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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有个大家都熟悉的著名论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论断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对走资派背叛劳动人民最直接的指控，也是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阶级性最直观的诠释。阶级性很直观，欺骗性很小。
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性并不那么直观易见，“赵本山们”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卖拐”市场，需要我们去剥开走资派的画皮。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魅力和走资派的忽悠
人类自从原始公社解体后，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就一直在压迫阶级的统治下受苦受难。近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用从第三世界掠夺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安抚国内人民，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普遍存在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千年来，中外劳动人民发动了很多的起义抗争，但基本都失败了。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由原苏共和中共领导的劳动人民革命，才第一次获得了成功。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魅力在于，当人们在推进社会变革时，如果仅仅凭着阶级情感、价值取舍和公平正义的主观愿望，不善于发现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那么，就一定会失败。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阶级情感和价值取向有问题，而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脱离社会发展规律的空中楼阁。所以，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劳动人民自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都懂得了在推进社会变革时，必须坚持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灾难深重。仁人志士们的阶级仇、民族恨不可谓不强，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拯救中华民族。但是，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革命先行者，由于没有找到一条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道路，所以都失败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员和以前的那些仁人志士比较起来，阶级觉悟更高，奉献精神更强。但是，除了毛主席外，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对中国革命规律看不清楚，使中国革命几遭重大挫折。以致总设计师都不得不感叹：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
“赵本山们”正是利用很多人都懂得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但很多人又看不清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点，开始“卖拐”的。他们的拐点集中在要人们相信，建国后毛主席离开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刘邓新民主主义路线＋国内主要矛盾论，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左”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也。“赵本山们”的这根“拐”是卖出去了的。很多老干部都是在后来才开始理解了毛主席；现在，尽管曾经作为自我标榜本钱的特色经济差不多走进了死胡同，但很多人特别是体制内学者，还在迷信社会主义新中国离不开资本的力量。将此称作社会主义2.0版。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性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这里，我们主要就经济等几个方面，揭穿走资派的画皮。
1、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和公共积累主导下的经济发展
除原始社会早期外，一切社会都存在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是必要劳动的对称，指超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在商品经济中，产品的价值等于c+v+m，其中v代表必要劳动价值，m代表剩余劳动价值,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
剩余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逻辑是，税收后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归资本家个人所有，形成个人资本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个人资本主要用于自身的增值而非社会发展需要。资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在获利的冲动下，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会踊跃投资，拼命生产。这当然会带来消费性商品的琳琅满目和经济的一时高增长。
但是，这种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社会发展的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在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本的情况下，尽管还有大量的社会发展需要在等待资本投资，资本家们都会裹足不前，甚至将厂房套现后跑路。更有甚者如李嘉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流动性紧缺的实质，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差钱，而是积累在个人手中的资本金特别是大资本金因无利可图而不参加社会流动。雷曼公司为什么破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该公司曾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这个透支消费上独占鳌头，但最后也恰恰败在了这种透支消费下，普通群众无力还贷引发的次贷危机上。
正当特色当局自我陶醉于资本获利的冲动与疯狂带来的经济间接高增长时，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致命一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风景线”：一边是产能过剩无法消化，一边是资本投资萎缩甚至借机倒闭工厂，导致经济持续下滑。2014年，“私营企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大幅下降8.5%”（夏小林《私企投资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2014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2015年《经济导刊》第3期）。特色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焦头烂额。只有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牛皮已经吹破。
据新京报特约记者任春报道，2014年，整个东三省的经济增长分别为5.8%、6.5%、5.6%。2015年4月9日至10日，国务院总理亲赴吉林长春，“督阵”东北经济，传来了这样几个信息：一是东三省的经济数据令李克强揪心；二是不再提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政府“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并且强调：“今年年底，我们要回过头‘算总账’，东北三省必须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完成”；三是要求重拾“闯关东”精神，强调要用这种精神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不是被特色们批判的毛主席不尊重经济规律吗，怎么特色又自我否定了呢？这些信息，一是传导出特色经济的严重困境；二是使大家都可以看到，特色理论是怎么摆布都可以的。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整个中国在这一轮卖国企以解经济下滑的燃眉之急之后，又怎么解决下一轮的问题呢？
特色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反过来又正是走资派“暗渡陈仓”的最好时机。不少人相信正在下一盘大棋的领导，或者说正在按照饭要一口一口吃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领导，是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呢，还是故作不见，亦或是为了避免经济急速下滑引起失业大潮，导致对特色道路的众怒，不得不饮鸩止渴。但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那种情况，客观结果只有一个：整个中国彻底过河到资本主义的彼岸。
