来，关中农民、农民艺人坐着大篷车，浪迹天涯，走遍村村寨寨。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单维度的批判大篷歌舞，而是将之放置于继承农村文化传统的脉络中，冷静地看待从皮影戏到秦腔到大篷歌舞的演变过程，会发现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在电视进入农村之前，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更多表现为集体层面，如庙会、婚丧嫁娶等，是庆典式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余，缺少个人的娱乐活动。所以，电视对农村的影响，除了带来外部的内容、信息；更重要是的改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方式，将娱乐引入个人日常生活。支撑这一文化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种个体的生产方式。

于是告别集体，成为农村文化生活方面主流的声音。但是，随后的三十年间，农民发现，个人无法抵御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威胁。他们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全面要求集体主义回归，对传统相对接。

但问题是，农民已经看不懂戏了。

所以，历史地看，大篷歌舞是在旧的集体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已经没落，新的群众文化亟待形成这样一个真空期形成的一种的文化现象。

又由于，传统文化中的身体禁忌在近30多年间被解构，农村道德滑坡，以及进城务工带来的家庭破碎、身体需求得不到满足，等诸多原因。脱衣舞，成为大篷歌舞中一个招牌性的活动，是招揽人气的方式。

但脱衣舞并不等同于大篷歌舞的全部。

找到“脱衣舞”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生存土壤，顺着这样的逻辑，从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内在需求的角度，寻找“脱衣舞”的替代品才是我们当下工作的方向。事实上，在最近两三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发现随着广场舞的兴起，带来身体的解放和集体的欢愉，农村大篷歌舞正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