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途径

　　四、产生现象的国情背景

　　1、 前三十年的内外处境

　　众所周知，解放后的中国是一无所有的中国，我们的起点远不如台湾，加上美国对台湾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支持。所以台湾能成为所谓的四小龙地位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占有了国内的物质起点使其能够拥有发展生产力所需的物质基础，加上美国政治原因的援助。而我国当时的基础是制造火柴还需要研究的水平，这一情况下还打了几场自卫性质的边境战争。总体上说，前三十年的内部环境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不丰富，这一不丰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美苏外因封锁造成的，从而促使我国基本上实行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自力更生。这说明了毛泽东主席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其伟人的作用，硬是把在强势外因作用下的中国做到了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地步，同时还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清明的“政民环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内以“文化革命”形式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有效探索，而对外他的三个世界论为中国实现了；在全球两极超级力量的打压下的战略突破，这与其当初“四渡赤水”的战果一样硬是在众军阀的封锁围堵中实现绝尘而去。看看尼克松被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神态以及苏联赫鲁晓夫在“炮打金门”事件后的神态，就知道了三个世界论可算是当今世界政治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神来之笔。这一内一外为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强国和大国的地位。无论内外，还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伟人的作为站在今天来看是叹为观止的，个人认为甚至大于他建国前的作为。理由是过去对付的是老蒋，而建国后对付的是两大帝国集团封锁弹压，而封锁下的效果却是建立了今天改开实践所需要的意识形态防线、经济基础的条件以及科工军事力量的基础。当然这一代价就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与全球资本对抗时候;后期所不可避免的人民物质生活增长的需求与现实的矛盾。为什么当初我们不能听台湾与美国电台?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发达水平与当初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恰恰就是我们容易被颠覆的历史局限下的薄弱环节，“物质决定意识”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换句话说，前三十年主要是修炼内功(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各项建设、国防科技建设、意识形态巩固、卫生医疗事业的构建平台)和突破外围双重封锁(苏联与美国)为主要任务的三十年。这就决定了人民生活所涉及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处于极其不发达处境下的，这就是前三十年的基本国情，尽管这一基本国情并非是主观因素造成的，相反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伟人作用，中国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后面的改革开放;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早已被全球资本所颠覆和肢解。当然这一国情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得以实践的根本动因，物质决定意识其实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2、 后三十年的内外处境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承诺不再对外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一门心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来源于对自身意识形态可以并能够在国内主导一切的思想在党内形成共识，但同时也都严重低估了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后所产生的“软实力作用”的实际力量。于是全球资本在外围的锐利攻势一下作用到了国内，加上自身的轻视低估，不到10年全球资本的作用就形成了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一部分经济基础也就决定了所侵入领域的意识形态，结果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一波的泛滥成灾差点就成为类似前苏联的结局。然而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更进一步以为战胜了那一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彻底失败。把战术上的暂时胜利看成了战略上的胜利，以为通过这一战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销声匿迹。而实际情况是，全球资本力量并未受到损伤而且更加完善其渗透攻势，忙着去收割东欧的果实去了，但全球资本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渗透，采取了在中国不急于发动茉莉花革命的策略，而着重扩大和加强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私有经济基础的存量越大就能产生决定与其相适应的更广范围的意识形态，而全球资本作为这个互动过程的催化剂又不断推动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在运动中彼此滚雪球般的发展。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多元的声音充斥着，眼看着资本的罪恶在一个个领域里;联合权贵肆掠地剥削着广大民众，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采取了丧失一元主导的“多元和谐”的右倾路线，结果新三座大山着实地压在了广大民众的身上，而且变本加厉地任由资本、权贵、公知、传媒的大联合，使得私有制经济基础越发强大并决定了更多更广领域里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为了强大的私有经济基础服务，直到我们剩下最后的国企堡垒摇摇欲坠。“反党、反毛、反社、反华”四反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广;再从广到深;至今形成至少是“反党、反毛、反社”在各领域里的“潜规则”。于是到今天也就形成毕福剑以及加多宝事件现象见怪不怪，甚至出现还指责所谓“告密者”的现象被“围观”的奇观。这一现象是深刻见血的，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与人民被资本主义进攻得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的毫无反应的麻木状态，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干柴”遍地只差一把火的局面;非常严肃而又紧急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五、现象产生的内因之理论根据