资本就是资本，它的使命就是增值。列宁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53、54页）当今中国，除了民间资本纷纷走出国门，“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外，连10多万亿的国家资本，不是也投到美国去了吗？网上有资料介绍：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7家金融机构，就曾持有雷曼兄弟投行的约4亿美元的债券。赚钱是资本的本性。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纯粹是一个大忽悠。
剩余劳动价值的社会主义逻辑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形成公共积累。
公共积累与资本的本质区别在于：投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如七十年代的“四三方案”，我国投资约200亿元，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大规模引进了成套技术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于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70年代的200亿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亿呢？如果按照中央电视台“行进中国”栏目中，一位80年代读大学时受助的金融博士的解读，他当时受助的7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十万元话，那么，70年代的币值更高，200亿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2万亿左右。
很明显，公共积累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永远不会出现因无利可图而终止投入导致经济下滑的现象，更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尽管在公有制条件下，由于没有资本获利的冲动与疯狂，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速可能要相对低一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场马拉松运动而非短跑运动。在这场马拉松运动中，社会主义展示的肌肉和活力是资本主义望尘莫及的。前苏联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短短20多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苦苦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华西、南街等的事实更是胜于雄辩。劳动人民的福利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对邓氏路线充满“三个自信”的N代特色领导们，无论有多大的决心，也无论进行多大的努力，都根本不可能将社会剩余劳动价值转化为公共积累，对经济发展、社会需要和劳动者福利提供坚实、强大的支撑。这一轮国有资产卖过之后，可能可以暂时止住特色经济的“毒瘾”，但“毒瘾”一定会再次发作。整个国有资产卖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都是治不好的。要治病，只有“强制戒毒”。
“赵本山们”还有一个拐点，就是将接手烂摊子的新中国，迫不得已先建设、后消费，从而消费性商品相对紧巴的情况，宣传为毛泽东道路封闭僵化，毛泽东时代贫穷。
如果去掉有色眼镜特别是恶意炒作，就可以发现：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我们仅仅经过20多年的建设，就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一是拥有了 “两弹一星”，军事工业突飞猛进，既增强了国防，避免了当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又给改开后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空间；二是很多科技成果曾一度震惊世界，支撑着新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创新发展，硕果累累；三是教育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70年代我们的中学入学率达到了87%，比同期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高出几十个百分点；四是迅速由农业国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这些难道不是经济成就呢？难道只有消费性商品（轻工商品）多才能算经济成就吗？难道新中国先建设、后消费不是一种迫不得已吗？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到7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062.6亿元，按照那位金融博士的算法，应该相当于现在的30多万亿元，且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不像现在的地方政府，为了GDP，背负了10多万亿债务。在成为第六工业大国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已经达到6600多亿斤。而且，有资料介绍，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食库存。这些情况表明了什么？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先建设、后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工业反哺农业、提高消费性商品的生产、大幅改善人民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可惜的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毛主席、周总理先后离开了我们，使人们没有看到，如果沿着毛主席“左”的道路走下去，全国人民都会逐步过上华西、南街那样的富裕美满生活。
走资派工于心计，他们用前30年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获得的坚实的经济成就垫底，利用人们盼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心理，开始大力生产消费性商品，迫使不少科技、军工甚至大飞机项目下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曾陪同单位领导到我市东郊的一些军工厂参观。这些军工厂基本都转型生产消费性商品。由于笔者当时不懂市场细分的道理，还曾冒昧地问生产副厂长，彩电已经开始普及，你们的这些黑白电视怎么推销。答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还有很大需求）。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改革开放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商品供应的假象。“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鼓噪一时欺骗了不少人包括左翼人士。
2、市场魔力下的巨大破坏力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强调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公有制为用计划手段调节社会经济提供了根本前提，而在私有制下，没有谁可以运用计划手段来调节社会经济，只能依靠市场。所谓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是典型的胡说八道。资本主义的所谓计划，不过是财政工具、货币工具＋凯恩斯手段形成的宏观指导、宏观调控。在私有制下，没有那个国家职能部门可以做出整个社会的经济计划。
在获利的冲动下，市场需求会刺激资本家开足马力生产，带来市场繁荣。这就是市场魔力。但是，伴随这种市场魔力的，是巨大的破坏力。
市场价格信号只能反映当时的供需情况，不能反映潜在的供需变化。于是，在市场价格信号的误导下，必然出现盲目生产的情况。最简单的例子是农民跟着市场价格信号种什么亏什么，最大的案例莫过于整个国家全面产能过剩，以致需要国务院总理来推销中国产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又与私有制下只能推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关系。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虽然中国政府可以运用社会主义的相关手段来调控经济，延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在私有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爆发经济危机无法避免。经济危机不但会造成经济停滞，而且会造成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形成很大的破坏力。
相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来确定的。尽管社会实际需要十分庞杂，在信息工具还不发达的条件下，生产计划很难面面俱到甚至顾此失彼，但计划的魅力在于，能够从根本上避免整个社会的无序生产状态，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而且，计划可以随时调整，不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产能过剩只能望洋兴叹，或者只有重新使用计划手段来化解。
