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乱象“四重根”

　　四、传媒学术研究与教育

　　当代社会是媒介化的社会，传媒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想象、价值观念、身份认同、政治理念等。传媒机构作为话语权的持有者，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资本与权力有着复杂的互动与交换关系。对于传播和传媒的学术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传播的学术关注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社会的形成等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探讨的对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众传媒的技术与组织进一步扩张，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机构，在市场、社会动员和战争等力量的推动下，大众传媒日益成为庞大的宣传机器，成为商业与政治精英说服民众的强大武器。在时代需求和资本支持的双重塑造下，宣传成为这个时期传播研究的主流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欧洲和美国的传播研究发展的主要社会背景是：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社会与政治民主的诉求高涨、全球消费社会的形成、全球经济、人员、文化的流动性增强等，这些都使得传播媒介成为社会研究的核心对象。70年代以来，在欧洲批判学术传统的影响下，美国的传播学和传媒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将传播媒介、传播制度和传播活动看作是社会生活与文化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研究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具有活力的跨学科领域。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语境下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和教学，更加强调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特性，这是国际层面学科转型和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就目前学科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的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对于传播学这个概念的引入者，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接触到西方大众传播研究的新闻学者。有学科史的研究者指出，“如果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学最初进入我国时的那段历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当时传播学的研究主体确实为传播学理论新鲜的知性观念所震撼，但来自传统新闻学背景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其用来解决一个实际的重大问题——新闻体制改革。在第二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之前，在一篇论述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方向的文章中，徐耀魁指出了中国传播学应先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从研究受传者即受众入手，解决传播媒介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根据受众具有多层次、多兴趣、多要求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的新闻传播机构和媒介，发挥媒介的多功能作用。实现传播的双向流动;重视受众的反馈信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这一表述充分表达了早期传播学的代表学者对于传播学存在价值的看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宣传部门接受科学的传播学’。”

　　这种情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极其缓慢地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深化，以及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卷入，传播学的本土化获得了难得的机遇。随着原本没有新闻学的综合大学开办传播学专业，以及更加多元和丰富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传统从欧美和东亚国家的直接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独立发展和新闻学自我转型的过程在同步进行。但是由于既有的学科体制、行政资源、话语权威的惯性，国际化的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思路与本土化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思路仍旧具有一定的张力，两者间的进一步沟通、互补、交叉和创新需要有识之士的探索和推动。

　　在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新闻学统领传播研究的现象，结果导致了传媒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系列扭曲关系：

　　首先，强调技能培训大于媒介素养。缺少历史和社会理论的框架，学生只能从狭窄的新闻史学习中理解传媒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这样的新闻史叙事只能灌输给学生一套由权力所塑造的意识形态以及传媒行业的自我英雄化和自我中心主义。这种单薄的新闻史教育与研究割裂了传媒与宏观社会变迁的有机联系，导致研究者更多从狭隘的行业诉求、而非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传媒研究和学习的目的。

　　其次，从美国主流传播学中选择性学习的效果研究，同时迎合了传统新闻体制和市场化传播活动对于科学预测、受众调查、危机管理、营销广告、宣传策略等工具性学术研究的需求。工具性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在于，在研究问题的设计中只问结果和手段，而不去质疑特定传播活动的社会合理性和意识形态，形成了盲目崇拜目前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传播制度的普遍心理，这样的认识也普遍存在于传媒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传媒管理者之中。

　　第三，静止和抽象地理解与传授传媒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以市场化媒体的日常运作标准为圭臬，僵化地理解传播伦理和规则，缺少从社会角度思考传播活动及其后果的思维训练。

　　传播与媒体研究只有跳出既有体制和行业对研究视野的束缚，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高度去理解和剖析传媒的社会角色，推动民主化传播体制的建构，为人类应对媒介化社会和媒介化生存提供智识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