　　首先必须承认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在当时是“物质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一规律所体现在政治上的反映。同时站在今天来看，全球资本的外围进攻逼迫着我们退无可退，客观存在的人民物质财富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共产党被迫采取“放进来走出去”反围剿的策略来壮大发展自己。这一现实情况，许多体制外左翼同志是无法感受到的，而从今天的整体改开效果上看，无论左翼同志们接不接受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战绩与科工军事领域的发展现状，但这证明改革开放宏观上是正确的;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上述现象告诉我们，放进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上我们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的;这种错误已经严重到成为了党和国当前最大的威胁。这一错误根源无论外因多么强大，都不足以掩盖内因的主要性，其错误的理论根源有：

　　1、把改革开放实践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这是自我割裂的把改开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内功条件当做了阻碍改革开放的旧事物。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清道夫，说不定我们早已成为了第二个苏联，甚至在第一次自由化泛滥之时便会垮塌。正因为理论上这一认识表述成为了官方长达几十年的结论，结果是把改革开放实践的保护神当做了对立性质的政治举措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进行长时期的妖魔化批判。这正好满足了所有反动势力，犹如旧社会性质的土豪劣绅与才子佳人们;包括全球资本的内在要求，于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地“资产阶级、权贵阶级性质的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一现象，我党始终处在麻木状态，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坚持所谓的“多元包容和谐”政策，可是实际情况是广大民众面对着这么一场牛鬼蛇神阶级性质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愤怒的包容着，和谐着，但是牛鬼蛇神阶级却一丝一刻也不会“包容”，更不会与民众们搞什么“和谐”。强拆你还得让你头破血流被精神病;强奸你还得让你背负涉嫌害命的罪名;医疗你不但掏空你身上和家里的钱财还得让你掏空所有亲戚的钱财;房改你不但掏空你这辈子的钱还得让你透支下辈子的钱财、、、、、、凡是有党性的共产党员看到这些社会现象无不仰天长叹，于莫名地愤慨中而扪心自问：这就是牺牲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所要换来的新中国吗?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反毛的历史缺口，也进一步成为了资产阶级反党的“反动平台”。这一理论错误需要我们的党及时反思总结，正确的认识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保护神，我们今天的改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曾经文化革命所打下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所建立的。没有当初的文革，我们社会主义改开事业早已成为全球资本的腹中之物。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当初的文革，就没有本届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该重新评价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伟大的改开事业就无法顺利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就无法抵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革命”的侵袭。“错了就改”这是中国共产党血雨腥风中得以成长和处于不败之地的历史宝贵经验。

　　2、 上层建筑领域中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不等于可以用多元来掩饰自身意识形态的毫无作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得到当时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可和拥护是建立在“四个坚持”必须在改开过程中发挥其作用基础上的，如果四项不被架空，就能最大程度地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反作用能力与国家机器共同主导改革开放的进程。可是实际过程中，我们的党严重轻视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攻击作用，更没有想象到这种由私有经济基础而决定产生的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渗透颠覆能力会如此的强大。以为自己掌握了枪杆子就可以自己不“折腾”，结果自己放弃了“折腾”客观上就成了任由一切牛鬼蛇神阶级尽情地“折腾”，而且直到今天才发现“枪杆子”早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军中高级将领被糖衣炮弹消耗的损失居然超过了战争时期飞机大炮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不是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国今后到底是什么样子连一个最普通的群众也可以看得见未来的悲惨局面。坚持四项是纲，把这个纲丢掉到底是主观刻意，还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这个不得而知，但广大党员干部们心里还是清楚的。在全球资本的重重包围和围剿下，以内外线方式结合的改革开放策略无可厚非，但是放进来的资本要为民所用，放进来的生产力方式也要为民所用。这就需要党的领导和控制，而领导控制就是体现在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然而实际情况是一元的主导地位居然也被多元“和谐”掉了，这就证明你不用一元主导，结果只能是被多元主导到相互和谐;再到把你边缘的地步，于是离被消灭就只差最后一公里了。难道我们的红色传承不正是这样一点点地被多元的“牛鬼蛇神”阶级力量给共同边缘的吗?所以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能量除了要为我们的国企服务，还要发挥到对私有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上，并且用我们强大优势的意识形态力量来促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市场过程中的正常博弈，如此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就不会那么地肆无忌惮，从而实现促进和改善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辩证地看这恰恰是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修缮生产关系后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这就是用社会主义优势的生产关系来改革和改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从矛盾对立统一的斗争原理中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固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作用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运用。目前许多私营企业家运用“毛式兵法”和党委作用下的管理模式不正是这方面的有效体现吗?还有我们过去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许多的成功经验，不是也实现了许多民族资本家成为红色资本家的目的吗?说难听点，我们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能力基本是被长期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给废弃了，近百万个基层党委在改开过程中被瓦解就是最好地证明，不承认是没有用的，事实摆在那里跑不掉。