应当特别指出，随着信息工具的日益发达，对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消费潮流、国外市场需要，消费品进出口情况等大量信息的调查、收集、整理、分析十分方便，生产计划的科学性将日趋完善。这是毋容置疑的。
2009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全国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约占全球产量的5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尚能如此精准，走资派们鼓噪的计划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据到底在哪里呢？醉翁之意恐怕还是在于，计划经济无法适应邓小平理论下必然到来的私有化大潮。
由邓小平先给出市场经济的命题，御用理论家们再根据这一政治需要进行论证，是特色的一大学术风景线。“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由于信息不全必然导致宏观管理失效、缺乏市场激励必然导致微观动力不足”等等，充斥在特色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尽管改开后中国自己的实践就证明，市场价格信号只能反映当时的供需情况，不能反映潜在的供需变化，市场不但不能科学配置资源，而且还会造成本来就短缺的资源的极大浪费。但特色政治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一开始，当局还只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现在，干脆鼓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了。这种不顾经济运行规律，只顾特色政治需要的做法，我等屁民无语，或者用现在的网络热词来说就是：你懂的。但是，规律就是规律，不是特色意志就能左右得了的。一边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边却要偷偷采用计划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甚至强调用“闯关东”精神来发展经济，本身就是对邓小平市场经济命题的最大讽刺。
3、两条道路下的科技教育发展
在新中国的前30年，旧社会留给新中国的基础差、底子薄。经过3年恢复期后的1952年，GDP才达到679亿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50年代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更高，当时的679亿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近10万亿元，而非精英们在改开30周年庆典期间鼓吹的，现在一天的GDP，相当于那时一年的GDP。但是，10万亿相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还是捉衿见肘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剩余劳动价值可以形成公共积累用于社会发展需要而非资本增值，不但保证了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绿色、环保和高速发展，到70年代末达到了4062.6亿元。而且，能够保证对在盈利上不能立竿见影的科技教育的持续投入，促进了科技教育的快速发展。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并且取得了骄人的科学技术成就。
50年代，我国发展并创新了潘钟祥的“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论断。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的先后发现，是其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60年代，我国科技事业迅猛发展。60年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62年提前完成《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57项重大任务，“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66年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1+2”，同年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这些成果都一度震惊了世界。
70年代我国科技事业继续高歌猛进，被称为新时期“四大发明”的三大发明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或者奠定基础的。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72年完成复方蒿甲醚的基础成分“青蒿素”的提炼；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始于1974年的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于79年完成。这后三项就是被称为新时期“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至于70年下水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主要完成于70年代，80年试飞成功的国产大型喷气式客机等一般成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在教育上，1978年，我国的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而到80年，搞资本主义的印度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张亦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由于公共积累的非盈利性，国家财政始终有充足的资金支撑非盈利性的科研事业发展，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为解决中国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
改开后，虽然资本获利的冲动与疯狂刺激了经济的一时高速度，但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绝不会去投资在获利上无法立竿见影的科技教育事业，以致80年代就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严重制约了科技的发展。在“科学的春天里”， 几乎没有创新性的重大科技成就。长征运载火箭、载人飞船这一类航天技术，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打下了基础，现在只是一种升级换代；正负电子对撞机这类高能物理技术，也是起步于1973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在30多年“科学的春天里”，创新性或者说知识产权完全属于我们的重要科技成就，远不及被称为 “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的10年。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如此 “特别是”，让人感慨万千。
在教育上，尽管有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刚性需求支撑，大学扩招后大学生的比例在提高，但是，改开后的教育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重大问题：一是教育产业化形成的趋利性与教育的本质是公益性存在根本对立，导致教育集中在大城市和富裕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往往要依靠捐款来建“希望小学”，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二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1994年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世界平均水平为5.2%，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0，而我国仅占2.2%”。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搞教育的不如搞产业的，导致了高昂的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和大学费的产生，成为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一座大山，很多农村孩子因此而失学、弃学；三是在私有化大潮下，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私人资本不会投资非盈利的科技研究，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无用武之地，不但学非所用，而且当掏粪工和卖猪肉的不在少数，对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都形成了严重制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资本实力十分雄厚。如网上资料介绍，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凯雷投资集团，“至2010年9月30日止，……管理的资本就超过了977亿美元”，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有6000多亿人民币。资本雄厚，不会在乎一时一地的利润而会关注发展前景和长远利润，外资进入我国对有发展前途的产业进行溢价（超出市场价）收购，就是这个道理。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充足的过剩资本投入科技教育，以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