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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者按：2009年，CCTV的网站上出现一篇文章，结合江涌在《瞭望》杂志上发表的揭露国外利益集团对华干涉、私下动作的文章，揭秘胡舒立及其当时领导的《财经》杂志如何选择性揭黑，帮助外资打压国内企业。当时的央视网(cctv.com，现在是cntv.cn)能源频道由北京合信诚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合作建设，内容和经营都由其负责。其总裁刘锦调查回复：是后别人提供了内容给其员工刘某(此文责编)，且只在後台生成，不知为何会被人转载链接。刘锦表示马上删除此文，称“我不想掺和《财经》这些人和别人的恩怨。”此文虽被网络广泛转载，却找不到原始作者。但其中提供的事件、时间点应该都可以考证，兹转载于此，供读者参考，同时附上江涌的相关文章及水火网友当年揭露胡舒立的雄文，央视网文章内容上对这两篇文章都有吸收。

　　与对待中国企业不同，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种种弊行，胡舒立和《财经》企业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

　　据新华社《瞭望》杂志报道：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其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文章所指并非危言耸听。随着一些媒体“得天独厚”的资金实力、传播手段等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制造了一连串轰动的“黑幕”、炮制了一系列所谓独立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的决策面颐指气使，误导国内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财经》杂志揭黑性报道的实质

　　“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胡舒立创办的《财经》，在创办开始的几年内屡有斩获，以其全景式的报道方式透析“琼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发“银广夏”，掀开“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惊全国。

　　现在回转头来看《财经》的揭黑报道，其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

　　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然而，《财经》关键时刻的揭黑报道对于外资来说是个大利好。来看一个事实：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外资金融机构叩开国门，五年大熊市，此时的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好价格。

　　再反过来思考，假如当时的揭黑报道是偶然所谓，《财经》掀起的“揭黑风暴”，为什么这几年却不见踪影了呢?为什么在外资幸福地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呢?

　　并且，与对待中国企业不同，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种种弊行，胡舒立和《财经》企业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瑞银承销中石油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判断;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以“高盛进入中国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以“独立、独家、独到”自诩的胡舒立及《财经》杂志，联合谢国忠、许小年对亿万百姓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时，或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当“谢国忠们”唱空中国楼市、股市的时候就不能奇怪《财经》照样在显著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的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论调了。

　　胡舒立其人其事

　　这是一份中所周知的建立：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已将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美国的“民间机构”星罗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世界新闻研究所”全称叫wordpress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除胡舒立外，还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吴昌华现任由汇丰银行等40多加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机关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难道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

　　胡舒立在美国一直待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一年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

　　此后胡舒立1992年从认知10年的《工人日报》到众多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编辑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他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蹊跷的是，1995年COFJ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此时《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银广厦黑幕等还没被揭露，胡舒立个人离开中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是什么报道能让胡舒立担当“杰出新闻记者奖”的荣誉呢?

　　不过，1998年胡舒立创办的《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认总编，就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了。

　　看这份公开的胡舒立简历会发现，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访问”、“培训”、“进修”等孜孜不倦的给予培养，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将”;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选拔出来，评她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科技精英平起平坐。

　　至于美国人的那个“HR实验室”的“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胡舒立有过什么价值?最具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则似乎欠缺一点解释。

　　总之被包装成了名记之后，胡舒立就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不满意《财经》和许小年唱空中国股市，写了一篇“《财经》杂志悠着点儿”的文章，事后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胡舒立主编，希望能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但被婉言谢绝。之后刘教授听说《21世纪经济报道》有魄力，准备删减后稿子在那儿发表，结果也无果。

　　事后刘教授才听说，“《财经》杂志在北大办了基金，奖励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财经记者要想获得那个奖，那当然不能得罪《财经》杂志。”刘教授在博客中感叹：“令人尊敬的互助便已是中国财经界的女杰，除了我这样一把年纪也没什么发展前途的人，谁又得罪得起呢?”

　　《财经》的资金哪里来?

　　凭借胡舒立《财经》之前乏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够步骤鲜明、点穴掏心的完成《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呢?是不是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有利于证券行业的胡舒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再者，《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由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解析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

　　《财经》的钱从哪里来?

　　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清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态，但是它不但“采访费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一个内宣刊物，也需要外频翻译?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事实上，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民间私密调查队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旃檀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

　　据财经内部人士透露，《财经》杂志的收益主要来自三部分：广告、发行和举办会议、活动等。其中会议活动资金五分之四来源于跨国公司(含金融机构)，资金里三分之一强是国际投行注入的。

　　在广告发布方面，通过对其2008年第5、8、9期的样本分析，跨国公司在其刊登的广告页数分别为：35、40、45页，占广告总量的90%以上。

　　那些被“连锁”了的媒体

　　今年5月6日，《环球企业家》推出谢国忠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这次，谢国忠的文章没有在《财经》发表。

　　但仔细思考不难发现，《环球企业家》推出的两位总编中，总编辑李勇和胡舒立在《工人日报》有同事之宜，1998年《财经》创办不久，就投入胡主编的麾下，此后辗转高升，直至《环球企业家》总编。另一个执行主编叫杨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财经》任高级记者。

　　当胡舒立在救市上推出“三不主义”引起举国震怒的时候，深谙张弛知道的《财经》暂敛锋芒，而《环球企业家》此刻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我们要问，全国五花八门的媒体里，还有多少个“李勇”、“杨福”在辛勤工作呢?

　　5月6日，谢国忠反对“救市”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发表后，当日新浪网以《泡沫悖论》为题，将其挂上该网站财经频道首页，差不多同样时间，搜狐以同题目将该文在首页看出……该日，中国的专业财经网站如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无不以各样的标题，隆重刊出这篇文章。

　　同日，人民网、新华网在财经频道刊登《瞭望》杂志刊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的文章却鲜有人问津，新浪不登，搜狐不理，各大专业财经网站更是视而不见，这篇思考总结几年来关于中国寂静问题的重要文章，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摩根的“经济学家”谢国忠难道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远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有更强的话语权吗?中国作家协会的《环球企业家》难道比新华社的《瞭望》更重要吗?

　　单凭这一个例子还不能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谢国忠话了，胡舒立化了、美国金融资本家化了，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已经将新浪、网易、搜狐、等中国的有线门户全部卖给了美国人了，我们将空中网、中华网、华友世纪等中国的无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甚至我们将楼宇之间的广告传媒——分众传媒也卖给了美国了……

　　根据CNNIC的报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网民大概是2.4亿个，超过美国的2.1亿个。同样是CNNIC的第21期报告，到2007年，大约有73%的网民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2.4亿网民，有1.75亿是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可以认为，中国最有知识、最有财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都在通过互联网了解着这个社会的信息。

　　然而中国人打开电脑，信息是美国人传送的，打开手机，信息是美国人传递的，站到电梯前，广告也是美国人传递的……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我们也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当互联网只剩下谢国忠、许小年、胡舒立的声音的时候，中国的百姓还有信心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吗?

　　这些商业化网站，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看起来规规矩矩，看起来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无法让他刊登《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这样的文章，你无法让他将夏斌做得比谢国忠重要。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在着一点点的偏颇之间，他们就将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进一步人为地造成“完全信息部队称”。

　　到21世纪，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宣传也应随之相应变化。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份视察人民日报是，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键在班子，在队伍、在人才。要大力加强新闻轩窗战线领导班子建设，把思想政治坚定、组织能力突出、熟悉新闻宣传工作、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确保新闻你轩窗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江涌：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江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