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颜色革命”战略及其应对思路探讨

　　三、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战略战术

　　要有效应对颜色革命，必须对其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战术进行深入分析。

　　1、“非暴力战争”的权力理论

　　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其权力理论之上。夏普认为，“武力”、“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之所在，但是权力的维持，必须依赖社会各部门及人民的支持、服从与合作。夏普的得意弟子、美军前情报军官、现任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赫尔维认为，吉恩·夏普理论的要点在于：“既然人民提供了统治者权力的资源，那么人民也可以拒绝提供他们集体向政权提供的权力资源，从而收回他们同意接受统治。”[[11]]

　　吉恩·夏普认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并非来自统治者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其中主要有六个：(1)、合法性：统治者在被统治者中之权威范围与强度，它是影响统治者权力的一个关键因素。(2)、人力资源：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多少人服从他与他合作，或为他提供特别协助，以及这些人在整体人口中之比例与他们组织之范围及形式的影响。(3)、技能与知识：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这些人之技能、知识与能力，以及他们之技能、知识与能力对统治者需要之关系的影响。(4)、无形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如对服从与屈服的习惯与态度，以及一个共同的信念、意识形态或使命感的有无，都会影响统治者与人民相关的权力。(5)、物质资源：统治者控制财产、天然资源、财务资源、经济体系、通讯与运输工具的程度，有助于确定他权力的限度。(6)、制裁：统治者最后权力的来源就是他可以处置制裁的类型与程度，两者都使用来对付他的被统治者以及在与其他统治者发生冲突的时候。[[12]]

　　而非暴力战争的战略，就是削弱乃至剥夺统治者的这六方面的权力来源和基础，进而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

　　2、非暴力战争的战斗方法

　　夏普在1993年出版《从独裁到民主》一书中对他过去的著作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了3大类、40小类别的总共198个的非暴力战斗方法。三大类别包括：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不合作的方法、非暴力干预的方法。[[13]]

　　(1)、非暴力抗议与劝说，是最温和的一类方法，包括各种游行、公开集会、集体表达意见、象征性公开行为、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思想等等小类别。而“象征性的公开行为”这一小类别中第一条战斗方法，便是“展示旗帜和象征性彩旗”，第二条是“佩戴象征标识”，这便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颜色革命”、“茉li花革命”等等形形色色的非暴力革命诞生的起源。

　　(2)、不合作的方法，则是对现存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关系实行故意的切断、限制、撤除或者公然反抗，例如“罢课”、“退出社会机构”、“罢工”、“经济性抵制”、“抵制选举”、“不服从不道德法律”、“拒绝纳税”等，这种合法或非法的不合作行动能致使日常生活无法顺利运作。

　　(3)、最后一大类非暴力干预方法，则是直接干预、并破坏局势的方法，抗争者运用这种手段掌握主动权，并且直接使制度及局势遭到破坏乃至陷入崩溃，这些方法包括心理干预、物质干预、社会干预、经济干预、政治干预等等。在心理干预中包括“绝食”、“非暴力骚扰”等等战斗方法，政治干预中包括“暴露特务身份”、“诱使进行拘捕入狱”、“建立平行政府”等等。而在“物质干预”这一小类别中，夏普总结了“静坐”、“非暴力入侵”、“非暴力阻挡”、“非暴力占领”等战斗方法。所谓“占领国会”、“占领中环”等等，即来源于此。

　　3、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关键要素

　　夏普非常强调非暴力战争中战略战术的重要性，他认为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关键要素有七个，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著名军事专家李德哈特所提出的“间接战略”、“间接方法”在非暴力战争中的应用，在夏普看来，非暴力战争的技术，可视作军事战略中“间接战略”的极端发展。夏普分析认为，“与其直接攻击对方有力的阵地不同，李德哈特强调指出心理因素的重要性，那么战略之目的就成为‘减少抵抗的可能性’，敌人的‘心神错乱’在实现胜利的条件中是至关重要的。”夏普认为，采用这种间接战略的非暴力手段，对付使用军事手段的对手非常有效：“这会使对手的行动手段总是遭到间接性的挑战，而他镇压的权力就会以一种政治‘柔道术’反弹对付他。最后，他的这些权力来源就会减少或消除”。[[14]]

