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基辛格隐瞒了美国纠集西方国家长期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禁运，以扼死中国这一基本事实，致使新中国长期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不够。却又倒因为果，把此种对外交流不够，诬谓是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长期经济封锁的恶果。 总之，毛泽东真正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彻底破坏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建立了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 当然，基辛格这位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社会建设的巨大成也就不屑一顾，对社会主义制度更表现出本能的反感。诸如： 他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开经济学规律，真正的代价总是要人来承担。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和物价补贴带来的恶果是设备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的下降。 另外，中央计划经济不注重产品质量，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奖励措施。既然生产所有者的所有产品全都被相关部门买去，质量就不在考虑之列。 发明创造实际上遭到阻止，以免计划经济大厦因此失衡。……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这些都前所未有的变化。“(第394页) “在没有市场帮助确定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计划者只能想当然地作出决定。结果，需要的货物没有生产，而产生出来的货物又不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第393-394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彻底改变了中国，那么，邓小平又怎样“彻底改变了中国”？ 基辛格尖锐指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紧跟毛泽东，不露出任何声色，“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亲手“打破”自己“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这里所谓“亲手打破”、废除自己“ 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他说什么：“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经济几乎处于绝境。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早期基本相同。据报导，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有1亿农民吃不饱，这个数字几乎相当美国1980年人口的一半”(第392页) 基辛格本能地赞誉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壮举”。如前所述，基辛格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的伟大成就，表现本能的内心反感，而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显现出本能的格外亲爱。这是逻辑使然。 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壮举。先是稳定频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这里所谓“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作为“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乃至民主化。 他说：“邓小平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忍不拔来实现现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中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中国——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多个城市都盖起了高于帝国大厦的摩天大楼——就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锲而不舍和实事求是的见证。”（第317页）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束缚。”(第394页) 又说：1987年我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赵紫阳跟我谈到了将于当年10月提交党代会的计划。他强调说，“中国正在经历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国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397页） “这些改革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叹。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在鼓励私人创业措施的推动下，私营部门在工业总产出上占了近50%，而在过去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指令管理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起在9%以上，—直到本书成书之际，这一几乎没有间断空前高速增长期还在继续。”(第398页) 最后、基辛格一针见血地指明，邓小平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实质就是，毁掉他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现在又要打破它，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国共内战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一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几十年后，逐步出现一个变化——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专注于快速发展——其中也展现出相当多的民族特性—即使这要求采用昔日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第435＿436页） 这样一来，邓小平真的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基辛格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非自给自足。他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第437页） 基辛格说的多好呀! 在中国现代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是彻底破坏“旧制度，彻底变革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彻底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前的奴隶，如今成主人，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彻底改变中国”，则“方向正好相反”。他“打破”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入受剥削、受压迫的深渊。 毛泽东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邓小平的“方向”则是复辟资本主义!两个“方向”，确实“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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