　　六、促使现象性质不断严重的外因作用

　　上述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知道了全球资本在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而停止;或者减轻对我们发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而且其手段是综合的，体现在政治上内外隔离与渗透;经济上的不平等合作与掠夺;军事上的环中国包围的军事基地以及重返亚太。这些现象就好比如当初的中央苏区，尽管苏区里面江山一片红，但外围基本是反动力量的压制与封锁，特务的颠覆与我们的反颠覆，政治上新生活运动与我们的打土豪分田地，经济上的一边倒地封锁，军事上的围剿步步为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苏区是不可能全心全意按照主观意愿进行苏区的社会主义尝试和实际上的建设，并且是允许私用经济形式在苏区的出现与发展的，如果说这个得以让大家理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所以根本没有条件来试行。那么好，今天全球资本的力量与其表现方式应该是绝对强过了当年的蒋介石集团，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强过全球资本主义这应该成为共识，尤其是在苏联与东欧被瓦解这么多年的今天就更容易赞同;无论物质与意识都是呈现“敌强我弱”的状态，而差别的是我们掌握了中国的政权，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却是由全球资本掌握，这与当初的苏区掌握苏区政权但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本质上有不同吗?还有就是我们的地域比当初的苏区大得多，但是我们现在的外围敌人的地域比我们更大得多。这样比较的结论就是，我们从国内的敌对意识形态力量里解放出来，但并没有从国外的，也就是全球的敌对意识形态里解放出来。当初的老蒋是不会让我们在苏区任性的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实验，那么今天的全球资本更不会让我们在国内任性地搞社会主义实践与实验。当初蒋介石是不会允许我们在白区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白区里妖魔我们为“共匪”。今天的全球资本也不会允许我们在全球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全球的“资统区”里妖魔我们共产主义为“邪恶轴心”。这一切的对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和认识到全球资本这个外因强大到不得不让我们面对，不得不让我们不能太任性，这就是我们过去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表现而出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充满了曲折反复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在全球资本把中国作为了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这一新情况下，全球资本的外因成为了我们在国内进行各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克服地条件。这一点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地研究过，就好比如我们在国内如果不打倒蒋介石就无法安心进行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一个道理。打倒蒋介石成了我们当初建设新中国所必须克服掉的必备条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取得抗击全球资本的胜利;就无法安心地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而要实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全球经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胆地参与世界贸易，大胆地参与投资与被投资，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以此获得自己的物质积累与实现各个分割加以统战的目的，这是我党最为擅长的。过去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我们能够在白区里能够游刃有余的进行统战发展吗?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全球资本也不是铁板一块，与他们打正规战显然是要吃亏的，因为人家有的是政治、军事、文化组成的全球集中的软硬家伙，就像遇到“芭蕉扇”一样如果面对面摆开架势;打“拒敌千里之外”的正规战，一个照面就得把你扇到宇宙里去。但是用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今天“三反”的现象实际上是全球“社资”两个主义之争反映在国内的具体表现，外因的作用是迟早的，也是不能逃避而有所预估的，除非我们不采取改革开放(即便如此，外因的作用会显示出今天朝鲜的国家情况，但朝鲜好在有我国出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在支援和支撑，我国呢?)。但无论外因多么强大，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将现象遏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我们自身根本的原因。想象过去我们苏区和延安时期，敌特的渗透颠覆是我们不可以避免和时刻要面对的，但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任由其渗透中“发展壮大”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而且问题是属于严重的性质问题，放在当初那可就要上纲上线到审查了。悲哀的是，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去自由，还可以以造谣反毛出名而登上发改委的宝座，形成了“根据地”人民群众齐围观的;过去“根据地”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