　　因此，夏普强调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二大要素，就是“心理要素”。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被夏普视作权力的关键基础，它直接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及被统治者对政权的态度。夏普指出，尤其是面临对手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心理和意识形态一因素更加关键：“非暴力冲突抗争中这些行动者的士气，正如同在军事冲突中的一样，都是重要的……信心应该是非暴力行动的根本素质”。[[15]]

　　高度重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争，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的鲜明特色。夏普的得意弟子、现任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 L.赫尔维在《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也强调：“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16]] 在该书中，赫尔维专门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如何进行心理战。他指出：“心理战是一个计划周全的非暴力斗争的核心。 其目的是──主要通过宣传──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不论在军事战役还是在非暴力斗争中，心理战一再证明其有效性，作为削弱、分裂、中立、和瓦解对手的支柱的强有力的武器。反对派团体也用它来帮助吸收新成员的努力。”[[17]]

　　进行心理战，宣传工作是基础。在该书中，除了鼓动进行白色宣传外，赫尔维还鼓动进行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即刻意传播那些伪造的信息和谣言，“这种宣传可以用来在对方的队伍里制造不信任和混乱，降低士气，转移对自身的弱点和意图的注意力。”[[18]]在传播方式中，除了标志、口号、音乐、印刷、媒体、音视频等手段外，赫尔维还在最后着重强调了制造谣言这一手段，他指出：“如果谣言构成总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谣言至少必须有一点些微的事实作基础，或者至少可以被看作是基于已知的或猜想的事实。谣言的主题应当是对目标受众有重要性的，而且要有趣，使人家愿意传播它。谣言可以用来提高或降低目标受众的士气，或引起诸如仇恨、厌恶或钦佩等情绪。”[[19]]由此可见，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中心理战方面的重要作战方式。

　　夏普强调的第三大关键要素是“地理和物质实体”。夏普认为，“军队可以控制一个区域，但是却并一定建立能够控制该区域内人口的政权”，因此和传统战争类似，非暴力战争并不谋求一城一池的得失，它只是将“特定地方之控制”“当作‘中间环节’或是做为‘获得更大优势的手段’，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特别的地方、建筑物等等有时候有可能在非暴力行动变成很重要，特别是当他们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时。”[[20]]无论是香港的“占领中环”，还是台湾318的“占领国会”，都体现了这些战略。

　　夏普强调的第四大关键要素是“时机”。他认为，执行战术的时机在非暴力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时机的考虑必须从整体局势的角度”，“必须要有能力可以判断人们甚么时候已经准备好采取直接行动，并且也要判断在甚么时候呼吁采取行动将只会得到微弱的反应或受到忽略。”[[21]]夏普还指出，时机要选择于对手企图强加或延长他对社会之控制的阶段，而且有时要“迅速的反应与抵抗”。对于“入侵”的外来政权，夏普认为有三个时间点特别正确：第一个时间点是在正式取得政权之后;第二个时间点是在“入侵者”寻求重要团体，如警察、公务人员与工会之合作与协助的阶段;最后一个时间点是在“入侵者”企图摧毁独立的社会机构，将所有组织与机构摆在他的控制之下，以及分化民众的时候。夏普强调，出现这些情况，“重要的是要毫不拖延地进行发动抵抗运动，而且人民不可以‘等待观望’或优柔寡断。只有迅速采取行动才会有效果。”[[22]]2003年7月1日大游行以及2014年的占中运动，都是选择于重要时机，前者是针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后者则是全国人大常委关于香港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办法做出的决议。因此，中央政府在这些重要的关键点和时机上千万不能退缩，要争取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不能再给对方留下发作的“时机”，否则后患无穷。

