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乎？小丑乎？——胡耀邦，你真是一个奇迹

　　周瑞金撰文：胡耀邦是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

　　来源：凤凰网 2013年04月15日

　　又是清明。24年前，胡耀邦就是在清明过后的10天因心肌梗塞过世，使全党陷入巨大悲痛。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为了把中国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用改革的力量拉回来，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哲人已萎，在中国改革又将走出新境界之际，怀想远人，别是一番滋味。

　　弹指三十年，换了人间，改革开放让中国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堪称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把交椅。不过，有一点和耀邦当年力促改革时颇为相似：改革同样面临巨大阻力，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不同的是，耀邦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抱残守缺，是发展之初面临的突破旧体制的种种困境;而如今我们面对的，则是特殊利益阶层的画地为牢，是发展起来以后更巨大、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矛盾堆叠和利益冲突。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新的历史时刻，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胡耀邦冒着风险发动真理标准讨论

　　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著名哲学家吴江，为胡耀邦故居陈列馆撰写过宋代杨万里一首诗作：“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耀邦其人，正如一道清溪，无惧千山万壑之险阻，仍是日夜奔喧，堂堂涌出无私无畏的人生境界，也堂堂推开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的新境界。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敢破险关、大智大勇的“堂堂溪水”。

　　纵览耀邦在文革之后的行止，突出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决不惧怕任何权势的束缚和压制。“四人帮”被粉碎后，胡耀邦最先敏悟到，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个人，应当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应当正常化、民主化，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他勇于顶住“凡是派”位高权重的压力和阻力，大无畏地组织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怕“砍旗”、“丢刀子”、“反马列”等的无端指责，冲破对领袖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没有胡耀邦冒着风险锐意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关键时刻得到邓小平支持，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深远历史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份的。

　　胡耀邦组织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

　　而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次大规模平反冤案冤狱，是为共产党人洗刷耻辱，也是为共产党本身恢复元气，准备改革开放的中坚人才，其功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平反冤假错案固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一人之功，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耀邦持有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毫无私心，没有山头意识，痛恨整人立威，坚持有错必纠，无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

　　耀邦当年，更倾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忍辱负重为推进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他不光自己身体力行，也不遗余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向潮头。

　　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他，受叶剑英委托，给复出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信勉励：“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相中另一位改革大将任仲夷，促成了他从辽宁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后来任仲夷陪同他考察深圳时，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喧嚣声浪。

　　而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

　　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胡耀邦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冷静的引导者。他努力倡导党内民主，主持制定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他纠正了“清除精神污染”中“左”的错误，同意新闻立法，推动言论自由;他主持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文件。

　　总之，胡耀邦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进程和加速经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们公认，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成了我们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从不自居为神

　　耀邦同志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从不自居为神，也没有领袖习见的威重、神秘和永远正确，百姓们熟悉了他别具一格的率真、宽厚、活力四射，容易和他感情上亲近起来，喜欢他的无拘无束。

　　今天，党的十八大报告洋溢着对中国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坚定改革的顶层设计。洋洋洒洒，破题之道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对百姓说过一句话，“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而十八大报告则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人民满意与否，正鲜明地成为中共执政目标，曾让执政党建立新中国的群众路线法宝，正被重新打磨，重放光华。这也正是耀邦当年身体力行、念兹在兹的执政理念，他曾经对随行调研的温家宝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是这种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一环。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在中央推出八项新规，力促改政风、文风、会风的今天，怀想远人，诚哉斯言!

　　我们纪念胡耀邦，就要像他那样，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做一个真人、好人、善人，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的人!(2013年4月3日)

　　胡德平等：“改革开放”最早提出者并非邓小平

　　2011-08-16 　来源：羊城晚报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近读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令我有所触动的不是“改革”，而是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开放”二字。

　　1986年1月6日，胡耀邦在胡德平署名古平的《谈开放》打印稿上给郑必坚批示道：“这是德平的小文章，这一篇倒有一点点可取之处。哪个期刊登一登这样的东西，我也不反对。你看如何?(题目不妥)”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为标题，刊登于同年4月21日的《北京日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随着《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亚洲市场的逐步打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其二，恩格斯认为，在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被迫欧化”，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社会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

　　其三，马克思此前还在两篇论印度的政论文章中指出过，随着自然经济的崩溃和宗法社会的瓦解，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社会成员，应该从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从而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并且由此归结出一个全球化的理论课题：“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预言，很快便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御誓文”，明确表现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史称明治维新。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人，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不愿意彻底放弃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导致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1949年之后，随着同样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国社会却在奉行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进入新一轮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极端状态;直到1978年之后才逐渐启动向欧美、日本接轨学习的改革开放。

　　据胡德平介绍，1985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这封信，不仅自己反复细读，而且还对胡德平说道：“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由此可知，胡德平的上述文章是在胡耀邦直接影响下执笔写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胡耀邦已经初步形成的开放观。

　　反观历史，坚决主张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胡耀邦等人，当年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形容的几千年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思维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就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1978年5月11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直接导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讨论，虽然取得初步胜利，却也注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悲剧。胡耀邦以全球化眼光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结果，是1987年1月被迫辞职，以及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借用胡德平的悼亡诗来加以形容，就是“四月十五日傍晚，/有几行稀疏的雨。/在沉默中/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他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