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刘实同志苏南、上海之行

跟刘实同志苏南、上海之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

——中国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

韩西雅

编者按：为了纪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革命前辈刘实同志，我们在此刊发韩西雅同志此文。

我们都知道，1992年是“改开”以来转折性的一年。那位“总设计师”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缓过神来之后，拒绝反思“改开”以来的失误和教训，背着中央跑到南方（先到江苏、上海，然后又到广州、深圳）走了一遭，一意孤行地叫嚷“主要反左”、“加快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等等。在“总设计师”刚从苏南、上海离开之后，刘实、韩西雅同志紧接着到苏南、上海调查，向基层领导同志了解最新情况。了解到的情况包括：第一，“总设计师”抱怨江苏经济增长太慢，要求加快速度，使得地方的领导同志很为难，感觉这又会重蹈“重复投资”、“通货膨胀”、“物资紧缺”等覆辙，认为有头脑发热之嫌。第二，“总设计师”片面强调集中精力搞经济，地方上出现一股风，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都不谈了，干扰了1989年以来“反和平演变”的教育。第三，企业内部要“转变机制”、“砸三铁”，造成了人心恐慌。第四，不问“姓资姓社”的论调，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引起极大思想混乱，各种说法和议论很多。第五，有的同志还提出了组织原则问题，有的说“总设计师有想法，为什么不找中央常委谈一谈？”有的说“总设计师在党内已经没有职务了，怎么还能到处指手划脚？”对于上述种种问题，基层的同志们无不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他们觉得韩西雅、刘实同志是中央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希望他们能向上反映这些意见。这份调查报告，由刘实同志提议撰写、韩西雅同志执笔，本想回京后上送，因此报告虽然把上述问题都点到了，但措辞上则比较含蓄。可是他们回京后，正值贯彻“南巡讲话”的高潮，他们感觉“太不合时宜了”，因此就没有上送。韩西雅同志自嘲道：“那些并不相熟而还坚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可能把我们当作住在接近天边的、甚至是天上下来的人，敢于向我们说出他们心里的忧虑”，可是“身居高楼，接近天人，就愈不敢讲话，这不是悲剧吗？”

这份报告之所以没有上送，与其说是刘、韩二老觉得正值贯彻“南巡讲话”的高潮因此“不合时宜”，更不如说二老已经看透了某些人的本质，如文章标题所云“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中国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因此韩西雅同志说：“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把这些字落到纸上。”

此文原载《韩西雅选集》第一卷，标题是编辑《韩选》时重新拟定的，以表现作者的旗帜鲜明。2014年编辑《韩选》时，刘实同志已经病重，韩老当时在稿件中专门记录了此情。现在，刘实同志已经仙逝，我们后辈人自当继承前辈的遗志，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老刘（刘实同志）：

材料整了一份。耳聋眼花，记录不全，尽其所有，斗胆都整上了。

你看着办吧，无用的、不妥的，弃掉；重大而遗漏的就补上。

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把这些字落到纸上。

这次苏南、上海之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中国是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

那些并不相熟而还坚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可能把你我当作住在接近天边的、甚至是天上下来的人，敢于向我们说出他们心里的忧虑，寄望于我们。我们如何办？

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首题为《夜宿山寺》的绝句，多少年我只感到谪仙人实在富于想象，充满了浪漫主义，实在好。今年才突然悟彻，原来他也是怀着痛苦和嘲讽的心情写的！身居高楼，接近天人，就愈不敢讲话，这不是悲剧吗？怎么好？我没有固定的意见，你看着办吧。

也许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像苏共的有些要马克思主义而又无力坚持的同志们一样，学元稹《行宫》中那种“白头宫女”：“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待到一切过去之后，对着宫墙叹息！

我是不是太悲观？回到北京再探讨。

 

祝好！

                                         西  雅

1992年5月12日

 

    （注：回到北京，正是贯彻“南巡讲话”的高潮，太不合时宜了，自然不能上送。

现在刘实同志已在重病之中，“闲坐”也不行了，更“说”不了了！

我们祝愿他早日康复

2014年4月16日）

 

在调查过程中，地方和基层的同志们，结合实际情况，对贯彻中央二号文件，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和意见，其中有些值得注意。

 