　　夏普强调的第五大关键要素的是“人数与力量”。夏普认为，人数非常重要，但人数并不完全等于力量，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不能保证胜利”，除了人数外，纪律和组织同样重要。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在总罢工或兵变中，“人数可能有时候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夏普也非常冷静地指出：“特殊的战术与方法可能有它自身人数的要求。人数多而无法维持非暴力的纪律，并且在镇压之下无法继续行动，可能会削弱运动……”。当然，夏普强调，如果人数众多，并且他们“具备有必要的标准与纪律”，那么，“他们可能会变成是‘不可抵挡的’。”[[23]]

　　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夏普所设计的非暴力战争如何把握“议题与力量的集中”这第六大要素。夏普强调，“熟练地仔细地选择攻击点”这一原则非常关键，要将攻击点“集中在对手情况最薄弱的环节”，他说：“在战争中，不会同时以平均的势力在整条战线上进行攻击，人们通常会在认为敌人最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人们相信如果在这里可以突破就会导致这个阵线其他区段的削弱或崩溃。因此，在非暴力抗争中的非暴力领导阶层要表现得有智慧，将行动集中在对手之情况、政策或制度的最薄弱点。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削弱他的相对权力位置，而且最大地强化这个非暴力阵营的相对权力位置。”[[24]]

　　在非暴力战争中具体来说如何选择攻击点即敌人的薄弱环节呢?夏普认为应寻找最能够凸显政府“邪恶”面目的地方进行集中攻击。夏普写道：“在传统的军事行动，这些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地形、联勤补给等等。但在非暴力运动中，它们几乎完全取决于政治、心理、社会与经济的因素。……非暴力抗争中力量的集中，主要会在某些政治、社会或经济的焦点……非暴力的行动者将寻找凸显对手之‘邪恶’面貌的具体方位进行攻击，它就是对手最不容易防守的地方，而且是能够在非暴力行动者与更广泛的民众激发出最大力量的地方。在这个有限焦点的成功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与能力，以有效地向前迈进、更充分地实现他们的目标。”[[25]]

　　夏普所强调的第七大要素，是掌握“主动性”。其主要原则是“非暴力的领导小组必须有能力控制局势，并且展示它可以控制”。夏普认为，“只要有可能，非暴力阵营，而不是对手，要选择行动的时间、议题与过程，并且尽管在对手的镇压之下，还是要寻求保持主动。在冲突是由对手出手的情况下……非暴力的行动者要努力尽快恢复自己的主动性。”[[26]]

　　四、美国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鉴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来对付中国

　　从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战略战术可以看到，美国的颜色革命战略，其实是依据二战后新形成全谱总体战“大战略”理论基础上，在非军事领域发动的“软战争”。美国的这一“大战略”，是涵盖军事、经济、社会、政治、心理、意识形态等各层面的战争战略。我们看到，夏普的著作屡屡援引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作为指导，明显是这一战略思维的产物。从夏普自身的经历着手，结合二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和革命，我们可以梳理出“非暴力战争”理论的来龙去脉。

　　1、从左翼青年到帝国鹰犬——夏普的人生轨迹

　　当21世纪初伊朗的霍梅尼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公开指责夏普是中情局的走狗时，他们可能不清楚的是，夏普年轻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左派。1951年，夏普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当时他的思想观点是反对西方对全世界的殖民统治，他批判西方殖民者对世界的自行瓜分，他崇拜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甘地。当时正是美国与中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刻，夏普拒绝参加朝鲜战争与中国毛泽东的军队打仗。夏普进行了首次非暴力式的公民抗争：他拒绝与美国军事征召局合作，拒绝做体检及携带征召证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他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关在联邦拘留所。等待他的是法院审判，按照当时法律他最高可判14年。关键时刻，他给亲苏联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写信，并获得了爱因斯坦的支持：“若这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虽然爱因斯坦是联邦调查局的头号监控对象，但爱因斯坦的巨大社会威望仍然影响了法院的判决。又恰逢朝鲜战争结束，夏普被判了两年，最终他在监狱了待了9个月零10天。[[27]]

