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刘  实

（2003年4月28日）

编者按：在五一节来临之际，我们重新发表革命前辈刘实同志这篇文章，一方面纪念刘老，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所具体阐发的当代工人状况（即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仍具有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主力军的作用。目前广大职工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72.1%。

1978 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1.2亿多人。2000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2.7亿人。加上农民进城长期务工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7000多万人，工人阶级队伍已有3.5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近一半。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都有着重大意义。

工人阶级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工人阶级大部分成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职工的状况有了深刻的变化。

（一）雇佣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雇佣性质的。

乡镇企业中，有的名为集体，实为私营，这样企业的职工也是雇佣性质的。

国有企业如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实行经营者持大股。2002年8月7日，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一篇新华社记者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查《“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调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 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各显神通，破解筹资难题。有的是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有的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有的以现金购买。此外，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钱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股，虚拟入股，持大股的经营者都未出钱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钱。有的是经营者和职工购买企业时自己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为自己好好干。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制，职工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位，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实质上具有雇佣的性质。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劳动也带有雇佣的性质。

（二）贫困化

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

统计表明，1978年没有私营企业，到2001年，私营企业达到202.85万户，拥有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 2.3万户，亿元以上的383户，雇佣职工2253.03万人。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者资金积聚的重要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

《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报导，1995年—1999年的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还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工资的二十分之一。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到中国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职工相对贫困，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还时常迟发、欠发，安全条件很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伤事故或几十人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起的比鸡还早，干的比牛还重，吃的比猪还差……”。

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会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过卖血、自杀等情况。

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这几年提出减员增效、搞下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岗、不劳动，怎么会有效益。所谓效益，只不过是在册职工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上高了一些，减少了一些工资、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岗的职工仍然要维持最低生活，要组织他们再就业，还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这都要投入，给政府和社会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要增效，只能是转岗。转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这几年已有一些企业这样做了，证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龙江一个林业局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员富余下来，转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利用建筑物和场地搞了加工业，富余人员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浙江富润集团，十年兼并企业二十家，九千职工无一推向社会。富润集团总经理赵林中说：“我们的宗旨是，兼并过来的企业要增效，但减员并非增效的唯一选择，要依靠职工办好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依靠。”还有一些地方和企业，采取先放水，后养鱼的办法，也没有把富余人员简单地推向社会。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前提。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国家宏观调控。现在看来还应加上一条，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就业。“砸烂铁饭碗”的口号极为不妥，由此引发的主张和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造成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国家必须保证公民劳动权的实现。

（三）无权化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

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

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因此工人、农民不能选为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

舆论宣传工具很多，除了讲到下岗、就业问题外，很少出现职工群众的声音，也很少报道职工群众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职工群众里共产党员的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工人中共产党员与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对比，见下表：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 年进一步上升到19.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

（四）分散化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的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工厂为家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至于终止合同后，职工只能另寻生路，基本上是个人顾个人。失业和下岗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

原来我们的企业，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基层组织把职工严密地有层次地组织起来。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后，职工就找不到什么组织了，就无依无靠。大庆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都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买断了。

在全国的3.5亿职工中，工会会员1.3亿。许多私企、“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成立工会组织。

由于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

职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职工却甩开党政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妄图支持成立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所谓“职工维权组织”，必须高度警惕。

实际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看，无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渐地社会边缘化，并积累着社会矛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