一、关于加快发展速度

一路上我们看到，多地都在根据邓小平认为江苏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太慢了”的指示，从新讨论92年计划和“八五”规划，提高增长幅度。有的劲头很大。我们没有到张家港去，据说张家港“解放思想”，提出上级同企业之间以企业为主，条块之间以块为主；实行干部不下班、不过星期天的制度，工人工资每月只发40%，60%到年底结算等办法，同周边地区竞富，说要把江阴淹在长江水中。常熟市的同志们认为，要江苏快一点，实际就是要苏南快一点，现在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前面标兵多了，后面追兵少了，压力很大。”他们提出要破“满”字、“稳”字、“怕”字，树“敢”字。91年工农业总产值132亿元，92年要净增加30亿元。为此，仅技改投资就要争取投入六七亿元。然而，对于加快速度，许多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干部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对于张家港的做法，苏州市的态度是，可以让他们试，但不宣传；一些周边地区的同志认为，张家港有点像58年大跃进，是不扎实的。有的说，经济不要过热，经济工作是有规律的，不要打擂台。不然，又会重复投资、通货膨胀、物资紧缺，几年以后又要调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教训太大了。现在有的县委已经在说：市委要多大指标，我就给多大指标。有的厂长说：急急忙忙加快，到时候，可能又要关闸门。所以大家快快挤，挤进去占便宜。闸门一关，又是一批半截子工程。一位乡镇企业的负责人说：邓小平的话是对的，但贯彻中可要注意，只能做加法，不能做乘法。有的说：经济，希望中央宏观要控制住，不要哄，这上那上，令人担心。根据这种认识，有的企业领导干部认为也没有什么压力问题，反正自己得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去做那种根本做不到的事。

我们认为这些身处第一线指挥员岗位的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贯彻中央二号文件，态度一定要积极，凡是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一定要解放思想、尽力去做；但是解放思想必须同科学态度相结合，必须实事求是。这些同志们在贯彻中央决议时能注意瞻前顾后，从实际出发，证明他们正在向着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道路上前进，是可贵的，值得珍视的。

 

二、关于全面认识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和坚持两手抓的问题

我们所碰到的各地方和基层的领导同志对邓小平提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都是拥护的，认为应当这样做。但他们也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苗头。

他们说：现在存在对二号文件理解上的片面性。有人认为邓小平谈话了，要加快改革开放了，可以什么也不要了。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都不谈了，甚至隐隐约约有加以淡化的味道。有人认为搞改革了，企业中不需要党和工会了。说：股份制企业中是没有党和工会的。说：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没有党组织，不是搞得很好吗？也有人认为：再也不要问“姓社姓资”了。有人担心不需要三年，党就会丧失领导权。有的大学生甚至说：我们是不是要慢慢地、慢慢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去。进而说：邓小平领导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资本主义。

我们所碰到的地方和基层的领导同志都不同意这些看法和说法，感到担忧。他们有的说：前些时，苏联解体，宣传和平演变多，现在不能因为邓小平谈话了，又不宣传了。不应引起思想混乱。思想混乱，必然导致工作混乱。有的认为在企业中，党的领导不能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变，职工主人翁地位、党和行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民主管理不能变。有的同志说：要搞社会主义、共产党要执政下去，不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是不行的。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中如果没有了党组织，也就完了，就想邓小平讲的，垮起来只是一夜之间。有的同志认为还应警惕经济一放松，又像87、88年那样，从新出现大量经济犯罪案件。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提出的企业领导体制的三句话：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对头的。希望：一要全面理解，不要各取所需；二要不再乱改变，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引起思想波动；三是不要再争论了。有的希望上级党和工会要大胆宣传；有的提出《企业法》中对党委只有几个字，党委无所适从，希望有几条明确的原则。

也有同志提出企业领导体制那三句话，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讲的是组织；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讲的是个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讲的是阶级。三者是不对应的、扭曲的。从上下关系来看，基层以上是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只有企业由厂长个人负责，上下也是不对应、扭曲的。

他们认为，搞好企业，建设好党政班子是关键。一个精明能干的厂长，一年两年可能搞好，但不会持久。要持久，必须党、政、工形成集体。厂长也不应只是一个人，行政班子也应有个集体。有的同志考察了一些工厂，看到有些厂长业务能力很强，党和群众观念弱，搞不好；相反，厂长个人能力差些。党和群众观念强，能搞好。

苏州、无锡的企业在承包后，一般都建立了经营领导集团会议，由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工会主席组成，企业的重大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作出决定。建立这个会议，使企业有了一个领导班子，可以集体决策，比只有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好。但是，经营领导集团会议同党委会议往往是合一了，除去纯粹是党内问题外，党委会就很少开，党的民主集中制也不健全。

在学习贯彻二号文件过程中，有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提出厂长、党委书记可以由一人兼任，并认为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能人也要用。在这个问题上基层的领导同志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厂长、书记一人兼，说：企业中就应党政一体化，在机构上一个脑袋，不要分设，使党的工作同经济紧紧连在一起。不然，人财物不管，思想保证、政治核心是空谈。有的主张相反，说：工厂的书记、厂长分开好，现在厂长权力大的不得了，没有一点制约不行，当然，素质好的一人挑也可以。他们共同认为，关键是提高厂长、书记的素质；有明确的制度。实质上他们都关心充分发挥党在企业中的作用。

关于职工当家做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民主管理，同志们认为：三资企业很难讲职工有主人翁地位，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三资企业工资虽然高，但医疗保险、住房等全不管，他们职工的住房由职工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家属向我们要。我们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我们的职工在企业中有安全感；我们的职工同企业不仅是一种工作关系，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是在实现人生价值，所以有凝聚力。我们的职工到三资企业去，都很有能力，说明我们的职工和企业素质都是好的。现在，往往把我们的短处去同人家的长处比，看不到我们的长处。实际上如果去除我们的短处，发挥我们的长处，我们把职工的内在积极性发挥出来，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可能超过他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企业同职工的关系搞成老板与雇工的关系。有的同志还提出，企业实行股份制，股东会同职工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关系。

