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变在即——中国工人运动与阶级形成

编注：国内工人活动积极分子柴晓明同志近日参加了“中国工人网十年”座谈会，经柴晓明同志同意，红色中国网在此全文发表柴晓明同志在该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首先，本人柴晓明非常感谢张耀祖老师等各位同志的邀请，能参与这次纪念中国工人网十年关于工人运动主题的讨论活动。虽然，在过去与中国工人网和各位未有太多交集，但也久闻中国工人网和张耀祖（严元章）和余锋等同志的大名。

作为关注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份子，2010年7月1日，听闻中国工人网因为声援广州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而遭到强行关闭，我也与一些朋友曾经公开声援中国工人研究网，声援本田工人罢工。所以，也算是与中国工人网有一点历史缘分。

虽然，因为当局打压，导致中国工人网无法继续存在，但是工人网的各位骨干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继续参与和关注中国工人运动，这点我尤为敬佩。今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面，根据讨论的主旨，我提出一些个人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和阶级形成的不成熟的个人看法，仅供大家批评。

蝶变在即——中国工人运动与阶级形成

迄今为止多数新工人罢工仍然是自发的、松散的、短暂的、被动防御性的和非组织的，不过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罢工事件表明新工人的斗争正在向自觉的、紧密合作的、持续的、主动防卫性和日益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数年内发生质的变化。

就在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广州利得鞋厂2700多名工人集体维权行动已持续近十个月，而且经历了多次罢工和集体谈判的考验，这绝不是短期内的一个个案。类似持续一段时间和一定组织规模且较具有影响力的罢工行动近年来已发生过数起，且频次越来越高。例如2014年发生的的东莞裕元鞋业和广州新生鞋厂罢工，2013年发生的的迪信威罢工、ASM先进微罢工、诺基亚罢工等，此类罢工事件可以由此上推至2010年7月的广州本田罢工。利得鞋厂维权抗争达10月之久、不仅有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谈判代表，还有推举产生的的工人纠察队来封闭公司厂房、直接对抗警察等外来打压和保护与维系工人现实生活。这些事件表明新工人斗争能力、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上仍然在初始阶段，但工人阶级不仅是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信和主观愿意进行反击。

一系列数据也表明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是冷战共产主义阵营失败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和亚非拉新兴国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人（包括服务行业工人与从事工业化农业的工人）数量超过农村中从事小农生产的人口。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各国劳动人口的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共有8.17亿适龄劳动人口。其中29.5％工作在工业部门中，35.7％工作在服务业，农业部门只雇佣了34.8％。印度劳动力总数为4.67亿，服务行业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28％，工业部门占19％，合计为47％，其他53％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但在未来3-5年，印度工业和服务行业工人总人数将超过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这一格局同样适用于孟加拉国（工业30％，服务行业25％，农业占45％），印尼（工业 22.2％，服务业47.9％农业占38.9％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数量和城镇人口还在迅速增加中，尤其是像孟加拉这种国家在某个阶段和某些行业，其工业化进程非常甚至比中国还快。

《2013年全国打工者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前年我国打工者总量为2.6894亿人，也就是说在刨除农业劳动人口情况下，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流动就业人口已经在工业和服务行业中占据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劳动人口不再占据主体地位。

根据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8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4025元和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农业）收入3793元，分别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和43%（还有约10%的收入来自资本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这是农村居民雇佣性工资收入在连续增长以来首次超过农业收入。换而言之，户籍上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越来越表现出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特征。

随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资本化发展，广大农民工已经事实上“既不能也不想”再回到日渐凋零的农村，他们注定成为日益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50岁以上打工者（离土不离乡，最终回归农村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数15.1%，达3969万人，目前应该早已突破4000万。长期（即五年以上）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数量超过3000万，教育部数显示随迁子女数量1260万，留守儿童2200万，也有农民工留守儿童总数量超过6000万的说法。从事相对夕阳产业和非长期性就业的建筑业的新生代打工者(1980年以后出生)所占比重大幅下降，不及老一代打工者(1980年前出生)的一半人数。换而言之，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和“农民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正在日益成为和必将继续成为劳动人口的主体。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前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国营和国有企业工人群体（老工人）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工人群体的主力军，这在前苏联和东欧，乃至一批前左倾管制经济的亚非拉国家或者欧洲传统社会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血汗工厂模式在中国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兴盛，正如当年资本主义早期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封建制末期重新复苏一样，通过复辟更为野蛮的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已经一度稳定的主流生产关系。这一群体无论是在作为阶级群体的客观存在，还是阶级意识与觉悟上的主体存在都已经日渐凋零和后继无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完全确立和占主体地位的今天，目前服务于国有生产部门和企业的约一亿劳动人口事实上也与老工人群体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可能还存在历史与血缘的某些联系。

我们由衷地钦佩老工人群体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和本世纪初十年的反对私有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群体个体权益斗争中表现的高度觉悟与无畏勇气，也体现出政治觉悟对于现实斗争的影响。但老工人群体的具体斗争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最初十年基本宣告终结，2009年保定一棉、通化通钢和林州钢铁的工人护厂斗争也基本成为老工人现实斗争的绝唱。无论是利益诉求、群体意识和组织化标志，最近五年来很难再见到大规模有组织长期持续的老工人群体的抗争。