　　抨击西方殖民主义的夏普，一毕业便遭受了美国专政力量的镇压。从监狱出来后，尝到美国暴政滋味的夏普明白，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抗是死路一条，与美国精英阶层对抗是死路一条。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情报机构成功地用专政力量驯服了这个叛逆青年，将其最终驯服为为美国垄断资本寡头服务的忠实鹰犬。从监狱出来后，他便开始改变自身的立场，逐步远离了爱因斯坦及其他激进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他先是担任了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亚伯拉罕▪约翰内斯▪马斯特的私人秘书。马斯特是美国劳工党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是著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斯基主义者，但到五十年代已经转变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甘地主义者，即便如此，马斯特及其圈子此时仍然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定为激进左翼。正因为这一历史背景，今天的夏普还被某些人怀疑为左派，认为他的哲学基础来自毛泽东和葛兰西。夏普的确熟悉甘地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善于从两者中间汲取营养为己所用，但更多是出于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他曾指出：“我并不因为甘地善良才佩服他。他不是傻瓜。他曾发表过关于权力和必要斗争的语录，如果你结合上下文分析的话，会发现它们可能来自毛泽东。”[[28]]

　　通过马斯特秘书这一身份，夏普得到了去挪威工作的机会，先后在奥斯陆大学哲学与思想史研究院和奥斯陆社会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60年夏普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艾伦·布洛克，此人将斯大林视作是希特勒一样的恶魔。美国情报部门智囊、著名外交事务专家、国家安全专家、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注意到了夏普，并邀请他去哈佛，正是在这个阶段，夏普完全改变了自身的立场，与左翼彻底划清了界限。夏普在哈佛完成论文，并于1968年在哈佛获得政治理论哲学博士。他的研究侧重点包括独裁体制和极权主义、抵抗和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哲学等等，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理论。其毕业论文长达1428页。1973年夏普把长论文的部分内容编纂成三册出版，取名《非暴力抗争政治》，这是他“198个非暴力战斗方法”的初次面世。[[29]]

　　1983年，夏普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这一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建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出版了《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一书，最关键的是他得到了冷战之父、遏制理论和和平演变理论始作俑者乔治·凯南的高度赏识。在此书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30]]随后在乔治·凯南的正式运作下，美国情报机构以巨额资金扶持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当然这个研究所的精神实质已经和爱因斯坦秉承的社会主义理念南辕北辙。名字定成“爱因斯坦研究所”只是遮人耳目，其实是“乔治·凯南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乔治·凯南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控制第三世界政权的战略落到实处。从1953至1983年，先是联邦调查局的镇压修理，后来是中情局的大力扶植，叛逆的左派青年夏普终于变成了忠实的帝国鹰犬。

　　应该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是最早提出颜色革命及和平演变主张的美国人。1947年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电报和论文《苏联行为探源》是美国二战后对外战略的第一块基石。此文的一个核心要点，便是如果影响苏联内部的局势来对苏联进行遏制和和平演变。凯南的策略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凯南指出，政治权力从列宁到斯大林转移，是当时的苏联所经历的唯一一次，而且斯大林为了巩固这次权力转移却用了十二年时间，苏联也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它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1]]。凯南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列宁去世后苏联高层的内斗，如斯大林与托洛斯基间的恶斗导致托派第四国际分裂出去，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敏锐，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中果真出现了“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做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其次，凯南着眼于如何影响苏联群众基础，他说：“必须做出以下推论，即甚至在一个象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运动的党员群众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这些人不得建立独立的组织结构。……结果是，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32]]在此基础上，凯南明确建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是要主动地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给全世界的民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国的体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来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的热情和希望。

　　乔治•凯南虽然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原始主张，但是将其最终变成一整套可执行操作方案的，却是吉恩·夏普。这也是乔治·凯南在80年代初和吉恩·夏普一拍即和的根本原因——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但是只有在发现了吉恩·夏普后，他们才最终将梦想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