总之，在强调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同时，怎样坚持两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还有许多认识和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当前，确实又显露出忽视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忽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苗头，是值得重视的。

 

三、关于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了解到，在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这个总题目下，许多企业都在着手进行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从多数单位来看，态度是积极的，步子是稳当的，做法是根据实际情况、有创造性的。但也反映出不少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

有的企业搞得好，87年下半年就搞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制定了人事、劳动、分配和富余人员安置办法等制度，使企业内有了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现在职工有了主人翁态度。厂长说：现在我真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了。

大多数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都是先从干部做起，先精简二三线。一般说，二三线却是臃肿，都认为可以精简20%左右。但许多企业认为一线生产工人并不是多，而是紧，需要充实加强。有的厂长说：我们一线不动，一线动乱了，不得了。有的棉纺厂，一开始同工人签劳动合同，有些工人就不签，要走。她们本来不愿干，要走，但走每人要付2000元培训费。现在，有权双向选择，她们就快走，免得签了合同再走又得拿钱。所以，许多企业和地方是慎重的。有的市，经济情况比较好，他们对“破三铁”采取不多讲、不急于的态度，认为：江苏省内应分工，徐州可以集中“破三铁”，苏南应另有侧重。有的企业领导人认为，搞全员劳动合同制没有必要，大家都是合同制，谁是主人？有的厂长认为劳动合同制要搞，但不一定提“三铁”，对好工人不仅不破“三铁”，还要给一只金饭碗。大家都不赞成轻易使职工失业，有的说：十二亿人，总要有饭吃，不好好干的少吃点，但不能没饭吃。有的说：少数人过得舒服一点，多数人过得稳定一点，绝少数人过得紧张一点。有个单位说，他们搞岗位技能工资，要使25%的人“甜一甜”，65%的人“稳一稳”，10%的人“慌一慌”。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厂97%是无固定期和10—20年的长期合同，2%是5—9年或5年以下的中短期合同，不到1%的人未签合同。其他厂也差不多。对于下岗的职工，普遍地主张先开渠后放水，经过细致安排，广开生产门路，绝大多数都可得到安排，真正需要推向社会的是绝少数。

对于企业的这种做法，有的新闻界人士认为他们力度不大。他们答复：我们认为乱糟糟不行。发展、改革都要依靠工人阶级，必须考虑职工利益，不能拿职工开刀。

他们对于所传的用“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三铁对三铁”的说法普遍持批评态度。有的说：形成整工人的舆论是错误的。有的说：以三铁对三铁，铁同铁碰撞是要出火花的。有的说：以三铁对三铁工人想不通，认为，把我们当什么了？铁刀向谁砍？社会上流传“大刀向职工们的头上砍去”是错误的。主张尊重人、关心人，以柔克铁，要疏导，不能堵，更不能用刀砍。有的认为：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乡镇企业的职工可以回去种田，城里职工没有退路。认为：破三铁有个“破”与“立”的关系，现在强调“立”不够。“破”容易，要以“立”作保证，“破”应当以稳定为前提。“破”要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利规定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的经济管理机关负责人说：现在是要建立工人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增能减的制度。但将来，五年十年以后，恐怕要巩固三铁，因为企业并不希望职工流进流出。同志们还对上海有的企业搞“模糊工资”提出疑问。

但是，也有别的经济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认为：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调整。现在我们的待业也不像真正的待业，已经做了最大的照顾，现在手段还要更硬一点。

我们感到，大多数一线的领导干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正在认真地、稳当地推进这项改革，力争改革健康发展。但是，无论是指导上、认识上、实际工作上和舆论上，确实都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明确。

 

四、几个理论问题

（一）、邓小平说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人认为这三条标准本身并不能帮人辨清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三条中没有一条政治内容。有人反映社会上有人问：现在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外壳，资本主义的内容？

（二）、有人问“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是否就无所谓“姓社姓资”了？现在乡镇企业干部腰缠万贯，党风没有什么好转，社会风气没有什么好转，没有做到两手硬，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这样发展，是不是要反作用于整个经济，真正变成资本主义？

（三）、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还有没有？搞全员劳动合同制同几十年的固定工制到底好多少？说：主人翁地位是广义的，主人主要是要负责任，失业到社会上去也仍然是主人，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只是举几个例子，理论上需要弄清楚的问题还要多得多。

 

五、组织原则问题

有人反映社会上有人议论：为什么邓小平要到南方去发表这些谈话？为什么不能找中央常委谈一谈，由中央作出统一决定。认为这样的党内生活是不正常的。

有人甚至说：邓小平党内什么职务也没有了，怎么还指手画脚。有人说担心“邓国老”百年以后怎么办？

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同志反映这些情况，是怀着忧虑不安心情的。他们都感到社会上的这些混乱思想是必须做好工作，加以解决。但是，他们都感到自己也说不清楚，才向我们反映。

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向中央反映。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