虽然政治化和结晶化的个别老工人群体在其他社会运动、思想文化抗争中仍然发挥影响与作用，但是只是其外延和转化的表现，无法视为一个阶级群体的整体表现。现实世界中不存在长久脱离生产关系的某一阶级群体，也不存在长久脱离阶级群体的阶级结晶或阶级代表。

老工人群体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在于对此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共革命与建设历史记忆的延续与继承，也是记录上一次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活的丰碑”。

另外，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利润率（剩余价值率）下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中低端的实体经济正在大规模地内迁外移，将其转移到地租成本、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在中国也主要就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的传统二三线工业城市。工人运动如要得以长久可持续发展，需要扎根社区，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结晶化与政治化的部分老工人也可起到联系的纽带作用。

当然，个人也不同意某些左派同志简单地将今天中国新一轮工人斗争简单地类比为日韩台等国家地区上世纪后半叶的工人运动。

如马克思说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对于过去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记忆的继承、现实社会的条件和其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的地位与权重，与昔日作为美帝国主义附庸国的东亚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不同，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形成也必然有所不同。

今天当“农民工”仍然还是“农民工”的时候，他们固然还无法承担起作为工人阶级主力军的历史使命。但当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时，也就是如马克思说的“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将不再是所谓的“农民工”，也必然会去寻找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记忆与继承关系。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活的记忆，老工人将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可信的史料，也可以帮助新工人群体避免老工人群体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工人作为一个客体存在的阶级并不缺少力量，但今天松散的、孤立的、互相竞争的他们无法表达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意志，而其诉求本身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无法充分完全的实现，并且可能不得不被侵蚀。所以他们尤其需要一个自己的组织(工会）以消灭之间的竞争而实现团结，通过这种团结，他们才能将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有组织的力量，并真正体现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的作用，并维护自身的权益。而要实现这种目标，“劳工三权”（结社权、谈判权、行动权）是工人集体行动实现集合的自身权益的基本权利工具。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在工人阶级和其阶级意识结晶化的过程中，其先进分子才可能建立起政治化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将其个别的、经济的、即时的诉求转化为整体的、政治的、长远的纲领与目标。

目前这些罢工事件和日常斗争中正在日益形成固化的和结晶化的一批关注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网络圈子和团体，虽然当下大都还是来自于工人群体外，但正在日益有原本的工人成为其结晶化的代表和有来自外来的催化剂加入到工人群体中。

同时，我个人认为当前也需要注意中国工人阶级和其运动需要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可能起到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在资本主义复辟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鉴于其地位、权重和影响力，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和遭到入侵的客体，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塑造者和对其他弱势个体入侵的主体。

今天，以臭名昭著的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模式不再仅仅发生在耳熟能详的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新兴经济体中。根据2012年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新闻报道《富士康欧洲代工厂遭到被指责》与公开民主网（Opendemocracy.net)发布的分析报告《中国也许很远，但富士康就在门外》 （China may be far away, Foxconn is on our doorstep）的，富士康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投资设立的加工工厂大量招募来自东欧罗马尼亚、匈牙利，乃至蒙古、中亚和越南的工人工作，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在中国和印度等地并无差别。为韩国三星、日本东芝做代工的台资企业也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地有类似的代工厂，其中相当部分管理层来自与中国台湾和大陆，且大陆干部比例越来越高。众多大规模生产企业，也包括中国资本，对此都 跃跃欲试，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危机后的半边缘国家，如南欧和东欧诸国也都在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以吸引这些以血汗工厂模式著称的企业。全球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满足于从中国的血汗工厂向全球出口廉价产品，而 且开始热衷于出口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血汗工厂模式-其本身。而今天的欧洲在应对新兴国家的血汗工厂模式时，也不得不采用相应的血汗工厂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竞次效应，除在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外，在一般产业中不把劳动力成本和针对工人的保护降低到相应程度，就无法在“自由的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

而中国和华人资本在亚非拉国家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地工农群众、破坏自然环境，利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思维和少部分超额利润，收买部分中国工人和受薪管理者，使其成为资本剥削当地广大工农群众的“爪牙”，并由此导致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对立。诸如非洲赞比亚发生的中国煤矿工头开枪射杀当地工人镇压事件、中国工人与小资对非洲人群的种族歧视，而在亚非拉发生的某些排华事件中，中国资本和其收买的工人也并非简单的“替罪羔羊”。越是在这种形势，作为未来国际无产阶级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越是需要提高阶级觉悟，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承担的国际义务。

假如说百多年前工人阶级作为仍然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新兴阶级已经显露出无与伦比的阶级勇气与阶级力量的话，并以惊天动地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欧美，即使在二战后到20世纪60、70年代虽然工业社会已经确立百年， 小生产仍然维持相当的比例-特别是要考虑到东欧和南欧的半边缘国家和前共产主义阵营，而在亚非拉则农业人口还是占绝对多数）

那么今天这个阶级，特别是在中国为代表，也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些人口众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将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南方新殖民世界的劳动人民是否会成为新世纪的主要抗争的力量从而颠覆旧世界？并最终为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平了道路？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将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命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